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
丁汝昌是晚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出身于世代务农家庭。不满周岁母死，依靠祖母和父亲抚养，家境贫苦，少时便外出帮工， 咸丰初，其父因遭旱灾饿死。丁汝昌时年18岁参加了太平军，隶属于程学启部下，驻安庆。1854年1月，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丁汝昌吗？
丁汝昌——晚清北洋海军提督
晚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人物生平简介
丁汝昌（1836—1895），原名先达，字禹廷、雨亭，号次章。庐江北乡石嘴头村（今石头乡丁家坎）人。祖先明初从凤阳迁居庐江，同治四年（1865）迁居巢县汪郎中村。
丁汝昌出身于世代务农家庭。不满周岁母死，依靠祖母和父亲抚养，家境贫苦，少时便外出帮工， 咸丰初，其父因遭旱灾饿死。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庐江县城，丁汝昌时年18岁参加了太平军，隶属于程学启部下，驻安庆。十一年（1861），清军围攻安庆，太平军失利，程学启率部三百人逾城投降曾国荃，丁汝昌被编入湘军，先为哨官，后授千总。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部到苏南镇压太平军，丁汝昌又随程学启部参战，被编入淮军。不久，调入刘铭传部，领马队营。同治三年（1864）丁汝昌擢副将，统先锋马队三营随刘铭传参加镇压东、西捻军，授总兵，加提督衔。
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议裁兵节饷，刘想裁减三营马队，将丁汝昌置于闲散，丁致书抗争，刘铭传怒其梗阻，拟“命将召至而戳之”。汝昌闻讯驰归家中，居数年，境况愈益
窘困，乃去天津拜见李鸿章，从此帮办海军，督操炮船。
光绪五年（1879），被派往英国督带快船。光绪八年（1882），赏头品顶戴，换西林巴图鲁勇号。次年又授天津镇总兵，赏穿黄马褂。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编成，定海军建制，命为北洋海军提督，后赏加尚书衔。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日本侵略者挑起了甲午战争。丁汝昌积极主战，九月率北洋舰队护送五轮运兵增援平壤，在回程的鸭绿江口大东沟海面遭日舰截击，他挥舰应战，身受重伤，拒绝进舱养息，创后仍坐在甲板上督战，激励将士“誓死抵御，不稍退避”，重创日军旗舰松岛号等数舰，日本联合舰队气衰力竭，仓惶驶逃。但北洋舰队致远、经远、超勇、扬威等四舰被击沉，后奉李鸿章避战保舰之命，退入山东威海（今威海市）。
黄海战役后，丁汝昌布置威海水击防务，对日本侵略野心始终有所警惕，他认为“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此回扑我境”。并提出“及时纾力增备”的积极主张，清理海军文卷送烟台，储粮备战，誓死拼搏，“惟有舰没有尽而已”。十一月，日舰犯旅顺，他赴天津向李鸿章请战未准，旅顺陷落后被革职留任。他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仍然“表率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因而暂时稳定了威海局势。
日军进攻威海前夕，曾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祜亨海军中将的名义致书丁汝昌，劝其率舰投降。伊东书中先是侈谈“友谊”，谓“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接着对汝昌的处境表示同情，劝他不值得为之死战，而应待诸将来。最后提出投降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敢以阁下暂游日本。切愿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丁汝昌接书后即上交李鸿章，决心誓死报国。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月，日军分海陆进犯威海卫。当日本陆军攻占摩天岭时，丁汝昌
人物生平令发排炮，日军死伤枕藉，少将大寺安纯当即毙命。由于众寡悬殊，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相继失守。此后，他据刘公岛多次组织将士反击，击沉敌舰7艘。派员潜水上岸去烟台向清军求援不应，他乃召各统领计议力战解围，亲登靖远舰与敌拼战，冒死突围，击伤两艘日舰。但外籍军官与牛昶炳等部分官兵以势孤难敌，逼其投降，他严辞拒绝，对营务处牛昶说：“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牛诺之。丁汝昌于二月十二日服毒殉国，时年59岁。次日晨，牛昶炳违教不截印角，诈作降书钤印投降日军。民族英雄丁汝昌悲愤捐躯后，清政府下令褫职籍，没收家产，株连子孙。宣统二年（1910），孙家鼐疏奏昭雪，还田产。威海人在刘公岛建“丁公祠”纪念，以昭忠烈。
基本年表
1879年（清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也属洋务运动
代表人之一。
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清政府在英订购的“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贪腐严重，并且其严重依赖李鸿章，对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为李氏家军。
《坂上之云》的丁汝昌
《坂上之云》的丁汝昌形象
1891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1894年7月丰岛海战后，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9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17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的航速不同，导致迎战敌队时阵型严重脱节，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
1895年1月30日～2月11日，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因为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没有主动出击，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在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亨的劝降和北洋海军洋员瑞乃尔等的逼降之后，对清政府已绝望，服鸦片自尽以谢国人。
淮军将领
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七年（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黄海海战
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
丁汝昌立照
丁汝昌立照
争。
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犄角鱼贯小队阵（或称夹缝鱼贯小队阵）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或称夹缝雁行小队阵）[注：这个阵型也就是丁汝昌在报告中所说的“夹缝鱼贯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
（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时间紧迫，北洋舰队迎战时的队形未能形成犄角雁行小队阵，实际接战时的队形类似于“燕翦阵”，至于后人所说的人字阵、后翼梯阵、突梯阵、楔形阵、V形阵都不过是一种近似的形象说法。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开始，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为总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时 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有一定失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海军在整场海战中指挥也同样是一团糟，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
威海卫战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来华，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六月二十六日，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李�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七月初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太上皇李�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济远”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定远”、“镇远”铁甲舰按设计，每半年必须入坞油漆一次，以防锈蚀，当时中国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而前往日本，是最近的选择）。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宣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以备任用，分别保奏。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初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六月二十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七月二十五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日双方互有损伤。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占领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正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正月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正月十五，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当晚，服鸦片自杀，延至十八日晨7时辞世。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2月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威海降约》
丁氏既死，马格禄、浩威及中国官员数人上岸至牛道台家，遇见瑞乃尔。浩威（洋员）倡议伪托丁提督名义作降书，并亲自拟稿。译作中文，并钤提督印（William 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85．）。当年丁汝昌十名护卫之一的谷玉霖也说：“丁军门自尽之后……集众筹议投降事。”（《谷玉霖口述》(1946年记录稿)。按：谷玉霖，威海北沟人，先在来远舰当炮手，后在提督衙门当护卫。 ）
1895年2月14日（夏历正月二十）下午三时半，牛昶�胍炼�v亨共同签订《威海降约》，其内容有十一项：
签订《威海降约》
一、中西水陆文武各官，须开明职衔姓氏，西人须开明国名姓名，其文案书识及兵勇人等，但须开一总数，以便分别遣还中国。
二、中西水陆文武官员，须各立誓，现时不再预闻战事。
三、刘公岛一切器械应聚集一处，另开清折，注明何物在何处。岛中兵士，由珠岛日兵护送登岸；威海各东兵，自二月十四日(西历)五下钟起，至十五日午正止，陆续遣归。
四、清牛道台代承交付兵舰、炮台之任，惟须于十五日正午以前，将舰中军器、台上炮位开一清帐，交入日舰，不可遗漏一件。
五、中国中西水陆各官弁，许于十五日正午以后，乘康济轮船，照第十款所载，开返华界。
六、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动者，悉许随带以去；惟军器则不论公私，必须交出，或日官欲加以搜查，亦无不可。
七、向居刘公岛华人，须劝令安分营生，不必畏惧逃窜。
八、日官之应登刘公岛收取各物者，自十六日九点钟为始，若伊东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湾内等待。现时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十六日九点钟为止，一律迁出；其在船之水师水手人等，愿由威海遵陆而归，可听其便，其送出之期，则与各兵一律从十五日正午为始。
九、凡有老稚妇女之流，欲离刘公岛者，可自乘中国海船，从十五日正午以后，任便迁去；但日本水师官弁可在门口稽查。
十、丁军门等各官灵柩，可从十六日正午为始，或迟至廿三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康济兵船离岛而去。伊东提督又许康济不在收降之列，即由牛道台代用，以供北洋海军及威海陆路各官乘坐回华。此缘深敬丁军门尽忠报国起见。惟此船未离刘公岛之前，日本水师官可来拆卸改焕，以别于炮船之式。
十一、此约既定，战事即属已毕，惟陆路若欲再战，日舰 必仍开炮，此约即作废纸。
（《中东战纪本末》第5卷，见《中日战争》(1)第199–200页。）
事件影响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www.ngnvip.com）
丁汝昌丧失把日海军扼杀在摇篮的机会
偶然访日酿成流血事件
北洋舰队第一次访日在1886年。当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说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觊觎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朝鲜一向是大清的保护国，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鲜落入它国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留下其余两舰在海参崴待命。8月9日，北洋舰队到达长崎，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目睹，因此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8月13日，在日本人的盛情邀请之下，一些水兵登岸购物消费。从古至今，水兵由于海上生活枯燥，上岸找女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几个大清水兵钻进了当地一家名叫“丸山家”的妓院，喝醉酒的水兵在嫖资上与老板争执不下，妓院老板随即报警，中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2名水兵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纠集了十几名同伴，冲入警察局抢人。当时，根据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命令，水兵登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但其中有一名水兵在岸上购买了一把倭刀，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8月15日，北洋水师放假，450名水兵上岸观光，丁汝昌为了防止再起冲突，下令水兵不准带武器。而前一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准备报复，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当水兵行至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时，立即遭到了长崎市民“有预谋、有组织”的袭击，拳师领着流氓手持刀棍故意拥挤挑衅。
双方大打出手，数百名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死，将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隔离在各个街区，随即大肆挥刀砍杀。长崎市民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寡不敌众，又无法互相呼应，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5人。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服软的日本掀起造舰高潮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有记载说，“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当时日本海军才刚刚起步，绝非中国海军的对手。不过，丁汝昌却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冒险精神，下令不准动手，丧失了把日本海军“扼杀在摇篮中”的机会。
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随即愤怒地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不无威胁地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定远”、“镇远”属同级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在西方又被称为“萨克森”改进型铁甲舰，排水量7000吨。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类似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堪称“亚洲第一巨舰”。
在李鸿章高级幕僚、法学家伍廷芳的策划下，驻日公使徐承祖依照国际法就事件同日本政府交涉，双方各花重金聘请欧美律师进行辩护，但日方强词夺理拒不认错，并拖延再三，希望不了了之。忍无可忍的徐承祖11月24日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此时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清廷自然不愿再度卷入战争的漩涡，故而断绝邦交方案未能实施。李鸿章决定“停审”，照会日本政府——此前审理全部作废，所有该案卷宗抄送北京，做出一种中国准备单方面处理此事的强硬姿态。
李鸿章的这一招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应，日本外相井上馨多次要求和徐承祖续谈，均遭拒绝。1887年1月28日，日本政府突然宣布接受德国驻日公使何理本的“伤多恤重”的原则，了结“长崎事件”。2月，双方签订协议，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中国赔付日本15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
在日本人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的小孩当时最流行的，也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捕捉“定远”、“镇远”。
长崎事件结束后一个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揭开了“海防献金运动”的序幕。经过新闻报刊媒介的大肆渲染，日本国内很快就掀起了一个捐出“海防献金”的高潮。至9月底捐款数就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88年和1890年日本又提出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这两次扩张案共购买或建造了4艘军舰。其中“吉野”号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第二次访日，清军军纪大有改观
1891年5月到6月间，北洋海军进行了成军后第一次校阅，其场面极为宏大，艨艟云集，舳舻相接，声势显赫，颇令李鸿章陶醉。校阅刚刚结束，日本政府即邀请北洋海军访日，本来，以近海防御为战略目标的中国海军不需要铁甲舰，李鸿章就是为了震慑日本才力主购买“定远”、“镇远”二舰，这一邀请如同“瞌睡遇上了枕头”，正中李鸿章借以显示海军实力的下怀。
6月26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卫出发起程正式访问日本。舰队在出发前，李鸿章鉴于上次“长崎事件”，命丁汝昌严加管束。6月28日北洋舰队到达日本马关，7月1日抵达神户加煤添水，7月5日下午3时抵达横滨港，“定远”舰鸣21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方面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也鸣21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有一种说法，说日本军官曾看见北洋舰队士兵在炮管上晾晒衣服，经过近几年的研究，此事纯属杜撰。从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看，对北洋舰队的评价还是肯定的，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观看北洋舰队的感受：“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
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
日本方面对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到来竭尽礼仪之能事，所到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迎接，希图以此表达对华的“亲善”之意。7月9日日本方面还特地安排天皇在东京接见了丁汝昌和北洋各舰管带，礼仪非常隆重。日本外相和海军大臣都举行了欢迎宴会招待中国海军将领。
日本海军受到刺激加速扩充军备
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旗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定远”放出小艇迎接参观者，丁汝昌和驻日公使李经方在舰门迎接，和来宾们一一握手，随即，来宾们在向导的引领下参观了军舰上下各层，看到了当时日本军舰上所没有的4门直径一尺、长25尺的巨炮。清朝将领都懂英语，为参观者一一讲解舰上设施，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当时是最年轻的军官，也在接待者的行列中。北洋舰队在横滨港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后前往长崎访问。8月4日离开日本回国，8月11日返抵威海。
登上“定远”参观的日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后来回忆，“定远”号舱内非常干净，不亚于欧洲军舰，他还记叙道：“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日本舆论也大力渲染日本国内“对强大的中国的舰队的威力感到”的社会心态，如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感叹道：“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相比5年前在长崎的远观，这一次与“定远”从内到外的“亲密接触”让日本人深感羞愧，深受刺激的日本随之掀起了超常加速扩充其海军军备的高潮。就在日本天皇接见北洋海军军官的前一天，日本内阁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支出方案，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892年，内阁又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该计划在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1893年日本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此后6年每年再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到这一年，知耻后勇的日本海军已有各种军舰55艘，弹药储备超出了一次对华战争可能消耗掉的数量，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与北洋水师相抗衡的海军力量。
访日期间，北洋舰队的军官也注意到了日本海军的高速发展，危机感油然而生。右翼总兵刘步蟾向丁汝昌力陈我海军战斗力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丁汝昌也上条陈，认为北洋舰队有些舰艇已经老化，机器运转不灵，舰队在航速和射速上已经落后于日本，请求增购舰船。然而，在日本风光一时的北洋舰队出访归来却迎来了当头一棒，户部以经费短缺为由压缩海军经费，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和机械，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拨给。
一方面一流舰队停滞不前，一方面二流舰队高速赶超，中日两国海军的差距迅速被拉平。连一直对北洋海军引以为傲的李鸿章都丧失了自信，在他看来，北洋水师勉强可以自守，战于境外，就算遇上日本，也胜算难保。悲剧的是，甲午之战，北洋海军没有败在海上，却全军覆没于港口，比李鸿章最坏的估计都要坏。
晚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真的是“爱国将领”吗？
今天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中外古今，都不乏因一次战争的胜负而改变双方前途和命运的事例。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因胜利而更快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并使这个原来封建落后的太平洋岛国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清朝政府的失败则使得对中国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洋务运动破产，并使此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更加曲折而艰难。
今天，世界的形势和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忘却我们民族所受的耻辱与苦难。痛定思痛，我们更应该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反思。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以往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和辞典都对其大加颂扬、说他作战勇敢，指挥镇定，最后“严辞拒绝”敌人的诱降，（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坚持不屈”服毒自杀，（《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还有一些作者将丁收入“历代名将”、“历代爱国将领”一类辞典。然而、据我们广泛地查核资料，考证史实，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免误导我们的后代，我们认为有必要还丁汝昌以本来面目。
（一）从个人履历来看，丁汝昌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的
据史载，丁汝昌1836年出生于安徽庐江北乡石嘴头村，14岁时，父母在荒旱中双双饿病而死。1853年，走投无路的丁汝昌参加了太平军，驻安庆。1861年随程学启叛反，编入湘军，为哨官，授千总。1862年被拨入淮军刘铭传所部，不久升营官，领马队。后在作战中先后担任了马队的参将、副将。1868年，因对捻军作战有功，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朝廷“裁兵节饷”，丁汝昌被置于“闲散”之列，便致书抗议。刘铭传拟“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逃到巢县汪郎中村，隐居赋闲，僻居乡间数年。1877年，蒙光绪召见，奉旨发往甘肃差遣。不久，又因“回籍措资，伤病复发，呈清咨部展限”，仍回故里。1879年，面谒李鸿章，留北洋水师差遣。1880年，去英国购置超勇、杨威两艘快船。1883年，授天津镇总兵，赏黄袍马褂。1888年，授北洋海军提督。
从上述史料记载看，丁汝昌发迹的历史并不光彩，他有奶便是娘，始则参加农民起义军，终则弃之，见风驶舵，卖主求荣。而一般教科书、论著和辞典对此均只字不提，使人们对丁汝昌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二）丁汝昌经营北洋舰队，既无其才，又无其德，由此大大影响了北洋舰队的素质，埋下了甲午海战失败的祸根
北洋舰队在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舰队之一，丁汝昌作为北洋海军提督，全军的统帅，对这支舰队的兴衰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却有负众望，并没有把这支舰队经营好。一些学者却为其开脱罪责，认为这是“因军官多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人，他以淮军陆将孤寄其上，威令难行，操练松弛”。（《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事实并非如此。丁汝昌之所以担任北洋海军提督，完全是李鸿章想将北洋舰队据为已有，推行“任人唯亲”路线的结果。1879年，丁汝昌到天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本来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在李鸿章看来，丁汝昌既是淮系，又“经大敌”……因而统率全军重任只能落到丁汝昌身上”。（苑书义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215页。）所以李在1879年就力荐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并在1888年授他海军提督之职。
其实，丁汝昌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茫然无知，这种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首先就铸下了大错。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如果他努力学习、发奋图强，加强对士兵的操练，仅仅缺少治理海军的经验和才干，还是可以弥补的，可惜的是他还缺少作为将帅的“德”，具体表现有五：
一是生活腐败。
据载: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
二是不善处理与下级军官的关系。
当时，“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他上任不仅没有形成凝聚力，反使上下关系十分紧张。
三是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和操练，军纪松弛。
丁汝昌自己生活放荡，对士兵则不问不管，很少操练，甚至还放纵士兵赌博嫖娼。据《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记载:“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6月版。305页）
四是不关心军舰设备的保养和维修。
人们发现，“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不仅如此，这些舰只还不务正业，早在1891年就出现了“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的报道，1892年又传出了“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的披露。军用船舰不停地从事商业运输，必然影响军事训练，削弱战斗力，同时也使机器保养甚差，设备损坏严重。
五是弄虚作假，哄骗上级。
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丁汝昌由此更受到李鸿章的器重。是这样一个统帅。是这样一支部队，我们能指望它在日后艰苦的战争中战胜敌人吗？
（三）在甲午战争中，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
以往某些学者一谈到黄海海战的失利，都笼统地归结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一谈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归结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舰。我们认为，这种推论虽然省事，但却肤浅。同是清朝官员，冯子材、刘铭传不是打败了比中国武装先进数倍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不是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辉煌胜利吗？而丁汝昌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北洋舰队打败武装略胜于我们的日本联合舰队呢？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考察，这次失败与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有直接的关系。
1894年7月，朝鲜形势吃紧，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要丁汝昌为支援叶志超的运兵船护航。丁汝昌若真想出海杀敌，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率舰出击。据后来计算，当时出海可以及时赶上在丰岛与日舰力战的广乙号等运兵舰船，并可趁势打击日军联合舰队的锐气，力创日本主力舰只。可是丁汝昌胆怯畏敌，回电道:“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拚，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实际牙山在牙山湾东端，并非丁汝昌所说汉江内口。丁对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舰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时计算不清，因而白白放过了一次围歼日海军第一游击队的机会，使运兵等舰遭到日舰优势力量的袭击。损失了广乙号等几艘船只，700余人全部殉难。光绪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就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到8月中旬李鸿章也多次电示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并责令“此正海军将士拚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日舰），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载《甲午中日战争》（上）81页）可见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会极力保船，不求战机。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关键所在一制海权。而早在8月5日，日参谋总长向天皇提出的作战计划中也是把日海军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决战的胜负视为整个日军侵朝的关键。这也与李鸿章所见相同。
至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是英勇抗敌的，像邓世昌等人的英勇表现被人民永远记在心中。在他们顽强、不屈地努力下重创了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等五舰，击毙击伤约300余名日军官兵。并迫使日舰主动撤逃。但北洋舰队也蒙受了极大损失。这次战役的失利，丁汝昌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场遭遇战，也就不存在李鸿章对他所有的种种约束的说法。由于在一开始就没有排列出于我有利的阵法，发挥我舰巨大、舰炮口径大的优势，弥补我舰老龄化，航速不快的缺点。加之丁汝昌从未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战术编队操练，于是在遭遇战一开始就指挥混乱，丁汝昌与其他官员意见分歧，只好在慌忙中以夹缝雁行阵法去迎击日舰的单纵阵，我们的优势不仅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反而处处受到制约，各舰只能独自为战。而日舰阵法早就是以北洋舰队为对手进行了几次模拟演战研究出来的，所以显得机动灵活，得心应手。此外，丁汝昌还没有把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这四艘高速舰只另外编组，形成单独的游击支队。而是与其他舰船混在一起，不能充分发挥出巡洋舰的机动灵活的攻击作用。以上的种种失职和失误，使得我们损失了5艘战舰。
此役之后，北洋海军已不能独立成军，但被日军畏怕甚过虎豹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存。如果重整旗鼓，抓住战机，仍有可能挽回战局。可是丁汝昌再不敢出洋巡逻作战，只把舰只龟伏在港内。9月末，光绪又一次谕令李鸿章派海军出击。10月中旬，李鸿章多次电令丁汝昌率定、镇等“出巡威湾旅一带”并质问丁汝昌:“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8第4页）
10月17日至27日，日军开始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进逼金州，旅顺。丁汝昌不听李鸿章提出率舰往旅湾游弋袭击日军运兵船的电令，而是率舰在威海卫与旅顺来回游弋。这样就给前方造成极大的压力。11月12日，日军进攻旅顺，丁汝昌奉命率6舰“赴旅顺口探巡”，但他只是把战舰停在旅顺口外观望了9个多钟头，对守备将士未作出任何援助就弃旅顺而去，令广大守城士兵心寒，结果旅顺很快失守。
11月16日朝廷震怒，下谕革去丁汝昌职务，还欲逮到京城问罪，1895年1月22日，日军开始了围歼北洋舰队的第一步，在山东登陆，攻克荣成，此时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1月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3页）这本是当时一个较好的作战方案，但丁汝昌不愿与封锁洋面的日舰正面交锋，却以“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4页）加以推诿。
2月17日，李鸿章再次电令丁汝昌”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20第12页）但丁汝昌还是不听指挥，只等待陆军救援。当威海卫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北洋舰队就成了日军的瓮中之鳖，丁汝昌见事无转机，乃与马裕禄面商，向日军发出“和谈”函告。从而使中国多年惨淡经营起的第一支当时尚属世界前列的舰队全军覆灭。
从上述战争发展过程的情况可知，丁汝昌既无指挥海军从事海上作战的军事才能，又无克敌制胜的胆略和勇气。因而他始终采取的是多方避战的策略，畏敌不敢出击；偶而遭遇敌人则又指挥无方；加上他不听正确的电谕和意见，贻误战机，终使北洋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可以说：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
（四）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际，丁汝昌派人与日军“和谈”，实际上是谈判投降的条件；而他服毒自杀，则是为了使其家属免遭诛罚，根本谈不上“坚持不屈”，“以死报国”。
以往一些教科书和辞书，将丁汝昌戴上“爱国将领”和“历代名将”的桂冠，还依据这么两个“事实”：
其一，当北洋舰队处于危急时，舰上的英美军官策动部下“胁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其二，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后，“为保存民族气节”，便只好“自杀殉国”，（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其部下与英美军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把北洋舰队拱手交给了日本。
上述说法把丁汝昌装扮成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拳拳爱国的英雄。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据考证，丁汝昌死于北洋舰队投降之后。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且服毒时间也不是投降前夕（十八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十九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故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严词拒降”和别人假其名作降书之类的事实。此外，由于当时丁汝昌正被朝廷“革职留任”，现在又与日军商谈投降，自知罪责重大，只能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所以，根本谈不上“为保存民族气节”而“以死报国”。正象爱国诗人黄遵宪在《降将军歌》中所指斥他的那样“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入境庐诗草》，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册卷八）实际上，光绪帝在位期间，丁汝昌虽死，却一直“戴罪在身”，直到光绪帝死后，袁世凯为了个人目的，才将其罪责巧为开释。可见，丁汝昌头上“爱国将领”的光环是后来某些人给他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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