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
冯庸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的创始人，他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着手创办冯庸大学，当时冯庸认为，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工业兴国，先育人才”，这是他创办冯庸大学的本意。据冯庸外甥张文琦老人介绍说，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新青年。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的创始人冯庸吗？
冯庸——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的创始人
冯庸的晚年生活
生于变乱，鲁钝无成，民德日颓，隐患无穷。当兹伦常崩解之世，能得埋于母坟阶下，吾心安矣。”这是冯庸在1971年70岁之时，所立遗嘱的开头，没有华丽多彩的辞藻，没有戎马征战的回忆，有的只是一个老人临终前最简朴的嘱托，而通过这样一份遗嘱，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老人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晚年定居台湾，冯庸的生活用严谨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他对社会纸醉金迷的风气嗤之以鼻，甚至还教育学生不要腐化堕落，就是这样一个有些固执的老人，在年届七十的时候，写下了15条遗嘱，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
学生为主展示另类师生情谊
冯庸晚年的生活十分严谨，甚至有些单调与枯燥，对于社会上的种种风气，冯庸不参与，也看不惯，不但如此，他还教育那些在身边的学生，不要参与其中，甚至还会拿出老校长的派头当面批评学生。
每年的8月8日，在台湾的昔日冯庸大学的师生都会照例举行一次校庆聚会，这每年一次的聚会已经成为这些老人缅怀早已不在的冯庸大学唯一的方式。然而，随着台湾经济形势的不景气，冯庸对于这样的聚会开始犹豫起来，有一年校庆前夕，冯庸提笔给学生刘毅夫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都是老年人了，已经没有新的活力、思想和观点了，大家聚在一起也只能是回忆昔日的荣誉而已，我看今年的聚会就不要组织了。”就这样，冯庸大学师生每年的校庆聚会终结了。
在冯庸的晚年生活当中，学生是主角，他的财产也都是托由学生保管，而在冯庸的遗嘱当中，很多事情也都是交由学生办理。遗嘱的第5条写到：“余之先进，均为亲友赠予，委存春城弟（华春城，冯庸大学学生）处……应偿还许邦友（冯庸大学学生）两千美金。 ”遗嘱的第14条中，也是要求冯庸大学学生夏尔康为冯庸撰写墓碑题字，而遗嘱的最后一条中，冯庸钦点了9人来料理他的丧事，这9人除了冯庸的四弟之外，皆为冯庸大学的学生。由此可见，晚年的冯庸与学生们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而这样的感情也来自于他对冯庸大学难以割舍的感情。
在冯庸的遗嘱当中，第2条写到：“余曾尽忠国家，以廉勤公正为矢；亦曾尽孝民族，以明耻施教为的。 ”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冯庸的从军经历，而第二句则是讲述自己创办冯庸大学。在冯庸看来，这两段人生经历，是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尽忠尽孝的重要事情，也是自己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事情。如今，冯庸大学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冯庸唯以这些身边的学生来怀念自己无法忘却的冯庸大学。
为何冯庸嘱托学生料理后事而不是自己的儿女？这恐怕是冯庸晚年的遗憾所在，子女高中毕业之后，便被母亲龙文彬全部送往美国留学，后来便留在了美国，也就是说冯庸一生最后的生活当中，子女皆不在身边，让老人感受到了一丝的凄凉，他在遗嘱中特意写到：“在美之子女不必通知，彼等现非中国人，亦不必知中国人的事。 ”
淡泊名利遗嘱之中提出“五不”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晚年的冯庸完全可以靠着自己昔日的功绩而坐享天伦之乐，但是冯庸没有，他的晚年生活虽不至于说贫困，但是着实清苦。
冯庸晚年的资产加在一起23万新台币，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他的学生为其捐赠的，冯庸遗嘱中提到偿还许邦友的两千 美金，便是许邦友每年赠送给冯庸的生活费。除了许邦友之外，冯庸还让华春城将别人捐赠的财物尽力偿还，“其他赠款，恕不能还，剩余三四万台币则作棺运埋葬之用。”统统算下来，冯庸在70岁时的家产也不过区区十二三万台币。
冯庸为何如此清苦？如果真的要找原因的话，只能怪冯庸自己。 60岁的时候冯庸赋闲在家，当时陈诚通过关系将冯庸安排到台湾电力担任董事，但是冯庸却拒绝了这番好意，因为当时电力公司有规定，冯庸的年龄已经不再符合担任董事的条件，一生严谨的冯庸自然不肯接受这个聘书。无奈之下，最终电力公司聘任冯庸为电力公司的顾问，冯庸这才答应。在遗嘱中回忆这件事情时，冯庸写到：“月领俸给数千……申谢救生济贫之意，殁世难忘矣！ ”
冯庸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能够担任顾问，完全是电力公司的“特殊照顾”，他对这样的恩情没齿难忘，但是他不曾想到，只要他想，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功绩和资历，换取更富足的物质生活。
冯庸生前对自己如此要求，对自己的后事也是这般要求，在遗嘱的第4条中，冯庸便写到：“余殁后，不发讣闻，不登启事，不设奠祭，不受任何赙赠，尤不刊揭生平事略。 ”而在第10条中则嘱托到自己死后要在十个小时内入棺，二十四小时之内埋葬。如此这样一个淡泊名利之人，实在是让人不得不心生敬佩。
事无巨细房租墓地皆有要求
在冯庸的遗嘱当中，对于自己一生的回顾可以说是寥寥数语，这符合冯庸的性格，而在对后事的安排当中，冯庸却花费了大篇幅来交代，从棺材到墓地，从墓碑到遗物，冯庸都亲笔写下了安排。
在其遗嘱的第7条中写到：“现住房年租两万，业已付清，设未住满，不得索回部分房租。”而在对自己的生活用品上，冯庸则希望送给自己的四弟媳，由她分给大家使用。对于自己的棺木，冯庸则是要求薄棺一口，以“四书五经垫于脑后，手杖置于身侧，着平日服装即可。 ”
对于自己的墓碑，冯庸希望由自己的学生来题字，除了对题字的内容做了要求之外，冯庸还对墓碑的大小、刻字的深浅做了详细的要求，很难想象一个七旬老人是如何能够将事情安排的如此之细。而在对后世的安排之中，冯庸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至今未能解开的谜团。
在冯庸安排墓地的使用情况时，将其所购买的一块墓地分给了张夫人和吴夫人，但是冯庸在遗嘱之中并没有具体说出这两位夫人是何许人也。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为国尽忠冯庸一生不变追求
纵观冯庸的一生，可谓是光辉无数，他在东北乃至全国联手办的一些大事，对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回顾这些大事，无一不是冯庸为了祖国的统一与强盛，而晚年的冯庸亦是如此。
由于经济形势混乱，当时台湾充斥着太多的“伪慈善”活动，虽然冯庸对于台湾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反感，但是遇见捐款的事情冯庸却是毫不迟疑。一次，冯庸通过新闻得知了一个募捐活动，他打电话给掌管自己财务的学生华春城，嘱托他捐出新台币20万。当时华春城并没有遵照冯庸的嘱托去办理相关事宜，后来冯庸几次催促之后，华春城开始劝冯庸不要捐出这笔钱，让他给自己留下一些“过河钱”，但是冯庸却不以为然，他告诉学生自己的月俸已经足够自己的生活，坚持让华春城办理捐款一事，无奈之下，华春城只得捐出20万新台币，而那时的冯庸，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不过是23万新台币，而23万新台币当时仅仅够一套房子的10年房租而已。
冯庸如此慷慨，源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他在遗嘱的第2条中写到：“自‘九?一八’迄今，我中华民族忍受无数巨创，忍受无限难堪，希望有血气的后人能够报仇雪耻。中国同胞受屠杀于日本，文物毁失，此等耻痛。刻骨铭心，祈祷国人不要忘记。”
或许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冯庸这份情怀，即便相关的宣传铺天盖地，但是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甚至是缔造者，冯庸对国家、对民族、对和平、对统一的那份特殊感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重建冯庸大学是冯庸一生的心愿，但遗憾的是这个心愿直到老人去世也没有能够完成。为了能够让老人更加安心，冯庸的外甥张文琦在海城修建了一个“冯庸大学历史及汉卿兄弟纪念馆”，里面讲述着冯庸大学从创建到解散的历史，而在这历史的背后，体现的则是冯庸对和平统一的那份向往。
张文琦说：“老人的遗憾我已经无法弥补，只能通过这样一个纪念馆来警示后人，呼唤和平统一，这是对冯庸先生的慰藉。 ”（www.ngnvip.com）
冯庸不平庸的一生
?冯庸(1901-1981)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张作霖与冯德麟为至交，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两人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
冯庸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空军司令。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续父职担任军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中华民国空军，军衔累至中将。他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着手创办冯庸大学。
当时冯庸认为，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工业兴国，先育人才”，这是他创办冯庸大学的本意。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并仍担任空军要职。不久，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为止。
创办大学
一般来说，冯庸及其父亲虽部分人视为军阀，不过，冯庸自费创办的冯庸大学，不但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且完全免费，他这义举也因此颇为东北人所景仰。
1927年8月8日，冯庸大学成立，时年26岁的冯庸担任校长兼训练总监，其校址位于铁西汪家河子村，即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冯庸大学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主体建筑为忠楼、仁楼、中庸楼，三座楼用廊道连接，分设大学部、中学部、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该校扩充为工、法学院、教育学院，学生总数达700余人。当时，冯庸大学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他办学义举名扬于东北三省，成为显赫一时的传奇人物。
据冯庸外甥张文琦老人介绍说，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新青年。
冯庸教育思想有三：
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
二是“教育机会均等”。
三是“工业救国”。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现实，冯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武装青年思想和精神，从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冯庸规定，除课堂上应讲授的课程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每日实行强迫运动一小时，即便是严冬积雪，学生也要坐卧雪地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神。
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将校长冯庸带走软禁，并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
当晚，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有组织地在马三家子火车站乘车撤到北平。张学良特将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舍，用来收容这些师生。
日军占领冯庸大学后，将其改建成飞机修理试飞机场(即后来的滑翔机场)。冯庸被日军扣押后，先是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劝降不成，又将他劫持到日本东京。后冯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逃离虎口，从上海绕道回到北平，继续主持冯庸大学校务。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
越境侦察第一人——冯大义勇军
作为冯德麟的长子，冯庸承袭了父亲身上对俄国人的憎恨，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想的熏陶之下，冯庸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活动上比其父亲更加坚决，让人不得不感慨将门出虎子。
1929年的7月到12月间，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路权归属问题在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域内爆发了一场对于当时东北乃至全国的时局发展影响深远的武装冲突，史称“中东铁路事件”。在这场冲突中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战事持续近5个月之久，这场战斗很少被人们谈及，而冯庸在这场战斗中所作出的努力则更是鲜为人知。
1929年的暑假结束后，冯庸大学的学生们照例回到学校上课，但是远在中苏边境，双方却因为铁路一事展开了战事，一直以抵抗外来侵略为己任的冯庸，自然不会对此事袖手旁观。在冯大学生抗俄热情空前高涨的前提下，冯庸让学生们填写志愿书，组建了一支规模空前的学生义勇军，同时还增加了诸如夜行军、白刃战等军事训练项目，随时准备开赴前线进行支援。
然而，这样的做法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反对，他们靠着自己控制的地区，禁止冯庸大学运送武器的车辆经过，以图来阻止冯大义勇军的出行。冯庸便亲自驾驶飞机，将一些轻型武器运送至火车站，对此日本侵略者没有办法阻挠，只能干瞪眼。
但是重型武器的运送却出现了问题，飞机无法承担如此大的重量，想要运送必须靠汽车运输，但汽车运输又必须经过日本的辖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冯庸大学的校车队装载着重型武器，闯过了日本的封锁，舍命将这批武器运抵火车站。
解决了武器运输问题，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冯大义勇军前往边境作战了。这些学生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嘹亮的军歌前往火车站。这样的情景在当时引起了沈阳的轰动，一时间万人空巷，全部都在欢送着义勇军的出行。
冯庸大学的学生刘毅夫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道：“此行不管成败，只是这项唤起国魂的成就，就已经了不起啦!”的确，想要靠着冯大义勇军的参战就能够扭转中国对外战争的情形，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至少这样的举动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就已经足够。
就在冯大义勇军的学生们准备乘坐火车前往边境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冯大义勇军的组成基本为冯大的在校学生，这些人在家中都是父母的孩子，现在就这样被冯庸拉上了前线进行抗战，学生家长自然是不愿意的。因此，很多不理解的学生家长纷纷前往火车站，希望阻止自己孩子奔赴前线，以免发生意外。
这样的一幕让冯庸始料未及，为了减少家长们的担忧，同时也借此机会鼓舞士气，冯庸在火车站临时写了一封《与学生家长书》，交由身边的随行人员念给人们听。在这封信中，冯庸奉劝各位家长不必担忧，自己会为学生的人身安全负责，他表示，“如一名学生死去，我便也不再回来了。”这样的宣言通过火车站的广播传递给每个学生家长，这样的气魄和担当感动了他们，而冯大义勇军也因此士气大振，顺利地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前往边境投入战斗。
晚年清苦严谨
“生于变乱，鲁钝无成，民德日颓，隐患无穷。当兹伦常崩解之世，能得埋于母坟阶下，吾心安矣。”这是冯庸在1971年70岁之时，所立遗嘱的开头，没有华丽多彩的辞藻，没有戎马征战的回忆，有的只是一个老人临终前最简朴的嘱托，而通过这样一份遗嘱，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老人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晚年定居台湾，冯庸的生活用严谨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他对社会纸醉金迷的风气嗤之以鼻，甚至还教育学生不要腐化堕落，就是这样一个有些固执的老人，在年届七十的时候，写下了15条遗嘱，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
在冯庸的晚年生活当中，学生是主角，他的财产也都是托由学生保管，而在冯庸的遗嘱当中，很多事情也都是交由学生办理。遗嘱的第5条写到：“余之先进，均为亲友赠予，委存春城弟(华春城，冯庸大学学生)处……应偿还许邦友(冯庸大学学生)两千美金。”
遗嘱的第14条中，也是要求冯庸大学学生夏尔康为冯庸撰写墓碑题字，而遗嘱的最后一条中，冯庸钦点了9人来料理他的丧事，这9人除了冯庸的四弟之外，皆为冯庸大学的学生。由此可见，晚年的冯庸与学生们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而这样的感情也来自于他对冯庸大学难以割舍的感情。
在冯庸的遗嘱当中，第2条写到：“余曾尽忠国家，以廉勤公正为矢;亦曾尽孝民族，以明耻施教为的。”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冯庸的从军经历，而第二句则是讲述自己创办冯庸大学。在冯庸看来，这两段人生经历，是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尽忠尽孝的重要事情，也是自己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事情。如今，冯庸大学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冯庸唯以这些身边的学生来怀念自己无法忘却的冯庸大学。
为何冯庸嘱托学生料理后事而不是自己的儿女?这恐怕是冯庸晚年的遗憾所在，子女高中毕业之后，便被母亲龙文彬全部送往美国留学，后来便留在了美国，也就是说冯庸一生最后的生活当中，子女皆不在身边，让老人感受到了一丝的凄凉，他在遗嘱中特意写到：“在美之子女不必通知，彼等现非中国人，亦不必知中国人的事。”。
冯庸和冯庸大学
冯庸大学，奉天一隅的文化变身
1926年，冯庸突然逃离了他冉冉上升的轨迹。他在18岁就进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学习，1925年就任东北空军少将司令官，而且还要被委以要职……这时候，一股谁也说不清楚的办学的激情刚好席卷了他。
1926年，冯庸的父亲冯德麟带着数不清的不甘心病故了。冯德麟与张作霖同为绿林出身，又曾各为掌控奉天的二十八师、二十七师的师长。可是1926年的张作霖已做成了东北王，早早吞掉了冯德麟的军队，冯德麟则一落千丈地成了三陵统领（清永陵、福陵和昭陵），而就在他意气消沉的时候，张作霖开办的东北大学，还一点点地残食着昭陵外的土地。
1926年，作为长子的冯庸逃离了家族的命运，开始筹办大学，他曾向当时的张作霖、吴俊升等人求得经济上的援助，但他们知道校名竟然是冯庸大学时，则认为冯庸动机不纯，———这无非是借着大学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培植自己的亲信，以图东山再起。张作霖甚至派心腹驻在该校监督。
▲冯庸大学文化历史博物馆
1926年，经过了失败的募捐以后，年轻的冯庸开始逃离了人们的视野，他一件件地清理着家产，一项项地卖空了父亲的所有产业———通辽的土地、奉天的丝房、北镇的粮油栈，他将与张学良一同创办的大冶铁工厂作为自己大学的附属工厂，将大冶铁工业专科学校并入自己的大学。老冯家毁灭消失了，200万块大洋成了新大学的砖头，新冯家尚存在于冯庸的头脑中：”我父亲的财产来的不义，我要把不义之财用于有益之处。”
1926年，冯庸甚至与妻子离婚了，发妻江氏，是能给冯庸提供宽广的政治前景的九门提督（京师警察总监）的大女儿，冯庸把一切问题的答案留给他的理想，”做官是个人的事，办学是为国家的前程。且认为国家强盛必须振兴工业，欲振兴工业必先植基于教育，以改造社会，造就中国的新青年。”
时间终于缓缓地流淌到了1927年。那年秋天，东北第一家私立大学———冯庸大学成立了。宽广的校园以中庸楼为中心，南曰仁楼，北曰忠楼，校园中杨柳榆槐，丁香石榴，还有实习的工厂———大学工厂（原大冶铁工厂）、原动力厂、材料强弱试验厂、电气试验厂、机械试验厂、发电厂。仁字楼南侧有400米跑道的体育场，体育场的旁边甚至有个小型飞机场，这里可以骑马、射击。此外，还备有飞机一架，又另订购一架，为当时国内学校所仅有。冯庸大学在奉天城西南15公里的地方，这里是距离奉天城东北角的东北大学最远的地方，用这段距离，25岁的冯庸成功地逃到了所有人视线的盲区。
“冯庸样板”，热血青年的理想学园
直到自己的学校建成以后，冯庸才慢慢放开了自我，甚至在第二年，冯庸就与体育系的学生龙文彬相爱，不久即行结婚。
冯庸把对时代的年轻的理解灌入到学校之中，校旗就表达了他完整的思想：校旗中间是黑色大八角星，象征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每一角的顶端对着一颗同色的小八角星，象征八正（正行、正业、正命、正思、正言、正视、正德、正容）。大星的中心是个圆形白地上衬出红色的工字，象征工业救国。
冯庸为自己的学校制定了严密的规章，甚至汇编成册，非学生的直系亲属，不准随便会客。每逢星期日有回家探亲者，必须向训育处请假，方准离校。离校时必须在校吃完早饭再走，下午吃饭前必须返校，禁止在外吃东西。女生单独一院，墙高门紧，每天晚上七点半一定上锁，直到早五点才许开放。学校有留学美国的物理教授和高等力学的教授，另聘请东北大学的教授在这里兼课，冯大的学生一向以学风纯朴、成绩优良闻名。
▲冯庸大学文化历史博物馆
实际上，真正教会学生的，完全是冯庸自己的行为，他每日黎明即起，洗漱以后，先骑上他的马围着学校操场跑几圈；然后又驾起自备的飞机，高入蓝天；降下来以后，他又骑上他的摩托车，绕操场跑几圈，再经过学生宿舍，一直骑到教授和职员家属宿舍。这时，他故意把摩托车开得”嗒嗒”不停，以绞碎酣睡者的残梦。
一切还没有完，起床的学生都要齐集大操场，注视旁边的南满铁路，冯庸站在最前面。不一会，当长春开往大连的火车轰隆隆开过后，他再转过身，”同学们，刚才从我们面前开过的这列火车是外国的，外国人的火车怎么可以随便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跑来跑去？！”
冯庸的样板，还使学校里荡漾着斯巴达式的体育文化，每日下午三节课后即为体育课时间，校园内所有的房间一律上锁，1928年秋，在冯庸的倡议下，第一届东北三省联合运动会在冯大校园召开。
“富贵等鸿毛，名利如蓬蒿，拯济孤寒，责系吾曹。冯庸主义定狂滔，冯庸同志安怒涛。日月高主义齐高，大学旄金马凤毛。主义放光毫，强国福民赖贤豪。”
冯庸大学的校歌显得夸张却丝毫没有媚俗———理想说出来常常是显得自不量力，但它却能塑造出最富有现实感的人才，歌词的主人公就常常穿着一身工人的服装，像一个最普通的工友，与学生们同学共住着。
“冯庸主义”，动荡年代的无能无力
“大梦谁曾先觉，主义倡冯庸。教育机会均等，战争旨在公；伤哉游民蠹国，寒漏极兴工，奉行八德八正，今古道攸同。问世人有几？昂首一吐长虹，欲化万年松。青青、青青，不作白头翁。奋斗、奋斗，主义莫尤钟。”
那曾经荡漾在校园中的《冯庸主义歌》，听起来总有些暧昧的弦外之音，不过，在奉天那个时局动荡主义纷杂的时代里，每个理想都要混合入个人的体温。品德、理想、科学、人文、体育、青春、奉献……奉行着冯庸主义的学生们，也就此贴近那个时代精神的四角边际。
▲冯庸
1929年，中俄因中东路发生了冲突，冯庸大学师生一致要求开赴边境陲守保疆，铁路甚至开了专列，冯大的学生像真正的士兵一样守纪律，听指挥，在满洲里以西约五华里的正西面开阔地挖战壕，冯庸本人开着飞机飞过边界去侦察，甚至引来了对方飞起七架飞机以战斗架势相迎。
冯庸大学的名气很快使学校更高速地发展起来，1930年，冯大已包括工学、法学、教育学三院，机械、土木、电工、法律、政治、经济、教育、中文和体育等9个学系，共有学生700余人，而且来年增设四科、十几个系……可就在此时局势突变。
▲《少帅》冯庸剧照
很明显，冯庸是日本人垂涎已久的”栋梁”，”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冯庸立即被日军逮捕，随即押解到东京对其劝降，可是冯庸誓死不为所动，终于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虎口。冯庸从香港绕道北京，收容流失的冯庸大学学生。”冯庸主义”此刻变成一股巨大的颤流，大批热血青年，在冯庸的组织下，结成义勇军参加抗日战斗，”一二八”淞沪会战时，冯庸又亲率冯大学生南下，在苏州一带为我抗战将士挖战壕，修工事，并深入前线做战地宣传演出。激情燃烧之后却是寂灭。冯庸回到北平的1933年9月，他终于因为缺乏资金，在将学生安插在东北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就读以后，宣布冯庸大学正式解体了。
历史的倒影中，依然只是他的一个情不自禁的姿态，当他告别自己心爱的学生时，他感到一种无法表达的悲怆：冯庸大学从建立到流离，花费200万银元，毕业生只有一个班，共18名学员……
▲《少帅》冯庸剧照
冯庸的故事总与历史的神经太不一致，他依然被隐藏在那片暧昧中间。不过，我们总要感谢这种暧昧，由于它的省略，留给我们一个无法解释的充满传奇的事实，那执着教育的果断，那毁家取金的虔诚，像青春与中令人感动的纯真，镌入历史的不朽。
女娲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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