陈其美
陈其美近代民主革命志士，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公谊私交非同一般。1906年，陈其美经同乡兼盟兄周淡游的荐介，结识了正在东京求学的蒋志清(蒋介石)。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为义兄弟。1916年5月8日，陈其美（字英士）在上海被袁世凯的刺客所杀。孙中山扶尸痛哭；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陈其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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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创奇人生
1916年5月8日，陈其美（字英士）在上海被袁世凯的刺客所杀。孙中山扶尸痛哭，悲伤至极，5月20日他在给黄兴的信中说：”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4天后他在给日本友人田中义一的信中也说“陈其美君在沪尽瘁国事，虽经几番顿挫，但该君之勇毅精诚，实为我同志所共同赞叹。”并亲撰祭文，誉为“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湖州碧浪湖畔至今还有孙中山亲笔题写的墓碑，以及“成仁取义”、“气壮山河”等坊表，评价之高、痛惜之情都前所未有。从1906年加入同盟会，到1916年被刺身亡，陈其美的政治生涯不足十年，却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1927年由他介绍参加同盟会的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他当年沪军都督府的部下有不少身居要职，他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四大豪门家族之一，他因此而身价百倍，名声之显赫几乎盖过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
头角初露
陈其美，字英士，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读过七年私塾，15岁丧父，在一个小镇的当铺一共当了12年多的学徒，27岁到上海做了两年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1906年春他29岁那年才在弟弟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
在日本的两年他先后学习过警察、法律和军事学。同年冬加入同盟会，并介绍同乡黄郛、蒋介石等入会。和同时代的浙江籍革命党人相比，他出道较晚，与光复会也毫无渊源。那个时候的他并不出色，直到回国时仍是默默无闻，在孙中山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他之崭露头角是在1908年回国后在上海的活动。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杀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孙中山正面临危机，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从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困境下陈其美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从空言渐进于实行，“党势为之一振”，因此引起了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注意。
他在上海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领：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多有党羽”：创办精武武术，以霍元甲为总教师，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哈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了李平书、朱葆三等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等，使同盟会在上海有了比较扎实的社会基础。他还先后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又协助于右任创办著名的《民立报》（于右任在陈殉难后写下《哀社之友》一诗，有“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的句子）。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因为他在上海有社会基础，熟悉情况，又是杨谱生的亲戚，就委托他为庶务，主持日常工作。
这是陈其美崛起上海之初，孙中山说他“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进。”
抢任沪督
陈其美自称书生（“其美一书生耳”），却行动果断、敏捷，以“四捷”著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
武昌一声枪响，不久上海也宣告独立，后来的史书往往归功于陈其美，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说当时响应最有力、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实际上，当时李燮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燮和早年加入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亡命南洋，以教书为业，在华侨中威望很高。陶成章重组光复会，曾得到他的大力帮助，成为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前，回国在上海策动新军。本来，陈其美已和他约好共同起事，但陈以为上海可以唾手可得，就提前一天抢先进攻江南制造局，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
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是同盟会员外，其余多数是上海 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未及开战，陈其美即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全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应该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的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上都高于陈其美。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亦有记载。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会推举上海都督，大家几乎一致推李燮和，连李平书也表示赞成。“但陈其美利用其青帮弟兄，哄堂鼓噪，大闹会场，反对李燮和”，为了顾全大局，李“力示谦逊”，陈其美就这样被举为都督（也有说李燮和因为疲劳睡着了，等他醒来陈其美已是都督，推举都督的大会没有一个光复会成员参加）。会议一结束，街头就出现了安民布告，上面赫然盖着沪军都督的大印，原来他早在起事前就已准备好了，陈其美“四捷”之名果然不虚。
李燮和在吴淞也称军政分府都督，一时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有一天，李燮和在吴淞车站前往上海，陈其美曾派人前去刺杀，但没有成功，只击毙了李的卫兵。李最后被迫离开上海，陈终于独享上海光复的胜利果实。
那时的上海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陈其美也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经常“在外冶游”，“花天酒地”，风流倜傥，被称为“杨梅都督”。然而在列、中山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只有沪军都督府是全力支持他的，他成为孙中山得心应手的骨干。所以孙中山说他“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陈的参谋部长黄郛与都督府许多中层干部后来都是民国政局中的要人，如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吴忠信、张群、陈果夫等，沪军都督府也可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滥觞。
讨袁失败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陈其美也辞去沪军都督，但他没有去北京就任工商总长。直到1912年秋天，他才与黄兴继孙中山之后进京。孙中山曾乐观地向袁世凯建议，请袁练兵十年，自己修铁路十年，黄兴开矿十年，陈其美兴工商十年，就可以富国强兵。孙被委任为全国铁路督办，黄为矿务总办。据英国外交官的报告说陈“将被派往国外调查政治制度”，袁曾经要送陈其美17万元，作为出洋游历之资，劝他勿问国事，遭到他的拒绝。不久，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中山提出诉诸武力，陈其美当时是支持黄兴“法律解决”主张的。“二次革命”无可挽回地迅速归于失败，他也成为“宁沪之乱”“首魁”之一，袁世凯出五万元的赏格缉拿他。1913年11月，陈其美被迫亡命日本。这时候他却指责黄兴——“南京是黄留守旧地，讨袁军系黄之旧部，不战而溃，弃地而走，黄兴不能辞其责！”他那封著名的长信总结教训追究责任，最后塑造出一个一贯正确、凡事正确的孙中山形象，无疑他是神化孙中山的始作俑者。也难怪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要全文附录。
参创新党
孙中山第二次流亡日本，痛感失败是党内意见不一造成的，决心组织一个高度服从领袖的革命党。陈其美极力支持孙毁党造党的主张，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在中华革命党里任总务部长，主持组织工作，地位仅次于孙。
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帮会秘密结社的方式、方法，用来约束党员、控制组织的一整套就是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并且得到孙的同意的。党章规定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其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还要求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党员如果叛党，除本人处以极刑，介绍人要负连带责任。仅从内部组织上看，这个中华革命党更像一个帮会式的组织，而不像是革命的政党。难怪黄兴这样的革命元勋都拒绝参加，他们对陈其美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尤其不满。实际上这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低潮，是他政治上的一个败笔。在接下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
洪宪帝制呼之欲出时，陈其美在上海组织暗杀了袁的大将郑汝成，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笔。袁世凯对爱将被杀耿耿于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临死前不久，还重金收买刺客将陈其美刺死。陈虽然用帮会的极刑约束部下，但最后还是死在两个叛徒（程国瑞、李海秋）的手里，年仅40岁。在赏金面前，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死后半个月，袁世凯也呜呼哀哉了。
杀害志士
1、枪杀 陶骏葆
除了派人行刺曾救过其命的李燮和未遂外，陈其美的另一桩残害革命党人的暴行，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攻克南京后十天，陈其美在沪军都督府内下令枪杀了参与攻克南京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当时陶骏葆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便派卫兵将他逮捕，反剪双手，并用布包其面，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他杀害。陶骏葆遇害后，他的哥哥陶逊为此发表了一封很长的电函，质问陈其美为什么“同类相残”、“任意屠杀同志”？陶逊愤慨地谴责陈其美如此“刀弹交错、从心所欲”，使都督府沦为“绿林盗窟”。引《民国经世文编》中还有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致陈其美的三个文件，都是谴责他滥施逮捕、无法无天的行径。由此可见，在陈其美这个革命党人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权、法治的观念。
2、暗杀陶成章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幼年之时就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受一些新学书籍，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他负责光复会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草鞋，日行百里，奔走革命。陶成章对鲁迅（光复会成员）十分信赖，常到鲁迅寓所谈论革命，兴起时往往口讲手划、眉飞色舞，告诉鲁迅什么地方不久就要“动”起来，什么地方已经“动”起来。由于多年不辞劳苦奔走革命、多次或策划组织武装起义，陶成章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影响。
由于陶成章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了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
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悉心转谋浙江都督一职。其时，在革命党内许多人并不信服陈其美，大家有意让陶成章主事浙江。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5团团长。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1908年春蒋介石东渡日本后，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 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当陈其美交予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蒋介石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蒋介石睁开眼，却意外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听见有人呼唤便拉开门，然后随着一声枪响凄然倒地。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对其惨遭暗害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 1000元缉拿凶手。不多日，王竹卿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蒋介石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被刺身亡
陈其美数次起兵讨袁，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袁先派人给陈其美送去70万元，让陈出洋游历，并威胁说，否则就用这笔钱作经费，买通刺客对他下手。陈其美听说后哈哈大笑，予以拒绝。
袁世凯于是命令驻军上海的张宗昌负责刺杀陈其美。两次刺杀陈其美失败后，袁世凯派他的贴身卫士袁继良带着一个名叫李海秋的人来到上海。
当时，中华革命党经费极缺，陈其美整天为此事发愁。李海秋开设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扬言购买日本机械，需要向日本银行贷款，想请陈其美做中间介绍人，贷款100万元，可得百分之三十的回扣，陈当即答应。1916年5月18日下午，李海秋带领同伙程国瑞来到陈宅“谈生意”（按：陈其美遇刺缘由和情形，另有说法，参见“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载于边芸编著：《喋血刀锋：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借机刺杀了陈其美。
蒋介石听到陈其美遇刺的消息，马上赶来抚尸痛哭。孙中山刚由日本回国，也立即赶来，流泪不止，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陈其美死后，海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唁电、祭文、挽联、挽额络绎不绝。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5月18日，举行了陈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来发表演说：“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www.ngnvip.com）
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
陈泽祯现在的身份是面包店老板。在北京很少人知道，这个谈起面包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面包老爹”有着怎样显赫的家世：他的祖父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左右手、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陈其美；他的两位堂伯是国民党CC系创始人陈立夫、陈果夫；他的父亲是台湾著名企业家和金融家陈惠夫。
而提到陈氏家族，陈泽祯习惯说“他们陈家”，好像自己不是陈家的一份子，他说这么称呼是为了让自己“更客观”。 陈泽祯曾做过12年台湾《联合报》驻日特派员，他把“客观”看得很重要。
祖父和蒋介石情同手足
陈氏家族的兴起，要从陈泽祯的祖父陈其美说起。
陈其美1878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兄弟三人，陈其美排行老二，兄长陈其业（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弟弟陈其采。当时的陈家并不富裕，陈其美28岁靠当清军都统的弟弟资助，才得以留学日本。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与黄兴一起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
1908年，蒋介石到日本振武学校留学，同年加入同盟会，与陈其美结识。“蒋介石是我祖父一手提携起来的，”陈泽祯说，“辛亥革命时期，我祖父给当时在日本的张群、蒋介石等人发电报，要他们马上回国参加革命，还有何应钦，那时都是我祖父的助手。”
1913年二次革命时，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讨袁总司令，与袁世凯公开决裂。“袁世凯曾派人找我祖父，送给他一大笔钱，让我祖父不要反对他，去国外舒舒服服地做寓公（凡流亡寄居他乡或别国的官僚、士绅等都称“寓公”）。我祖父不肯收，他就派人带口信说，那些钱早晚要用在你身上，意思是会派人暗杀他。”
当时宋教仁已经被袁世凯暗杀了，孙中山很担心陈其美的安危。“我祖父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死，就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说您如何寄希望于我，请如何寄希望于蒋介石。”为了提高蒋介石的地位，陈其美与比他小9岁的蒋介石结拜为兄弟。
1915年初，陈其美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先后策划了一系列反袁军事行动。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袁世凯派的枪手所杀。“他的朋友不敢收尸，是蒋介石将祖父的遗体带走安葬的。”
“祖父遇刺后的第二年，孙中山率上万人为他在湖州老家举行了国葬。1995年我第一次回国到湖州时吓了一跳，那个陵寝的规模是全国第二大的，湖州人叫它‘小中山陵’。”陈泽祯说。
陈其美去世时，长子陈先夫四岁，次子陈惠夫只有两岁。“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我的两个堂伯陈果夫和陈立夫拉拢在自己身边。”1925年，留美回国的陈立夫任蒋介石机要秘书。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9年，29岁的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同年，35岁的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陈果夫是哥哥，比陈立夫大6岁，但现在提到他们兄弟，人们习惯把弟弟陈立夫的名字排在前面。陈泽祯解释说：“这是因为陈果夫身体不好，辛亥革命时期就患上了肺结核病，陈立夫的名气比哥哥要大吧。陈立夫成立了‘中统’，又建议成立‘军统’，国民党中很多声名显赫的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
堂伯陈立夫在美国养鸡
陈泽祯告诉记者：“人家都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其实他们三家是联姻的，陈家与宋、孔两家没什么来往，和蒋家就很复杂了。蒋、陈两家的关系，有感情层面的，也有政治层面的，两方面互相影响，这一点在到台湾后体现得更明显。”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面临党内空前的压力。蒋介石、孙科、陈果夫三个人曾在一起商量，谁来承担丢了大陆的责任？陈果夫说，如果有机会重回大陆，军事重于政治，那么一定要保蒋介石。这个责任就由陈家来担吧。
于是，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宣布由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名单，陈果夫只得了个中央评议委员的虚衔，陈立夫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1950年8月，陈立夫以参加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带全家离开台湾去了欧洲，后来定居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开始了远离政治的生活。陈泽祯说，有人说陈立夫是被蒋介石骂走的，那是谣传。“蒋介石爱骂人，陈立夫当初从美国留学回来给蒋介石当秘书的时候就说，‘你不许骂我，骂我一次我就走人’，蒋果然没有骂过他。但最终陈立夫可以说是被蒋介石逼走的。”
为维持生计，陈立夫办了一个养鸡场，养了5000多只鸡，捡鸡蛋、添加饲料、清理粪便都要自己动手，还一度卖起了辣酱。台湾“内政部长”谷正刚有一次顺路去探望他，都傻了，那时陈立夫也60多岁了，瘦瘦小小的一个老头儿，一大锅辣酱一下子就搬起来。1964年，陈家附近森林起火，把陈立夫的鸡舍烧毁了，所幸当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次子陈泽宁已经博士毕业，可以略微资助他。“陈立夫在美国的生活真是很窘迫的，有人说蒋介石给过他钱，反正我没听说过。”
陈果夫1951年8月在台北病逝，遗憾的是临终没能见到弟弟陈立夫一面。
1965年，李宗仁回大陆的消息给了蒋介石很大刺激，“为了达到平衡，蒋介石开始邀请陈立夫回台”。1966年，蒋介石借八十大寿之机再次邀请，陈立夫才在离开台湾16年后首次回台。“我父亲看到陈立夫的衣服都很旧了，出钱给他做了两身西装。”陈泽祯说。
1969年，陈立夫回台定居。“蒋介石先后给了他9个政治职务，他都不肯接受，只以总统府资政的身份搞文化复兴运动。”后来，陈立夫又担任台湾中国医药董事长，被称为“中医保镖”。“很多人找他求字，他就提出润笔费分文不取，都直接交到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用来做中医药研究。”
陈立夫晚年为促进两岸统一做过许多努力。陈泽祯告诉记者：“他曾经提出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共信，并用100亿元台币在大陆设立用于建设和救灾的专用基金。这个提案已经在中央评议会议通过了，但李登辉不肯执行。很遗憾。”陈立夫不赞成陈家后代参与政事，在他93岁高龄时，给陈泽祯写过一幅字：绵延子孙但具气骨，清华门楣何需望族。
父亲与蒋纬国最为要好
陈其美的遗孀姚文英到台湾后一直和次子陈惠夫一起生活。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九点，蒋介石都会专程去陈惠夫家拜年，看望这位“大嫂”。为此，还专门在陈宅门前修了柏油路。
陈惠夫是台湾著名的企业家和金融家，曾任台湾“交通银行”副总裁、“台湾中华票券金融公司”董事长、“中本纺织公司”董事长以及“复兴航业公司公股代表”。陈惠夫有三子两女，陈泽祯是最小的孩子，1946年在南京出生。
“小时候，我常常见蒋介石的，我哥哥封我为‘六朵梅花’将军，我还跑过去问他，和五星上将比，哪个大？”陈泽祯回忆，虽然时常与蒋家往来，但到台湾后，父亲几乎不再与从小一起长大的蒋经国说话。蒋介石迁居阳明山时，蒋经国曾到陈家请陈惠夫去担任阳明山管理局长，陈惠夫大怒：“我不会拍你马屁，拍你马屁对不起你爸爸！你也不用拍我马屁，拍我马屁对不起我爸爸！”便将蒋经国赶走了。
虽与蒋经国不睦，陈惠夫却与蒋纬国最为要好。提到蒋纬国，陈泽祯不住地说：“纬国叔叔真是好人，真是好人。”
关于蒋纬国的身世，一直有传言说他是戴季陶的儿子，并非蒋介石亲生，陈泽祯至今还记得，有一次蒋纬国来找他父亲。“爸爸问他，你到底是谁的儿子？纬国叔叔很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见到戴季陶，还问他我到底是不是他儿子。戴季陶让我去他家，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后面墙上挂着巨大的蒋介石画像。他就让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就让我走了，我也不明白呀！’”
陈泽祯也与蒋纬国非常亲近，有些心里话不能对父亲说却可以对蒋纬国讲。“我父亲去世后，纬国叔叔把我找过去说，‘我这里你随时来’。”
我从混世少年到“面包老爹”
1983年，陈惠夫临终前，特意把陈泽祯叫到跟前，“他问我，你知道我们陈家的家风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又穷又硬！”和外界普遍猜测的不同，作为台湾著名企业家和金融家的陈惠夫，其遗产只有600万台币（合人民币120万）。
“我也是‘又穷又硬’，但有的时候太‘硬’了。”陈泽祯自嘲。
陈泽祯的哥哥姐姐都斯文有礼、喜欢读书，唯独他被视为家里的“怪胎”。回忆童年，陈泽祯大笑：“小学五年级我就留级，初中在台湾‘混太保’，一年换一所学校。高中谈恋爱，家里没办法了，把我送到香港去读书，结果我伙同台湾太保和香港飞仔打架，又被退学了……”回到台湾后，陈泽祯剃光头以明志，发奋读书，考上了有“台大先修班”之称的建国中学。
少年陈泽祯把打架视为行侠仗义，把偷父亲的西装换钱给朋友救急当做仗义疏财。“人家评价我祖父是游侠似的人物，他的事可以补《史记》里的《游侠列传》，我那时候的理想就是做个游侠。”
高中毕业，陈泽祯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可以替天行道”的法律，硕士毕业后成为《联合报》驻日特派员。
在做台湾《联合报》驻日特派员的12年里，陈泽祯充分体现了他的“硬”。“那时，由于我被视为日本问题的专家，台湾派到日本的代表都很怕我，人家说我见官大三级，不管是谁，做得不对我先劝，不听就抨击，非得求个理字不可。”
陈泽祯的批评对象经常是父辈政坛上的故交好友，难免让家人感到尴尬，为此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诚则真”，“意思是我是诚实地、坚持原则地讲真话”。以“诚则真”署名的文章，文风犀利得经常让编辑也感到害怕。
陈泽祯还以辩才闻名。驻日期间，每周五他都被日本朝日电视台新闻脱口秀节目请去做固定嘉宾。“我提出两个条件，一要允许抽烟，二要能讲真话。每次我做节目，他们的律师就在后面紧张得要死，准备打官司。”陈泽祯的节目是一点到四点半，节目播出没多久，朝日电视台的办公室里就经常接到电话，说为了看陈泽祯的节目，一夜没睡，害得第二天没有精神。
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陈泽祯不满他的“台独”行径，公开在媒体上称其为“李痞”。“后来我连从台湾寄过来的工资都觉得恶心，决心不干了！”陈泽祯辞去《联合报》的工作，连退休金也没拿，跑到美国田纳西州开起了面包店。
“世家不过三代”
陈泽祯从小爱吃，这一点遗传自父亲。上世纪30年代，陈惠夫在上海读中学时，有4所名校分别以“吃”、“喝”、“嫖”、“赌”著称，陈惠夫所在的就是擅长“吃”的那所中学。除了爱吃，开面包店的另一个原因，陈泽祯曾在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刊登的他写给其社长的一封信中做了解释：“为陈氏三代下来，虽自豪‘侠义’，但事实上却始终‘近贫’的陈家子孙，留下一个足以糊口，换言之即是足以养廉、养骨气的倚仗。”
说到做面包的技术，陈泽祯很得意，说自己“师从名师”。1995年，陈泽祯来到在日本烘焙业颇有名气的神奈川县青木先生店里，先后学习了两年半。1997年9月，一家名为“Alpha bakery”的面包店在美国田纳西州开张了。“Alpha 的意思是，‘啊，发啦’！”陈泽祯半开玩笑地说。但其实，这家面包店并没有让陈泽祯“发了”，由于坚持面包的品质，直到2001年这家店才结束亏本的状况，勉强打平。收益虽然一般，名气却很大，当地报纸称它是“一个让你想尝遍每一样东西的地方”，还被顾客称为美国东南七州最好的面包店。
面包店开始盈利后，陈泽祯却放弃了在美国开连锁店的想法，决定把店开到中国来。陈泽祯还记得，1995年大陆第一次邀请他回来的时候，提出的条件令他很惊讶。“一是费用完全由大陆方面负责；二是我可以约见任何人，包括国家领导人；三是不做任何政治宣传；四是我回到美国以后，如果有不满意可以批评大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这种气度，确实了不起。”陈泽祯说，“尤其是我回到湖州老家，看到祖父的墓被重修了，家乡人听说我是陈家的子孙，那些老人家都过来看我，真是让我太感动了。决心一定要为家乡做些贡献。”
陈家人口众多：但多数都在美国生活。陈泽祯有两个女儿，长女陈绍仙定居美国，次女陈绍惠被他带到大陆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硕士。
在台湾，蒋介石曾特批半个山给陈家做家墓，陈泽祯的祖母、伯父、父亲都葬在那里。2000年，陈泽祯把他们的骨灰带回老家湖州安葬。“中国有句老话‘世家不过三代’，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将来谁来照看我祖父和父亲的墓。”陈泽祯说。
陈其美之死
众所周知，陈其美在中华革命党活动期间，由于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所以同黄兴和欧事研究会成员之间积怨甚深。1915年初，中华革命党为摆脱势单力薄的处境，陈其美曾两度致书黄兴，谋求重新合作。但陈其美仍对黄兴的主张持批评态度，强调对孙中山要“必如众星之拱北辰”，党员要“遵守誓约，服从命令”，因而难以为黄兴接受。即使在筹安合成立，轰世凯公然帝制自为，黄兴与欧事研究会以及进步党人兴起护国讨袁的情况下，孙中山仍对他们持怀疑态度，坚持“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振兴民国”的方针，中华革命党仍然在孤军奋战。
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视察军队
当时，陈其美是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作为孙中山的第一副手，是发起起义的实际主持人。1916年2月，陈又被孙中山任命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身负重任，孙中山和陈其美企图踵辛亥故事，谋取上海，以充实中华革命党的实力，取得反袁护国运动的领导权。鉴于梁启超正在筹划组织军务院，孙中山担心“若彼等政府成立，吾党外交更失地位”，因而全力支持陈其美在上海部署起义。辛亥革命时，同盟会领导人没有参加武昌起义，革命的中心一度在武昌，而同盟会领导人则没有在武昌取得领导地位。然而，由于陈其美在上海组织起义成功．并掌握了沪军都督的耍职，更进而支持联军进取南京，于是，革命的中心转到上海，同盟会领导人才得以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有鉴于辛亥革命的经验，为了扭转反袁各派之问的力量对比，中华革命党必须争取上悔起义成功，寸能与梁启超、蔡锷等的护国军派争衡。
然而，护国运动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有所不同。辛亥革命时，清军在上海没有驻扎重兵，而护国运动时，北洋军在上海屯兵两个师，兵权由冯国璋牢牢地掌握着。而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与其他派系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上海资产阶级对陈其关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当时，上海信成、四明两银行的领袖沈缦云、周舜初、虞洽卿等，支持陈其美发动起义，“光复前后9月13、14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向商界所借款项约达366万两。而资产阶级的准军事武装——商团也参加了起义，并支持同盟会系的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遗憾的是到了护回运动时，经历了辛亥、癸丑沧桑的资产阶级，对战争给经济造成的破坏作用十分担忧，所以，不赞成中华革命党的激进卞张，陈其美很难风得到上悔资产阶级的支持。
沪军都督陈其美与全体都督府人员合影
当时，沪上商界对不赞成帝制的冯国璋寄予希望，而冯与沪商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16年3月18日上海总商会在议事厅开幕时，冯国璋派代表前往祝贺，并表示：“请转告商界各业，将军坐镇江苏，自应担负完全责任，万勿误会。”浙江军界于4月12日起义后，上海总商会要求驻沪北洋军队不要派兵赴浙。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副使卢水祥等遂宣布”以保护地方人民生命财产为唯一宗旨”，严守中立。因此，上海商界对驻沪北洋军队“口碑颇美”。上海及周围地区的资产阶级对冯回漳的表现亦感到满意。这样，资产阶级再也不会像辛亥革命时那样支援陈其美和中华革命党人．这就导致了陈其关在上海海地区的孤立无援，屡道失败。
冯国璋（1859年1月7日—1919年12月28日），字华符，一作华甫，直隶河间县西诗经村人，直系军阀的首领，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为“北洋三杰”。冯国璋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冯国璋任中央练兵处任军学司正使，后历任统制和第一军总司令。其为人亦首亦尾，但聪明好学、勤奋刻苦。辛亥革命时率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后曾奉命率军进攻南京，镇压“二次革命”。又出任江苏都督，坐镇东南。袁世凯称帝后曾任命他为参谋总长，后来又让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他均未上任。并联合五将军发出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的通电。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经过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在南京办公。后黎元洪与段祺瑞爆发“府院之争”，引发张勋复辟，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辞职，冯国璋进京任代理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民国七年（1918年）8月13日，冯国璋通电辞去副总统，于民国八年（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民国八年（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当时，孙中山曾屡屡敦促陈其美等上海革命命党人发动起义。但陈其美联系的诲陆军“相顾莫肯先发，尝与约，彻夜候之，卒失期。 一日同安舰受金将发矣，至时，舰长遁，员兵哗乱。宋振发愤蹈水死，公(捐陈其美——引者)悲慨，愈不自胜。”(《陈英士先生生墓志铭》)由于屡道失败，孙中山向日本人所借经费用尽，孙本人于5月3日回到上海，并于9日发表宣言，改变了中华苏命党企图独掌政权的方针，表示将与各派联合讨袁。这样，陈其美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陈其美在上海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力量。但是，陈其美还希望尽最后的努力，图谋再起。为此，不能不筹措款项。然而在饷源枯竭的情况下，他只有铤而走险了。正是在这种面临绝境的背景下，张宗昌指挥下的暴徒，以鸿丰的名义与陈其美接洽，以替陈筹措款项为钓饵，诱陈上钩。陈饥不择食．虽然知道鸿丰公司为侦探机关，仍姑与接洽，希图万一。结果，许国霖等暴徒于5月18日得以进入陈的住处，乘陈不备，将陈击毙。
所以，陈其美之死，从更广泛深刻的政治背景而言，一方面反映了袁世凯的残暴和陈其美及中华革命党的弱点，另—方面也是上海资产阶级抛弃中华命党、抛弃陈其美，与背离袁世凯的北洋派妥协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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