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 – 女娲导航

张伯驹

张伯驹,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过继给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四公子”。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吗?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

张伯驹人物生平

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等职。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伯驹先生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 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

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www.ngnvip.com)

张伯驹的几段姻缘

一年前,偶得张伯驹、黄君坦、张牧石题“杨绍箕孤植小筑图诗书小手卷”,曾写下《高山仰止张伯驹》;前日拍得已故书画家、齐白石弟子王漱石旧藏潘素画、张伯驹题《江天帆影》,又写下了《闲睨古今圭壁双辉——喜得张伯驹、潘素璧合之作‘江天帆影’》。其实,关于张伯驹、潘素二人的书籍、文章很多很多,我的书柜里就有七本。但我觉得,这相关传记类作品有着太多演绎的成份,它们离已经太远。近年来,我注意搜集资料,特别是亲身经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案头堆起已有盈尺,今天整理成文,希望尽量呈现出真实的张伯驹与潘素。

张伯驹出生贵胄门第,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潘素原名潘妃,苏州望族之后,后流落风尘,张伯驹见之钟情,赠联云:“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红袖添香夜读书,张伯驹造就了潘素,同时,也因为潘素,张伯驹才成为了真正的张伯驹。

昨夜星辰昨夜风——张伯驹的四次婚姻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张伯驹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张伯驹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张伯驹的生活,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他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金风玉露一相逢——张潘情定上海始末

《浮生六记》中的的芸娘心心念念要为沈三白物色“美而韵”的女子,这“美而韵”可能就是有姣好的容貌和不凡的气质吧。民国时代出现了很多 “美而韵”的女子,潘素就是其中一个。

潘素原名白琴,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后来,他们在潘素的故乡苏州举行婚礼,虎丘山、拙政园、狮子林留下了他们幸福快乐的身影。他们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而白琴这个原名却成为历史。

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潘素。

只羡鸳鸯不羡仙——张伯驹和潘素的婚后生活

三十年代的潘素是什么摸样儿,《老照片》封面上曾登过潘素一帧1937拍的照片,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多年后,章诒和女史第一次见到中年潘素仍对其美丽大加赞扬: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温柔贤慧是每个女子都应具备的品质,但要做到独立自强,却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做到的,潘素却兼而有之。张伯驹慧眼识才女,为她聘请名师,朱德甫教她画花卉、夏仁虎教她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她绘山水画,从此潘素专攻金碧青绿山水。毕竟有书香门第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她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经过张伯驹、夏仁虎悉心栽培,内秀开发,作品更有了深度。夏仁虎是夏承焘的父亲、林海音的公公,清代举人,做过御史,诗词名气极大。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她绘的《山水》,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合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如《新华梦影图》等。新中国成立后,潘素积极投入新生活,与何香凝一起创作了几十幅山水画,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何夸奖潘的画壮美、有气势。她与著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她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她的《漓江春暖》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称赞,认为“有新气象”。其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被赠送给了英国首相;所临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被赠予日本天皇。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在张伯驹的词中,我们不难体味张伯驹对这份得来不易的良缘的庆幸和满意。张伯驹在婚后偕潘素登峨嵋山时写下:“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云鬓整,风鬟艳,两眉开,净如揩。”而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往往显得特别动情,他写下《水调歌头·元宵日邓尉看梅花》词云:“明月一年好,始见此宵圆。人间不照离别,只是照欢颜。侍婢梅花万树,杯酒五湖千顷,天地敞华宴。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壁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张伯驹与潘素宛如“梁鸿与孟光”,他们不但“举案齐眉”,而且要“日随肩”,这真是令人只羡鸳鸯不羡仙了。还有“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潘素与张伯驹不仅是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更是患难与共的夫妻。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汪伪的一个师长绑架张伯驹,向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名声在外,抗战后家道已中落,并且大部分钱都变成了字画。在危难面前,弱女子并不弱,潘素体现了苏州女子特有的坚韧,在丈夫被绑架的八个月内,她变卖自己的首饰,四处托人,打听消息,全力营救。一边是丈夫深爱的国宝,一边是自己深爱的丈夫,两边都要保全,只要她随便卖掉一件收藏,就足够救人,但她知道不能,卖掉宝物就等于要了丈夫的命。最后在潘素的周旋下,友人们鼎力相助,以40根金条“赎回”了张伯驹,朋友们纷纷称颂潘素侠肝义胆、忠贞不二的品质。也正是拥有这种品质,无论是张伯驹被打右派或文革遭受磨难之时,潘素都不离不弃。

当然,夫妇间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据张伯驹的挚友、帮他买了《游春图》的马宝山回忆:“那回张伯驹举着弹子撵得潘素围着桌子转,谁也劝不了,谁劝打谁。我去了亲手把弹子从他手夺下来。张伯驹说:‘真是气死我了!’”

这种吵架在章诒和的笔下却描绘得有些可爱:

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两情一命永相怜——张伯驹之死

1982年2月26日10时43分,张伯驹逝世,享年85岁。关于张伯驹之死,潘素曾一度非常自责。章诒和女史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样的叙述: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客散诗谁和,人亡弈未收。……感逝门前水,春深呜咽流”。这是张伯驹死后,老友萧劳路过其宅时,怆然写下四首挽诗中的句子。10年后的1992年4月16日,潘素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2011年6月19日上午,在景色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潘素故居,举行了“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启动仪式的新闻发布会。张伯驹潘素夫妇的唯一爱女张传�将这一私人遗产捐出,拟建立一座向公众开放的故居纪念馆。有人说,当今中国象张伯驹一样有钱的并不很少,然而,有张伯驹一样才情、气节和胆识的却真是绝了。

正所谓:

春水远连天,潮去潮还,莫愁湖上雨如烟。燕子归来寻旧垒,

王谢堂前。

玉树已歌残,空说龙蟠,斜阳满地莫凭阑,往代繁华都已矣,

只剩江山。

2011年8月9日4时于三惜草堂。

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2009年1月,我收到吉林大学教授王同策先生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张伯驹先生写于文革的交代材料的复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读过《往事并不如烟》《顺长江,水流残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继续讲下去、写下去。于是,复印了这份材料,或许将来再写张伯驹时多少会有些用途。

材料看后心情复杂,一直没有拿出来“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理解张伯驹,更不易理解关在牛棚、交代“问题”的张伯驹。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问题”,个个都须“交代”。写检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问题”少的,吃一碗;“问题”多的,吃两碗、三碗。张伯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到……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气儿要吃下三十八碗饭。不奇怪,谁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领域?交往那么多的人物呢?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被视为一代名士。

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无涂抹亦无修改,事情注明时间、地点,牵涉到谁,照直写出姓氏。叙述扼要,情绪淡定,一件事说完,就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接着说第二件,再给自己扣上另一顶帽子。比如,第十八个问题是交代“自然灾害时期,聚餐,买手表”,紧接着写道:“不仅是生活奢侈问题,与劳动人民对比是罪恶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把在北京赋闲的张伯驹请到吉林省博物馆当副馆长,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办的。文革一来,宋振庭立即倒台。张伯驹自然也就必须交代与宋振庭的往来。他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谓民国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张伯驹很老实,老实到傻,傻到可爱。

张伯驹是右派,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在1946年的上海即与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与章、罗二人的关系就是必须彻底交代检查的了。

他写了罗隆基一条,“交代”如下:“罗隆基常买假字画,有时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鉴定字画。我认识到罗隆基是政客。1956年,我将所藏晋、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年到他家,他说我是书呆子。他说藏这些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共产党,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无须多此一举。我对罗隆基的话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张伯驹的文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罗隆基,且传神,我能想象出罗先生说话的口气和样子。提笔写这条“交代”的时候,张伯驹心里清楚:努生(罗隆基字)已死。

说到与父亲章伯钧的交往,张伯驹便费些笔墨了:“章伯钧1957年春在美协参观时遇见,他约我到他家午饭。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车上,章伯钧同我说,有需要他帮忙的事,他可以帮忙。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说要向政府推荐,我也没有作答。在1959年冬,章伯钧夫妇到我家去,说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意思。他女儿再有两年高中毕业,现在学国画。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当时不好意思拒绝。潘素答应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领导汇报情况。党领导说,可以教她。所以到春节,章伯钧必来拜年,我也回拜他。1961年10月,我来吉林省工作。62年春节回到北京,章伯钧来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时,罗隆基也来了,他与我打招呼后即与章伯钧谈话……我要走时,章伯钧同我和罗隆基说,我们明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他去订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点来钟坐车去接我。第二天晚饭在四川饭店聚餐的,除章伯钧夫妇、罗隆基和我以外,还有陈□□夫妇(作者注——陈铭德、邓季惺),一个女的,也是政协委员,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63年春节回北京,章伯钧女儿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说我不去看你父亲了。

后来,章伯钧也来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觉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钧还约我夫妇在他家吃了一次饭……章伯钧拿出他的字画,看了。到前厅,看了他的十几盆腊梅。这次又到四川饭店聚餐,还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错误。我是在职人员,章、罗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头头。这样与他往来和聚餐是敌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钧家与其见面。以上的事我没交代过,现在交代。”这么一大段“交代”内容,说的无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断地重复——他说,这是自己“不分敌我”的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不到他家了”——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听说章伯钧去世的消息,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听说章家已经搬走,他又四处托朋友打听新址,是第一个登门慰问我母亲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从地安门走到建国门——“交代”归“交代”,做派归做派。

1981年张伯驹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性情。

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送给了国家。

总之,两个人饱经忧患的命运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现在的人认为,高科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顽固地相信,数千年的习惯还会继续。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它的惊人之处,会一点点显露。如张岱,张伯驹。

晚年张伯驹和夫人

张伯驹也写“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是个彻底的文人。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

    

女娲故事会
历史趣闻   奇闻异事 灵异恐怖 科学探索 未解之谜 考古发现

欢迎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女娲养生之道网,读一则小故事,悟一份人生
哲理,读一年
小故事,成一个人生智者。

友情链接:
女娲导航   
阿里云社区   
吉龙商贸    女娲商城     
女娲社区

Readers' contributions

女娲导航,这是一个资源整合的时代!其实,你可以很优秀!

You may also 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