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
杨宇霆系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奉天法库（今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人。幼年读私塾，20岁考中秀才。不久，入奉天省立中学读书，因其成绩优异，选送赴日学习军事。赵尔巽二次督奉时，调杨宇霆到奉天军械厂，率队负责保卫、安全工作。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杀害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而去”。那么你想关键是人的了解杨宇霆吗？
揭露张学良杀杨宇霆和常荫槐事件始末
揭露张学良杀杨宇霆和常荫槐事件的原因
杨宇霆，原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原名玉亭，字麟阁（又作邻葛）。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携眷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落户。父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杨宇霆出生时，家境已好转。父亲靠劳动起家，认为读书无用，因此反对宇霆上学，后经人劝说，才勉强答应他上了私塾。入学后，启蒙老师高先生发现他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怕误了他的前程，随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杨宇霆16岁便考中秀才。废科举后，由堂兄资助赴日本士官留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常和于珍（后任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任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任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也有书信来往。回国后即步入军界，由排长、连长，很快晋升为军械厂厂长。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
四大军绩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中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杨宇霆是忠臣吗？杨宇霆被杀的真相揭秘
尴尬处境
张作霖与段系军阀合作时，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为了扩充实力，杨、徐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知道后，非常生气，罢了他俩的官。被贬后，杨宇霆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认为治军治政非杨宇霆不行，于是请杨出山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因前嫌，少帅张学良和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第八军军长姜登选、第九军军长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就向张作霖请求督军江苏。在他赴任前，江苏军阀孙传芳，会办陈调元派沈同午、陈镜为代表，到奉天探察杨宇霆的根底，为以后逐杨作准备。
江苏遇险
1925年8月，杨宇霆去江苏任职。他根本想不到一向被他瞧不起的孙传芳、陈调元背后捣鬼。郭松龄也趁机拆台，不待请示张作霖，就将驻浦口的第二步兵旅（三个步兵团，系奉军精锐）调回冀东，驻江苏的奉军只剩丁喜春一个师，驻南京；邢士廉一个师，驻上海。杨宇霆发现孙、陈掣肘，便下令邢士廉师速向镇江靠拢，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向浦口集中北撤。10月16日晚他与陈调元开会中途，谎称身体不适，要到后边洗个澡再接着开会。到了后边，换上便装，让事先已在后门待命的司机陈一恒开车。只身溜出南京，从下关渡江到浦口。
等副官高凤岐等十几个亲随赶到浦口，轮渡已开动，这些人只好乘一只小舢板追到浦口，与杨宇霆一同乘火车北行。陈调元闻讯，急电沿途截击，但杨的专车已过。车到徐州，与事先已在车站等候的山东督军张宗昌一起，平安返回北京，匆匆结束了江苏一行。
1925年10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其中就有整倒与他积怨较深的杨宇霆留学生派的因素。12月24日，郭兵败滦州遇害，了却了杨宇霆的一块心病。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宇霆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秀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良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杨宇霆是忠臣吗？杨宇霆被杀的真相揭秘(第2页)
那么，让张学良杀杨宇霆的原因有哪些呢?其实滴水石穿，张学良心中对杨宇霆的埋怨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一：杨宇霆太过严苛
张学良作为帅府最受保护的公子哥，人人都是顺从他，只有杨宇霆会对其语重心长，即使是张学良不喜欢听的，而杨宇霆军规太过严苛，这令感性的张学良很难接受。
第二：以皇帝和宰相自诩
杨宇霆一直居功自傲，认为自己才是张学良真正的得力助手，而也因其功绩，常常规劝张学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像张学良吸毒，杨宇霆就劝张学良戒毒，而此时还是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只会更加反感他，并不会买他的帐。
第三：日本人的挑唆
虽然张作霖的死是日本人设计的，不过，日本人似乎并不想就此罢休，他们还想让张学良重蹈他父亲的步伐，不断挑拨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宇霆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杨宇霆想要谋反。
张学良中了日本人的诡计，再加上以往的一些埋怨，最终张学良下定决心诱杀杨宇霆。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杀害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而去”。
杨宇霆是忠臣吗？杨宇霆的一生有队也有错，错误就不多说了，大家来看看他所做的好事吧！
建设家乡的宏伟计划
据储蓄会知情人说，前一次杨宇霆回法库时，由沈阳至法库架设临时电话专用线。杨到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副官接过电话后，向杨报告：“雨帅请督办讲话”。原来是张作霖亲自打来的，问是否已到法库，并希望杨明天返回沈阳。那次回来杨召集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负责人，倡议法库要抓紧办三件事：一、筹建平治学校，地点在西街，建教学大楼；二、筹建电灯厂；三、扩大储蓄会资金，使它成为地方性的银行（有限财团）。另外成立“沈法汽车公司”。这些筹建资金和物资以及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皆由法库籍在沈阳和在省内各地官员出资赞助；杨本人也投资一部分；还以杨的名义向省内名商大贾募集。计划平治学校建设资金为银币四十万元；电灯厂（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三十二万元（发电机组是由安利英行赊购的）；地方储蓄会是地方有限财团，通过省政府的正常手续批准的，股金银币五十万元，居于省乙等储蓄会。这些组织机构设有临时筹备处和董事会。是年冬由沈阳到法库的大道上，雇用农民大车，运来大量原木、电杆、水泥，以及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变压器等。同时又做了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平治学校建楼基地以北的空地上，建了四座大砖窑，窑的中间打深水井，以备生产青砖使用，一次可出窑十万多砖。1925年春平治学校及电灯厂工程齐头并进，昼夜施工。电灯厂的发电机和锅炉的安装以及内外线的架设全由当时奉天兵工厂的电厂派员支援建设的。法库城内一时满街埋电杆，架电线，一派兴旺景象。全部工程仅用一年，速度惊人。
兴建法库电灯厂
民国十六年（1927）春，法库电灯厂建成，试车发电。该厂装机容量为三百五十马力，是一台开放型交流发电机。蒸汽机是英国飞利浦公司制造的双筒立式拉杆引擎机，带冷凝器四百马力一台。锅炉是拔柏葛水管式链条炉床，每小时出力四吨燃煤量。当夜间首次发电时，隆隆的电机运转声响，振奋了人们的心弦。大街小巷的路灯，闪铄照耀有如白昼。各机关及大部分商店、家庭都安装了电灯。法库有史以来第一个光明之夜，群情振奋，奔走相告。法库办电计有三次。第一次某创办人在大东门外建立厂房，但后因资金不足中途报废了。第二次是方中岳在天主堂西院，设立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真已发了电，但因锅炉小，不适应机组的需要，后来又买了一部锅炉，由铁岭运到夏家楼时，因资金不足无力再运，终使这个发电不久的电厂仅昙花-现就停办了。这次成功的发电给法库带来不少好处，不仅照明用电，以后还有多数粮油加工厂用电机代替了笨重的畜力碾磨加工，又快又卫生，掀开了现代化人民生活的一页。当时除了路灯三百多盏外，租、表灯不过三千多盏，粮油加工业设备容量仅为一百多马力。电厂于是白天检修，夜间发电，当年总发电量为四十五万度（千瓦小时）。法库发电厂的组织机构是董事会制，董事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宜，包括人事任免。另委厂长一人，处理全厂业务工作，每月向董事会提出一次“经营报告”。厂长下设工务、业务两部，工务部下分电机组、锅炉组、内外线组；业务部下分会计、材料保管、电费结算、 收费和总务。各设专职组长，共有从业人员三十余人（不包括董事会人员）。第一任董事长王智（鉴甫），厂长杨宝衡。1929年1月，“杨常事件”发生，对法库电灯厂有所冲击，但正常业务并未中断。杨宝衡辞去厂长职务，由朱子新代理，朱任期不长，以后历任有杨怕蕃、张连仲等。 电灯厂生产用煤年计划为二千吨，由铁岭日本人经营的煤场订购。每年冬季利用辽河冰冻季节，雇用农民大车，一冬全部运完。
法库地方储蓄会
法库地方储蓄会的组织机构：有股东代表会，每年定期开会一次，研究解决一些重大事项及红利分配等。经营管理方面，由会长全面负责。根据杨字霆的意图，以其父杨永昌为名誉会长，由股东代表会公推当时法库颇有名望的陈丹林和王占元为正副会长。并由会长遴选王春浦、刘会文分别为正副经理，负责具体业务。地址在法库镇裤裆街路东原地方储蓄会筹备处。民国十五年（1926）春开始营业，经营范围主要是向镇内工商业者投放贷款，投放期三、四个月不等，最多不超过一年。经理下设会计室，有主管会计一人，助理会计二人，文牍员一人、厨师一人、勤杂一人。
贷款利率不是法定，比东三省官银号利率稍高，比一般银钱号利率略低。投放对象由经纪人从中介绍。经纪人有两个组织，共十余人，各有负责人。他们都是过去的老商人，个个精通业务，了解市面供需情况，传达金融信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按投放贷款的多少，所得为利息总额的一定比例，每月终结算，一次付给。
储蓄会募集的股金，是以“奉票”按市价核为银币的，所以每月的收支，都以“奉票”记账。由于军阀割据和不断内战：大量发行纸币解决战争费用，“奉票”不断贬值。加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奉票”贬值更甚。到1930年春，储蓄会五十万元的银币资金，实值已不足两万元了。会长陈丹林年老体衰，申请辞职。股东代表会鉴于后继无人，研究决定报请废业。这个杨氏生前关注的金融事业，就此失败了。（www.ngnvip.com）
揭露张学良杀杨宇霆和常荫槐事件的真相
杨宇霆辛亥革命前一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副官。辛亥革命事起，转任奉天军械所所长。由于他聪明能干、计谋过人，有一套钻营手段；也由于他有同学如段祺瑞手下健将徐树铮的关照，逐渐获得了张作霖的赏识。
1916年在全国反袁的声浪中，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不久死去。在杨宇霆的参与策划下，张作霖会同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用武力赶走了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夺取了奉天政权。张作霖爬上了奉天督军宝座，冯德麟成了他的副手，帮办奉天军务，杨宇霆也由一个中校所长一跃擢升为奉天督军公署参谋处长、参谋长。从此，杨宇霆便成为张作霖身边的智囊人物，出谋划策，颇获信赖。
1917年冬，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离职。代总统冯国璋为筹谋当选正式总统，积极扩充实力，利用参战的借款购买了一批甲种步兵师用的军械，准备成立4个总统警卫师。段祺瑞对此很不满意，又无力阻止，便采纳联奉的策略，派徐树铮为代表赴奉天。在徐树铮与杨宇霆的同谋下，探明这批军械运抵秦皇岛的时间，由张作霖派出武装部队，演出了一幕哄动一时的“秦皇岛截械”事件。张作霖用这批军械装备了1个军，名曰“光内奉军”，在天津成立奉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以威胁冯国璋。
随着张作霖对杨宇霆的宠信加深，杨宇霆的野心开始暴露。他和徐树铮谋划利用奉军势力，培植和发展自家实力，以便自成体系。他们背着张作霖另编了4个旅，军官由二人各安插一半，此事被张作霖亲信张景惠所察觉，密告张作霖，张作霖大为恼火。不久，便以徐树铮假借自己的军权，擅自杀掉曾任陕西督军的陆军上将陆建章为理由，撤掉了徐树铮的副总司令和杨宇霆的参谋长职务。从这时开始，杨宇霆离开了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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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张作霖由于援助了直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他拥有了东北的地盘。张作霖的权位愈高，野心也愈大。他虽然拥有一些老部下，如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等人，但作为奉系军阀的砥柱，却日益感到在这些人中，没有谁能够比得上杨宇霆的精明干练，可以为他出谋划策，因而他有意重新起用杨宇霆。
张作霖命令吉林督军孙烈臣打电报邀杨宇霆回奉天。正在为谋生而奔走的杨宇霆，接到孙烈臣的电报后，很快返回奉天。张作霖立即委任杨宇霆为巡阅使署总参议，代拆代行，参与戎机，处理全署一切事宜。一时间，张作霖又开始宠信杨宇霆。
1922年5月，直奉两系因组阁争吵而交恶，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在张景惠的总指挥下全线溃退，逃回关外。从这次失败中，张作霖深感他手下的旧派军官学术粗疏，指挥无能，军队缺乏训练，非严加整顿不可。于是，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重用留学东西洋的新派军官，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人在奉军中的地位与作用急遽上升。
经过这些人2年的经营整顿，改变了奉军的面貌，在1924年冬开始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实力增强，加上直军第三路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军大败。直军总帅吴佩孚逃往武汉，张作霖挥师入关，乘势夺得中国的半壁江山。北起幽燕、南抵淞沪，全都成为奉军的地盘。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张作霖对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策划军机的杨宇霆更加宠信。杨宇霆战场得意，声势也更加煊赫起来。
那么，杨宇霆是从何时开始走下坡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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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走下坡路，是从“督苏”开始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等都捞到了督军头衔，尤其杨宇霆捞得江苏督办一差，甚为得意，而战功卓著的郭松龄一无所获，甚为愤懑。与郭松龄关系极为密切的少帅张学良，也代为不平。杨宇霆赴江苏就任时，向张作霖请示派一支部队一同赴江苏以壮行色，并可补充奉军在宁、沪的两个师。而作为张作霖的接班人，张学良不但不予支持，反将原驻浦口的刘伟一旅调回，以示拆台。骄傲自负的杨宇霆，一怒之下只带若干卫士前往赴任。由于其兵单势孤，贪功轻进，不到10天，即被孙传芳、陈调元逐回，丢官失地，颇为狼狈。一时间，杨宇霆的声望为之大挫。
不久，郭松龄在“清君侧”、“诛杨宇霆，逐王永江，消弭战祸”的口号下，举起了反奉的旗帜。对此，不少人认为是杨宇霆“妒能抑功”，把郭松龄逼反的。由此，张作霖对杨宇霆也产生了疑虑。特别是张学良，不仅失去了多年的得力臂膀郭松龄，还因此遭到父亲的严厉责怨，所以对杨宇霆的迁恨与日俱增。
杨宇霆是一个骄傲自负忘乎所以的人。他自恃功高，有张作霖做靠山，根本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也觉察不到周围对他的疑忌和不满，仍然一意孤行。在他的竭力怂恿下，张作霖又第三次入关参加了内战，在这一点上，他又和张学良“休养生息，伺机而动”的政治主张大为矛盾。这时，第三、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因为“害病”离职，杨宇霆说服老帅让其取代了韩麟春的军权，与张学良同任军团长，张学良对此极为不满。但碍于父亲，不得不虚与委蛇，实则时刻提防，不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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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子继父业，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杨宇霆则以“老臣”自居，轻视张学良，动辄直呼张学良的字“汉卿”，露出教训口吻。开始，张学良虽不满，但还勉强隐忍。时间长了，这位初掌权柄的青年将军则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在杨宇霆与骄横鲁莽的常荫槐串通一气后，张学良就更加无法忍受。
常荫槐， 1912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校。第一次直奉大战时，曾任许兰洲的骑兵集团总司令部参谋长。由于他“铁面无私”，有股“猛劲”，从而获得张作霖的信任，曾当过军事执法处处长、奉天全省清乡局总办、京奉铁路局局长等职。在任职期间，曾因“不讲情面”，杀戮过多，引起各方面不满，开罪了不少人。他和张学良的亲信——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不睦，芥蒂很深。但常荫槐对杨宇霆却十分推崇，多方支持。比如：杨宇霆要扩充兵工厂没钱，常荫槐欣然表示铁路局方面可以拨款；反之，张学良想补充军费，常荫槐则断然拒绝。对此，张学良很是难堪和恼恨。
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被炸死后，张学良决定让万福麟兼任省长，碍于杨宇霆的极力推荐和支持，张学良才不得不改任常荫槐为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到任后，飞扬跋扈、专横擅权，丝毫不把万福麟放在眼里。他自行组建所谓“森林警察”，添购大批新式枪械，作为自己掌握的武装。万福麟自恃是张作霖的亲家，又是奉系的“元老”，对常荫槐的骄纵专横，十分恼怒，屡次向张学良哭诉。
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日本人中自然有许多老朋友。而且张作霖在世时，和日本人的来往与交涉，如借款、购买武器、请兵镇压郭松龄等，都是杨宇霆一手操办，而张学良和日本人则有杀父之仇。在张学良掌政后，杨宇霆和日本人的来往不仅没有收敛，而且书信往来过从甚密。张学良曾两次安排杨宇霆到黑龙江和吉林去担任要职，都遭到其拒绝。杨宇霆却整日在公馆内接待各方面的官僚政客，优礼相加，倍加笼络。杨宇霆的这些表现与举动，不能不引起张学良更多的疑虑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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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弄得精疲力竭的奉系军阀势力在遭致郭松龄反奉的沉重打击后，更加衰败，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张学良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接手掌握东三省政权的。在外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势力日增，虎视眈眈；在内部，常荫槐与杨宇霆结成一股势力，专横弄权，咄咄逼人。因而东北政局中的不少人，对张氏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下去，深为忧虑。年轻少壮初掌政权的张学良，也是大伤脑筋。
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同时由于当时派系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巩固张氏政权、保住东北地盘，张学良开始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接触，谈判“统一”、“易帜”问题。对张学良的这一政治主张，奉系势力中的多数人是支持的，惟独遭到杨宇霆和常荫槐的竭力反对。这样一来，旧怨新隙，迫使张学良不得不再次考虑对杨、常二人怎么处理的问题了。
要除掉杨宇霆，张学良这个决心并不好下。在一段时间里，张学良曾一度想在表面上缓和这种矛盾，经常在晚间携夫人于凤至到杨宇霆的公馆去拜访。示意于凤至和杨宇霆的三姨太结拜干姊妹，张学良还亲自为他们写了“兰谱”，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过府去。结果，都被退了回来，理由是“行辈不对”。这使张学良感到受了轻视和侮辱。对此，张学良曾拟定过3个办法：一是干脆把政权让给杨、常二人去干，自己离职出国，但又恐部下不同意他下野；二是硬把杨、常二人撤掉，驱逐出境，又恐他们不肯俯首听命；三是只杀掉常荫槐，去掉杨宇霆的羽翼，又恐打草惊蛇，反受其害。最后，才决定把他俩一起除掉。
1928年秋，张学良丧父未久，杨宇霆却肆无忌惮地在青云寺私邸为其父祝寿，大摆筵席。一丧一喜，对照鲜明。当天，杨府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彩棚高搭，宾客满座。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和四川等地方实力派系都派来代表祝贺；日本政界亦派有代表；东北各地方官吏，更是趋炎附势，争相送礼。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寿庆的总招待；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名伶程砚秋来唱堂戏。杨宇霆气魄之大，声望之高，俨然是东三省的第一人物。
这天午后，张学良也亲自到府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仪相待，极为冷淡。目睹杨宇霆的这番气势和举动，促使蕴育在张学良心中的杀杨念头大为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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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以将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纳入管辖为由，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常荫槐担任督办。张学良表示，目前东北刚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应从长计议。杨、常二人则坚持立即决定，并取出已经拟好的条文，要张学良签字。张学良推说到了晚饭时间，待饭后再定，并约二人共进晚餐。他们推说回去用饭，然后再来，说罢扬长而去。
二人走后，5点半钟，张学良用电话把警务处长高纪毅召进帅府内室，对高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常荫槐为铁路督办……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正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两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高纪毅问：“在何处执行？”“就在老虎厅！”接着张学良又以轻松的语气嘱咐高纪毅：“他们两人身上都带有短枪，你可要注意！”接着又派刘多荃担任府内外的警卫任务，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高纪毅会同张学良的侍卫官谭海，挑选了6名精明干练的卫士，埋伏在老虎厅四周。
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杨、常二人又相偕而来，走入老虎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执枪闯入老虎厅。高纪毅向杨宇霆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即处死，立刻执行！”杨、常二人听了目瞪口呆，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卫士们立即扑上去，分别将杨、常二人摁住，各由1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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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杨宇霆，不仅在奉系军阀内，就是在国内各派军阀中，甚至在国际上，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杀掉了杨宇霆，而且是秘密杀掉的，在国内外都会引起很大震动。张学良充分意识到如果处理不好，对政权的声誉和巩固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事后张学良立即指令高纪毅把荣臻、米春霖、刘鸣九等人召来府内，研究处理善后事宜。他们一面电告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即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拟写布告和电报。
次日清晨，张学良把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请进府内，宣布这一事件，并郑重宣布：除杨、常二人外，包括其家属在内，绝不株连任何人。当即通过了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联名的通电，公布杨、常罪状。同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也发布了同样内容的布告。电报和布告内容指责杨、常“私心朋比，操纵把持，致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二人怂恿拨弄而成……”同时列出了三大罪状。与此同时，张学良等还连续给各县知事、各军队长官发出了内容大体类似的电报，要大家“东川内情，共明真相”，以免“传闻失真”，并“仰各安心任事，勿事虚惊”。各市县都及时地转达了电文和张贴了布告。
2月4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派吴铁城来东北，以张学良等为首的一批东北高级官员，宣布“东北易帜、归国民政府领导”，举行了宣誓仪式。一场由于杨宇霆、常荫槐事件而引起的哄动，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
揭露张学良杀杨宇霆事件始末还原
平生功绩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
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
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
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
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
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我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张作霖与段系军阀合作时，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为了扩充实力，杨、徐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知道后，非常生气，罢了他俩的官。被贬后，杨宇霆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认为治军治政非杨宇霆不行，于是请杨出山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因与郭松龄有前嫌，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就向张作霖请求督军江苏。
1928年5月17日晚，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痕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
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杨宇霆之死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接掌东北政局的少帅张学良年仅27岁。虽然当时的军政要人表面上拥戴他，但很多人仍持观望态度，特别是一些绿林出身的元老重臣，根本不拿他当回事，甚至居功自傲，一手遮天，尤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父亲在世时，视杨、常为左右手，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实权，且关系极为密切。张作霖故后，二人经常飞扬跋扈，对张学良动辄训骂，俨然以执父自居。每当张学良向杨询问情况或发表主张时，杨都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
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杨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时张学良已有毒瘾)遂带那位官员到帅府问卫兵:“少帅何在?”卫兵答:“尚未起床。杨怒气冲冲地来到张卧室外，使劲踹门并大声嚷道:“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张急披衣而出，杨指着骂道:“老帅在世可不这样，混帐东西，你若这样，东北的事能干好吗?”张学良忍无可忍，破例回敬了一句:“我干不了你干!”
关于处决杨宇霆、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据当事高纪毅的回忆，当时情形是这样的：
他们走后，张学良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2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2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来，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6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宇霆、常荫槐2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查官由我署名。我率彻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
与此同时，张学良为慑服杨宇霆的派系势力，运用恩威并济的策略，除优抚家属之外，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从这幅挽联来看，即寄托了对死者的哀思，又指出死者被“流言”所误而招致杀身之祸。缱绻悲哀，义正词严，溶为一体，堪称挽联中之佳作。上联“讵”，怎么。“西蜀”，指三国时期柳被建立的政权。是说易帜已成，全国统一，东北怎能同偏安一隅的西蜀相比呢？“幼常”，指马谡，字幼常，三国时期西蜀的将领，与曹魏大将张�战于街亭，因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被张�打败，将街亭丢失，被处斩刑。“挥痛泪”，典指马谡是诸葛亮的爱将，按私情诸葛亮不忍心斩他，但按军法不得不斩，所以在斩马谡时，诸葛亮“为之流涕”。这就是诸葛亮挥泪战马谡的故事。上联是说，现在东北的处境怎能同偏安一隅的西蜀相比呢？但处决杨宇霆是的心情，总还是与诸葛亮挥泪战马谡有相似之处的。张学良在《致杨宇霆是夫人函》中说：“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多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王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这种复杂的心情，与挽联是一致的。下联“东山零雨”，典出《诗经·东山》：“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领域其蒙。”东山零雨，反映的是一种凄惨悲凉的景象。“管叔误流言”管叔为流言所误。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武王之弟周公代管国家政事。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负责监管殷朝遗民。后来又人造要说，周共想谋害成王，篡夺王位。殷纣王之子武庚，趁机煽动管叔、蔡叔发动叛乱。于是周公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下联说杨宇霆之死是很凄惨的，虽然由于他自己误心流言所至，但终究还是很值得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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