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 – 女娲导航

邓世昌

邓世昌是清末海军将领,民族英雄,广州番禺(今海珠区)人。生于富裕人家。少时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英语。少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任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逐渐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爱国将领邓世昌吗?

邓世昌——清末海军将领、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邓世昌人物生平

生于富裕人家。少时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英语。

少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任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逐渐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在随父飘泊上海的日子里,又亲眼看到外国兵舰在黄埔江上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更使他感到国家要有强大的海军,才能不受外人欺凌。

1867年6月,沈葆桢(林则徐女婿)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职。以制造轮船须培养造船人才,开办制造学堂(前学堂);因法国长于制造,故应用法文教学。以驾驶轮船须培养驾驶人才,开办驾驶管轮学堂(后学堂);因英国长于驾驶,故应用英文教学。这两个学堂与船厂同时兴办,所招学生,都是福建省本地人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船政第一次招考学生后,又从广东招来已学过英语,并且基础较好的学生邓世昌、叶富、吕瀚、李和、张成、李田、黎家本、林国祥、梁梓芳、卓关略等十余人。他少年时就聪颖好学,“有干略”。1868年,他怀着救国的志愿,以各门课程考核皆优的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成为该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1年被派到“建威”练习驾驶,随船巡历南洋各岛。1874年被任命为“琛海”兵船大副,以后历任“海东云舰”、“振威舰”、“飞霆舰”等兵船管带。1879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他被调到北洋海军,任“镇南”炮船的管带。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1年,被派至“建威”舰练习航海。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管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军侵台,邓世昌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得补千总。又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升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调入北洋水师,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和“扬威舰”、“致远”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途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于是邓世昌决心放手一搏,指挥战舰全力撞向日舰“吉野号”之右舷(据日方纪录其冲撞的是浪速号)。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全舰官兵只有7人获救。(www.ngnvip.com)

民族英雄邓世昌的狗发生了什么故事

1894年9月17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战役中,致远号巡洋舰被击沉,管带邓世昌和全舰官兵英勇殉国,他们成为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民族英雄。在那天有一个特殊的牺牲者,它就是邓世昌的狗。

邓世昌的狗跟随他多年,始终不离不弃,生死相随。这样一只忠心不二的狗也跟随邓世昌参加了黄海海战,在致远号将要沉没的最后时刻,邓世昌落水后,邓世昌的狗也跟着跳入海中,咬住衣袖不让主人下沉。邓世昌不忍心看到爱犬随自己死去,就想把它赶走,但是它依旧不走,又去咬住主人的头发。邓世昌无奈按住它的脖子想逼迫它离开,这次邓世昌的狗终于松开了他的头发,就在他将要沉入水里的片刻之间,它又快速咬住邓世昌浮在水面的辫子,好像在做最后的哀求。就这样邓世昌的狗和主人,在猛烈的战斗之后,在黄海海面上僵持着。

邓世昌早已坚定得要为国捐躯,却不能摆脱爱犬,出于无奈他狠下心紧紧抱住爱犬,和它一起沉入碧波之中。后来人们在打捞出邓世昌遗体的时侯,邓世昌的狗紧紧咬住他的发辫,始终都没有松开,邓世昌的壮举传到北京,光绪帝亲自流泪为其撰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人们在缅怀为国捐躯的英烈们的时候,总会想起邓世昌的狗,这场与它无关的战争,是它与主人感情的最好见证。

邓世昌的妻子是谁

邓世昌的妻子名叫薛瑞春,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她的祖父早年曾是翰林院的翰林,其父亲也是吏部的官员。

由于当时社会的封建局限性,薛瑞春没有进过私塾或者是学堂,她的母亲欧阳独秀便是她人生的老师,从小四书五经虽不能倒背如流,但也能做到提头知尾。薛瑞春不拘于当时的封建束缚,对琴棋书画略通一二,喜爱学厨,她认为自己最擅长的便是煎炒烹炸。邓世昌就曾对她的厨艺赞不绝口。

薛瑞春嫁给邓世昌后,夫妻生活相敬如宾和和睦睦。在她眼里的邓世昌,是一个豁达、刚毅、不以上欺下、率真的人。她曾在自己的心语中回忆过一段往事,当时的邓世昌是“致远”号的舰长,薪水也不低,但是每次交到自己手中的却是所剩无几,原来都是用在了他手下的士兵身上。薛瑞春始终感谢上苍让她成为邓世昌的妻子,她认为邓世昌是自己的好丈夫、好老师。

不幸的是,甲午海战中日军突袭中国舰队,邓世昌带军英勇对敌,火力连连击中日本舰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日舰同归于尽,致远号发生爆炸沉入海底,邓世昌曾被部下救起,但他还是毅然献出了生命。在家的薛瑞春苦苦等了三十七个白天与黑夜,终是没有等到他丈夫凯旋而归,等来的却是一把冰冷的军刀。她手捧军刀悲痛欲绝,这样的生死分别对邓世昌的妻子来说实在是残酷。

邓世昌故居在哪个地方

邓世昌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爱国英雄,邓世昌故居在广州,这里也是他的出生地。他牺牲之后,朝廷就对他进行褒奖,将他的官职升为从一品。他的家人就用朝廷给的钱来装饰邓世昌故居,并扩大成邓氏宗祠。重建后的邓世昌故居变得非常的恢弘壮观,在祠内的后花园里有邓世昌自己种的花草树木,院内树木繁森、鸟语花香。而故居内的建筑材料均为上等,阁楼院子数座,清朝时期很多老百姓都来此祭拜邓世昌。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广州,忌惮邓世昌的威名所以不敢破坏邓世昌故居。之后邓世昌故居经历了包括改造成小学在内的各种改造,这多少改变了邓世昌故居的原貌。而文革期间,文物的流失、建筑物被破坏以及附属地被占用等都使邓世昌故居遭到了破坏。世人不愿邓世昌故居就此消失在历史舞台,先后将此地设为保护单位并改名为邓世昌纪念馆。历经磨难之后的邓世昌故居最终得以复建,人们精心地复原了祠内的原景,甚至油漆的样色都是仔细挑选之后才覆盖上的,终于重现了当年的宏观景象。

当代社会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到邓世昌故居去参观,祠堂内展览了大量邓世昌的照片、塑像还附有当时情况的文字说明,以便后人们能够了解邓世昌的英雄伟迹,通过体会过去战争的残酷,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李鸿章和邓世昌什么关系

李鸿章和邓世昌两人为上级和属下的关系,李鸿章是我国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是北洋水师的创始人,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争议较大的军政精英。而邓世昌是我国北洋海军致远号的舰长,为我国海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将士,李鸿章非常欣赏邓世昌的海军战略才能,邓世昌是他的爱将之一,李鸿章对邓世昌颇为看重,一路提拔邓世昌,还让其担任舰长并带领致远号。

李鸿章为北洋水师搜集人才的时,发现邓世昌对海军战略有所研究,并在驾驶船和管理舰队等方面有优秀的表现,觉得邓世昌是水师之才,于是把邓世昌揽入麾下。刚开始李鸿章让其担任管带。李鸿章曾多次安排他出国去接收购买的新舰,在李鸿章派丁汝昌去英国接舰的时候,还命邓世昌一同前往,可见李鸿章对邓世昌的信任和赏识。

他还亲自调遣邓世昌到北洋海军,且派其到英国和德国订造致远号和来远号等四艘舰。后因邓世昌表现突出训练有功,李鸿章请奏将邓世昌升为副将。可见李鸿章和邓世昌的关系紧密,李鸿章对邓世昌的评价极高,称其的敦厚及识大体足以掩盖一切缺点。因此,当邓世昌在英勇抗战日军失利后为了不屈服于日军,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李鸿章在得知邓世昌牺牲的消息后,为痛失心腹而老泪纵横伤心不已。这便是李鸿章和邓世昌两人的关系了。

邓世昌的精神指什么精神

邓世昌原名永昌,字正卿,祖籍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清末海军将领,民族英雄,在1894年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悲歌。邓世昌虽然牺牲了,但是邓世昌的精神永远激励中华儿女奋进。

邓世昌出生于清朝末年,由于清朝制度落后,官僚腐败,常年受到列强侵略。他少年时期就立志精忠报国,18岁时凭借优秀的资质进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进入学堂后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通过考试考取了驾驶专业。驾驶专业非常困难,除了要学习英语数学,还要学习天文地理和航行,经过5年学习方可毕业。邓世昌凭借不畏艰难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完成了学业,顺利毕业。邓世昌的精神就是中国无数爱国志士的精神。想成为海军人才从学堂毕业只是第一步,想成为合格的指挥官需要不断从实践中学习,要成为士兵敬重的将军还需要极高的意志品质。在学有所成之后,当国家危亡之时,早就抱有精忠报国精神的邓世昌站了出来,大声疾呼: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

邓世昌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指挥致远号奋勇作战,重创日军主力战舰吉野号,而后在日军围攻下弹尽援绝,舰身倾斜,知道无法突围,鼓励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之后指挥战舰撞向吉野号,誓与战舰共存亡。邓世昌的精神永垂不朽,舍身救国的壮举永远被国人铭记。

邓世昌后人生活状况如何

民族英雄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不幸战死,那么邓世昌后人都有谁呢,邓世昌后人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邓世昌育有三儿五女,他的长子叫做邓浩洪,由于清朝政府的官职还是世袭罔替,所以理所当然的接了他爸爸的职务,任职于广东水师,直到1947年在广州去世。次子邓浩洋英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曾经任职于民国海军部,逝世于1969年的春天。邓世昌还有一个养女叫做邓孝思。长女叫做邓秀媛,第二个女儿叫做邓秀蝉,嫁给邓世昌的同僚,南阳海军超武舰舰长叶富的儿子叶说周。三女儿叫做邓秀娟,四女儿邓秀婷,五女儿邓秀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活在广州的7位邓世昌后人中有6位投笔从戎,他们中五位都是毕业于黄埔军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后,邓世昌后人举家迁徙到北方地区。邓世昌后人中有许多为新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邓立英是邓世昌的玄孙,是河北省宣化市冶金环保厂的经济师,还兼任河北省政协委员。邓世昌外玄孙叶伟力,是中国电视艺术家。指导过多部作品,他代表作品有《战争电影与人类和平》、《科幻电影与未来时代》、《千万年的梦——人类和平之歌》。就像邓世昌后人邓权民所说,作为民族英雄的后人就要继承先辈的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再立新功,再做出更大的贡献。

还原的民族英雄邓世昌

壮年老成

观众会为《甲午风云》中邓世昌“激辩”方伯谦和面对李鸿章慷慨陈词而击节叫好,但这些情节均无史料所载,且真实的邓世昌是位在人情世故上通达得多的高级军官。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时已18岁,在那批后来多成为北洋海军高级军官的同学中,年龄最大,比一般同学要大三四岁(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年方11)。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进入船政学堂成为军人前,邓世昌已随父移居上海,是个商人,人情练达超过了所有同学,有记载即称邓青年时“性沉毅”。

也许细微之处更见精神。1887年,邓从英国驾舰回国,航经直布罗陀遇到一些被西班牙掠卖去的广东华工恳请搭救。邓非常同情他们“食不饱,寒无衣”的悲惨境遇,不惜冒可能引发外交争端之险,当即携之回国。还是在这次归国途中,一名水手病故。若将此事上报当时“以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的英国人琅威理,一贯按章办事的他必令沉尸于海。面对水手们的集体请求,邓世昌决定自己承担责任,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令木匠备棺殓尸,以等靠岸时安葬。这种体量人情的变通之举,既使死者入土为安,也使生者得到慰藉。

“高配”的中军副将

在北洋舰队中,邓世昌有着先天的不足——他是北洋主力舰舰长中唯一非闽籍的汉族军官。而北洋海军中福建人的排外,是连李鸿章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其实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都始终被冠名为“闽系海军”)。邓世昌却能与闽系军官们和睦相处,使之对他较好地接纳(尽管也有并不尽如人意之处),不仅在同辈中能脱颖而出,且深得李鸿章信任,丁汝昌对他更是倚重。

邓世昌的官职就是鲜明体现。且看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海军军官序列。居首的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步蟾和林泰曾两位海军少将(两翼总兵),管带最强大的“定远”“镇远”铁甲舰;位居其后的一等主力舰舰长,一般是海军上校(副将),即“经远”的林永升、“靖远”的叶祖圭、“来远”的邱宝仁、“济远”的方伯谦。所辖军舰较弱的舰长职衔就更低些,如一等主力“超勇”“扬威”无防护巡洋舰(清军称“快碰船”)舰长黄建勋、林履中是中校(参将),“平远”装甲巡洋舰舰长李和更仅仅是上尉(都司)。邓世昌则比一般主力舰长地位要高,准确职务应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地位仅次于两位总兵。应看到,邓的头衔属“高配”,他的“致远”属“防护巡洋舰”(仅锅炉舱、动力舱等关键部位加装甲防护,清军称“穹甲快船”),档次其实低于邱宝仁和林永升2位副将管带的“来远”“经远”2艘德制装甲巡洋舰(舷侧有装甲保护,清军称“铁甲快船”)。尽管上层重用邓世昌有借此遏制闽籍将领的意图,但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与中枢更为接近,如无成熟的人际交往经验,署理此职是很难想象的。

为掩护旗舰而献身

旗舰“定远”开战即被击中,信号中断,丁汝昌负伤,全军被打掉指挥部陷入混乱。战至当天下午3时左右,“定远”舰艏不幸又中弹,燃起大火,烟雾笼罩导致主炮无法瞄准射击。日舰乘机疯狂聚攻,“定远”万分危急。

位于“定远”两侧的“镇远”和“致远”立即挺身救护。邓世昌于千钧一发之际,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令“致远”冲至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为旗舰遮挡弹雨、争取自救时间。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非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日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这种举动,中法马尾海战中“飞云”舰管带高腾云也曾做过)。“致远”重伤后,邓着眼全局,又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毅然前出撞击,最终以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定远”、“镇远”两主力舰重整旗鼓,并在随后的战斗中重创日旗舰“松岛”,最终逼退日军。邓世昌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勤奋务实,精于研习

“穷求洋人奥秘”

据史料记载,邓少时即“有干略”,在上海时曾从欧人学习算术,通英语,目睹中国积弱的现实,“留意经世之学”,立志投军以御强敌,并以优异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4年的学堂生活,对其钻研品格的养成又起了一定促进作用。该学堂是在洋务运动“自强”口号下创办的,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独立地掌握造船和航海技术,要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而“不藉外人”。有官员即评论这批学生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

此后,尽管因为籍贯广东,未能入选福建出资的海军留英计划,邓世昌却通过在国内任职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经验。他先是留福建船政水师任运船大副和炮舰管带,1880年清政府大办海军,李鸿章“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遂将其调往北洋差遣,先任蚊炮舰管带,又两次赴英接收订造的巡洋舰,最终升任“致远”管带。尽管没有出洋留学,但难能可贵的是,邓世昌从不放过一切钻研学习海战技术的机会,每次出洋接舰都抓紧机会考察西方海军发展情况,故成长为一位海军将才。

敬业勤勉

邓世昌是刻苦训练的典型。时人说他“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动合机宜”。他工作极端认真,兢兢业业。不可否认,邓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舰队各舰长中最高。例如,他任“镇南”炮舰管带时,军舰曾于风浪中搁浅,任“扬威”管带时,有一次因煤未带足造成军舰在海上漂流许久,还有一次因不熟悉水情造成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

作为舰长邓世昌固难辞其咎,但对这类问题需作客观分析,不应以偏概全。新生的中国近代海军,驾驭的是代表当时尖端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基层官兵素质尚不高(北洋海军水兵少数从旧式水师调来,多数是从沿海渔民中征召入伍)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海军后事事争先,出海即常在大洋上作演习,且频繁执行各种任务(故上述事故均出在远海),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而因为他富有敢作敢当的精神,这些“失误”记录并未影响他的升迁及威望。

宽严相济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黄海海战前,他正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涉嫌“鞭打士兵致死”。但是,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经远”管带林永升即因力主废止肉刑而被史籍予以特殊标明)。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亦属正常,诚所谓“慈不掌兵”。

此外,带兵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只是邓世昌治军的一个侧面。1887年,邓赴英接收订造的“致远”,归途中坚持“扶病监视行船”,并沿途操演,“终日间变阵必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舰上将士则“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他生活简朴,与士兵共甘苦,曾对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且死后家无余财。他牺牲后,连李鸿章也为之赞叹道:“不图近世尚有此人!”

作为一名练达的舰长,他既注重惩戒手段,又很关心水手的生活。除前述妥善处理水手病故事件外,其他舰上“病故升火水手甚多”,不得不雇用“升火土人”,“惟(唯)‘致远’独无”。他还很善于对下属进行精神激励,经常“在军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零涕”。“致远”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堪称邓世昌治兵有方、极富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脚。全舰250多位官兵在邓感召下,同仇敌忾,坚守岗位直至最后时刻,仅7人获救,是北洋各主力舰中官兵殉国率最高的。

“鱼雷诱爆”之真相

至于出现海战中“鱼雷诱爆”导致“致远”沉没这一指责,也确事出有因。传统观点及多数影视作品都将“致远”的功败垂成归咎于日军鱼雷。然而,当时的鱼雷虽威力巨大,可靠性却并不乐观,不仅偏离航向司空见惯,1879年智利-阿根廷海战中甚至出现发射的鱼雷自摆乌龙的事件。甲午丰岛海战中,日巡洋舰“浪速”向停泊着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发射的鱼雷,竟从船下穿过扬长而去(“高升”最终是被“浪速”用6门侧舷速射炮轰沉的)。黄海一战中,中国“福龙”号鱼雷艇在近距离(40米)对日舰“西京丸”的攻击失败,均与鱼雷技术水准很低有关系。正因鱼雷还不适合于攻击机动目标,而仅适合攻击锚泊固定目标,黄海海战前,日本各舰担心鱼雷没有使用的机会,而且很可能变成安全隐患,故纷纷把所携鱼雷投入了海中。相关资料也显示,日军并没有在此战中发射鱼雷的记录,而“致远”沉没时与日舰尚未进入鱼雷有效射程(400米)。近年来,在参考西方与日方史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关于“致远”沉没原因的2种新解释(孰为“谜底”尚无定论):一是鱼雷发射舱中弹导致诱爆,二是锅炉舱中弹引起大爆炸所致。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关于“弃雷”的指责虽非空穴来风,但却既不真实也不专业,不足以否认邓治军严明的事实。常识告诉我们,舰载武器不仅有鱼雷,也有炮弹,如果怕鱼雷引爆就将鱼雷卸掉,怕炮弹引爆就将炮弹卸掉,岂不可笑?此外其余北洋海军舰长是否弃雷,史无所载,倒是有“来远”舰在战斗中企图以鱼雷击日舰“比睿”的记录。据“致远”幸存水兵证实,“致远”由于某种故障,恰恰无法在战前丢弃自己舷侧发射管中的鱼雷!有公足壮海军威!——还原真实的邓世昌有公足壮海军威!——还原真实的邓世昌

勇敢果断,沉着冷静

后人大多称赞撞击之举体现了邓世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往往忽视了此举的战术考量及其中蕴含的邓世昌过硬的军人素质。如下诠释,恐更具理性也更逼近历史真相:撞击是邓世昌乃至北洋海军极其擅长的一种常规战术,邓本意也并非完全是要“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争取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

距甲午海战最近(也是最能供时人参考的)的一次大规模海战——1866年利萨海战中,采用V形横队的奥地利舰队就依靠撞击,一举击沉意大利舰队的主力铁甲舰“意大利”号,从而奠定战局。此后一直到20世纪初,撞角(冲角)便如雨后春笋般的暗藏在各国军舰的舰艏之下(“致远”也不例外)。关于撞击的很多技巧(如与敌舰的夹角和撞击部位)也被总结出来,即通常是从敌舰前后方以斜线切入,目标直指敌舰的锚床部位,或从侧面掠过,撕开缺口,或直接撞入,然后立刻用力倒车,迅速脱离,以防“两下势猛,致己船受损”。理论源泉与利萨海战关系相当密切,且明确提倡“横阵优越论”和“近距离乱战”(要点就是在战斗中尽量逼近敌舰、扰乱敌方阵形,从而施展冲角、鱼雷等近程武器,这在客观上还可弥补己方的总体火力劣势)的两部海军典籍《各国水师操练法》和《海军调度要言》,本就对整个北洋海军的作战阵法影响颇深,并直接导致它在黄海海战中采用V形横队来冲击日军的单纵阵。邓世昌效仿利萨海战的撞击战术,也属情理之中。

邓世昌选定和实施撞击战术,更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其一,邓世昌已对撞击战术的规则和相关驾舰操作了然于心,更对凭借“致远”的高航速(设计航速18节,为北洋海军主力舰之冠,试航时,其马力曾达到7500匹,超出设计值2000匹,极限航速甚至可达到惊人的23到24节)突施撞击、出奇制胜充满自信。

其二,“致远”撞击的“吉野”位于其舰艏正横位置,确切地说,对后者不是“追”而是“截”,“吉野”航速虽快(22.5节),却无法发挥其机动优势。当时,“吉野”所在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正运动至“致远”的正前方。“吉野”在纵队队列中是不能随便改变位置和航速的(相当于一个死靶子),否则就有与邻近友舰相撞的危险(从这一意义上讲,“致远”的撞击就对日“第一游击队”其余各舰都间接构成了威胁)。

其三,邓世昌抓住了对手的软肋。他没有选择其他日舰作为撞击对象,除看到“倭舰专恃‘吉野’”,故欲力歼最具威胁之敌的因素外,还出于深知与“致远”同属英制快速巡洋舰的“吉野”的固有弱点,即装甲较薄、抗撞能力较差。事实上,在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吉野”正是由于被己方的“春日”号装甲巡洋舰用撞角误撞而当即沉没的(这一事件引起很大反响,日海军此后率先取消了新建主力舰的舰艏撞角)。此外,由于“吉野”的火力优势在于其侧舷的速射炮,正横向是其发扬火力的最佳方位,面对撞击势必被迫转向、火力效果随之降低,北洋舰队所受压力亦将纾缓。邓世昌选择撞击目标相当敏锐!

应该说,真实还原邓世昌的历史存在,才更能折射出他以全部生命之火锻造出的忠烈之魂魄。谨以光绪帝为邓世昌所书挽联收束本文:“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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