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
王耀武是抗日革命家，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蒋介石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时人有“宁碰阎王，莫碰老王”之谓。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年年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些国民党抗日将领王耀武吗？
国民党抗日将领王耀武——带出抗日铁军的名将
国民党抗日将领王耀武人物生平
弃工从军
王耀武，1904年出生于山东省 泰安县上王庄（今 岱岳区夏张镇上王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父亲与长兄早逝，在母亲培养之下成人。9岁时，入本村 私塾念书，拜张宝亭先生为师，读的是“四书”、“五经”。19岁时，家境败落，不得不辍学谋生，投亲到天津，在 天津 租界里一家烟草充当干杂活的工人。后南下上海，到 马玉山糖果公司当了店员。
1924年冬，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便前往广州投考。1924年11月，正式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在军校学习期间，他严遵校训、勤奋学习，赢得了学生队总队长 严重对他的青睐。
展露头角
1925年9月，军阀 陈炯明占领潮州、汕头，计划进犯广州。国民革命军于10月1日开始第二次 东征。这次东征，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学生军的教导团为主力，并动用了黄埔三期的学生。王耀武还未毕业就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作战勇敢，表现突出。
1926年1月，王耀武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 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四连任少尉排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带兵得法，不久就被晋升为上尉连长。
王耀武在参加第二次东征取胜之后，部队驻在 潮州、 汕头一带休整，后来又进驻福州。王耀武任宪兵营第一连连长。在福州期间，得到福州地方法院郑推事的欣赏，王耀武便娶了郑宜芝（别名郑宜兰）为妻。
1928年春，王耀武奉命参加第二次北伐，作战对象是 张宗昌、 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日本庇护张宗昌，出兵干预，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五三惨案”。蒋介石怕引发中日战争，下令绕道北进。当北伐军奉命撤离济南时，王耀武有意留在城垣配合 李延年团死守济南。
中原大战，王耀武在此战中屡建战功，于是，1930年9月升至团长 。
围剿红军
1932年，王耀武所在的32旅奉命参加第四次围剿，被红军围在 宜黄。时任旅长 柏天民准备撤退，王耀武力劝坚守。王耀武所部坚守宜黄，苦苦独撑24天而城池不破 。战后被任命为补充一旅旅长，少将军衔。
1934年他率补充第一旅，打败 方志敏率领的 中国工农红军 。1934年11月，王耀武率补充一旅和红十军团、红七军团在 皖南谭家桥遭遇。在 谭家桥战斗中，红十九师长 寻淮洲牺牲，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陶被俘，战斗最后以红军主动撤退而结束。战后，王耀武升任五十一师师长。
抗战时期
淞沪抗战
1937年 七七事变后，王耀武率五十一师从汉中前往上海，参加 淞沪抗战。战后五十一师与五十八师合编成立七十四军，以 俞济时为军长。之后七十四军成为国民党抗日劲旅，王耀武成为七十四军的一员主将。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初，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参加 南京保卫战，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防御。此役从12月7日开始到13日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6天，终因武器悬殊而撤退。
兰封会战
1938年5月，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参加 兰封会战，与日军土肥原之第二师团激战于河南三义寨附近，重创日军。
万家岭战役
1938年7月，王耀武率部参加 万家岭战役。五十一师协同国军其它部队与日军激战数周，伤毙日军4000余人，取得万家岭战役的胜利。战后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仍兼五十一师师长。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军长。9月，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 第一次长沙会战，奉命拦截向 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激战于赣北重镇 高安。王耀武运用反包围的战术，经过3天激战，收复高安城。
上高会战
1941年春，王耀武率部参加了江西 上高会战。3月15日，日军合击上高县城，王耀武令五十七、五十八两师进入第一线。在争夺鸡公岭战斗中，击毙日军1000余人。24日，在白茅山战斗中，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毙敌2000余人。25日，七十四军全线出击，锦河南岸日军被肃清。26日，中国军队形成包围圈，将日军包围在直径不满5公里的包围圈内。27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七十四军猛追不放。日军投掷毒气弹，使七十四军第一线官兵中毒很多，但七十四军官兵仍然猛追不放。28日，五十八师进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至中午，五十一师赶到，袭击日军右侧。五十七师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被迫退守官桥镇内，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收复，歼敌600余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打死。31日，中国军队克复陷入日军半月之久的高安镇。
浙赣会战
1942年4月，王耀武率部参加 浙赣会战，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
鄂西战役
1943年4月，王耀武率部参加 鄂西战役，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日军侧背攻击，并截断日军交通线。此次战役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
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 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 常德会战。王耀武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日军激战，让五十七师师长 余程万率部坚守常德城。余程万师弹尽粮绝时，退出县城。后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其它部队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收复常德城。1944年2月，王耀武升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OO军。
雪峰山战役
1945年4月，国民党 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亲自指挥湘西 雪峰山战役。日军以 坂西一良中将为指挥，纠集6个师团的兵力，约10余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犯。王耀武率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OO军及湖南省 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30万兵力迎击日军。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溃不成军。战役结束后，计伤毙敌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年仅40岁。
参加内战
入主山东
抗战胜利后，王耀武主鲁，着手制定并实施了《山东省政府施政纲领》。1946年初冬，王耀武携全副美式装备，打通了胶济、津浦两线。国民党在山东省的军事力量一时大增。
莱芜战役
1947年2月，解放军 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临沂以南至 莱芜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了 莱芜战役。粟裕放弃临沂，诱使李仙洲冒进。王耀武发觉李仙洲军团有危险，马上下令军队开始撤退。但陈诚直接命令李仙洲堵住胶济路一线，致使李仙洲军团全军覆没。
孟良崮战役
1947年5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陈毅、 粟裕的指挥下，在沂蒙山区发动了 孟良崮战役。在决战阶段，王耀武泣不成声，眼看着 张灵甫身死孟良崮。张灵甫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也是王耀武的爱将 。王耀武亲自主持召开了“山东省戡乱殉国党政军民追悼大会”，并亲自主持编制了《追悼大会纪念册》，而且亲为纪念册撰写了题为“纪念戡敌殉国的革命先烈”的“代序”，还写了“祭文” 。战役后，王耀武飞到南京，请求蒋介石放弃济南，退守二线防御，但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济南战役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 济南战役，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攻占下济南。在济南坚守的关键时刻， 吴化文临阵起义，断送了王耀武最后的一点希望。王耀武化妆后突围出城，行至寿光境内被俘，自此开始了战俘生涯。
晚年生活
王耀武在 功德林改造时，开始思想有顾虑。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冬，王耀武在周恩来关心示意下，经人介绍与北京82中教师 吴伯伦结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耀武因“反动”经历被时常批斗。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享年64岁。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廖耀湘3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www.ngnvip.com）
国民党抗日将领王耀武是怎么死的
一年之后，第24集团军改编成第4方面军。王耀武以一个黄埔三期的浅资荣登第4方面军司令官宝座，与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老将平起平坐，其破格越升之速，在军界殊为罕见，令同辈望尘莫及。在第4方面军任上，王耀武指挥了对日的最后一战——芷江战役。此时王耀武率18军、73军、74军、100军及湖南省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30万兵力迎击敌人，王耀武部则以逸待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初战即获胜利，打死打伤日军5000余人。战役历时近两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战役结束后，计伤毙敌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般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当时他年仅40岁。1945年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衡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20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这是王耀武最辉煌的时候，他的74军被誉为“抗日铁军”。
最终成了解放军的战俘
解放战争时，王耀武的对手是粟裕将军。其实早在1934年，王耀武攻打寻淮洲的红军时，粟裕曾是寻淮洲、方志敏的部下。当年侥幸突围出来的数百名红军干部战士，后来组成红军挺进师，创建浙南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可以说,作为曾经的手下败将，粟裕终于等到了报仇雪恨的一天。
莱芜战役，陈毅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放弃临沂,诱使李仙洲冒进。王耀武发现李仙洲轻松拿下临沂,对解放军意图产生了怀疑,他立即感到李仙洲军团有危险，马上下令军队开始撤退。陈诚发现李仙洲军团在后退，又发现陈毅架设的浮桥，立即认定陈毅要北渡黄河。他一面斥令王耀武不准后缩，一面又直接命令北路前敌总指挥李仙洲，要他确保新泰、莱芜阵地，堵住胶济路一线。于是仅仅过了一天，李仙洲又被陈诚送回了陈毅的嘴边。此后,陈毅巧妙设围,将李仙洲困在莱芜。李仙洲部下整46师师长韩练成是中共布置的内线,临阵突然失踪,加剧了其军队的指挥混乱，终于全军覆没。时任国民党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骂道：“5万多人，不知不觉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这一番折腾，王耀武手下几乎没兵了，只剩下济南城。
孟良崮战役是王耀武遭受的第二个重大打击,王耀武起家的老队伍,国民党军的王牌整编第74师被陈毅、粟裕全歼,王耀武爱将张灵甫兵败自杀。最后在决战阶段,张灵甫在山上与济南的王耀武也保持着联系，当他最后决意成仁向王耀武诀别的时候，据当时在王耀武身边的73军参谋长马培基回忆，王耀武在办公室里手握话筒，当场泣不成声，眼巴巴地看着这个曾经奇袭张古山的抗日名将身死孟良崮。整74师可是他的亲生子，张灵甫又与他袍泽情深。
济南战役前，解放军相继攻克了山东多个城市，形成了对济南的夹击之势，济南已经成了孤城。加上两军的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国民党军明显处于劣势。名义上，他手里还有11万人，但是很多是保安团，只有三个整编师而且战斗力不强。他的对面，华东野战军至少能拿出20万主力野战军对付他。为此王耀武曾两次飞赴南京要求撤出济南，集中兵力于兖州，巩固徐兖。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蒋介石、陈诚、杜聿明的反对。蒋介石认为济南政治地位重要，必须守，下达了固守待援的死命令。蒋介石给王耀武的充饥画饼是一旦济南战起，他会让杜聿明带17万人救援。
19日晚，济南西区防区司令吴化文起义，使守城部队一时间军心涣散，士气受挫，战局更加恶化。23日到24日，外城逐步失守，到24日上午，王耀武只能控制大明湖北岸500×100米的狭小区域。整个区域全部在解放军步枪射程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王耀武的指挥依然没有混乱，其军事能力可见一斑。在这次战役中，王耀武盼来的空运来的援军只有刘炳昆团长带来的整编74师58旅172团的7个连。这7个连被王耀武布置在济南商埠的邮政大楼上。这支部队在商埠其余部分被解放军拿下后依然死守不降。为激励士气，王耀武火线把刘炳昆提升为少将旅长。刘炳昆受此激励，率部死战到底，直至全军覆没，自己也当场战死。为打这个据点，解放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3纵8师的师长王吉文牺牲，团长、副团长、团政委各负伤了一个。
1948年9月22日夜，攻城部队兵临济南城下，激战至24日，济南获得全城解放，但解放军战士找遍了全城也不见王耀武。大势已去后，王耀武带着卫士乔玉培仓皇逃窜，王耀武化名乔坤，两人伪称叔侄，便衣从济南北门流水沟爬出城。他们雇了一辆大车，又买了简单的铺盖。王耀武头裹白毛巾，称自己是济南商埠开小饭馆的，因腿受伤急去青岛投亲就医。出城后，从济南到青岛一线，王耀武一行都比较顺利。王耀武是泰安人，一口的山东话使得他的山东商贩打扮难见破绽，虽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放哨，王耀武一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他们一行逃到寿光县的一个村庄，王耀武忽然要解手，就跑到了一个桥下。随行的卫士想也没想，就把手纸递给了王耀武——手纸是从美国进口的白色软纸，这在当时只有国民党要员才能用得上。这引起了当地村民的怀疑，当地村民向寿光县公安局反映了这一情况。王耀武一行被拦住了。公安局人员问他们从哪来，王耀武依然操着山东话，说自己是小商贩，要去青岛投亲。这时，带头的战士从王耀武卫士的口袋里翻出了进口高级卫生纸，王耀武这才显出紧张情绪。战士们将王耀武和他的卫士带到了当时的寿光县公安局，向时任公安局局长的李培志汇报后，李培志亲自参加了对王耀武的审讯。
在审讯室，王耀武以标准的“立正”姿势站立，从气质上，这个假扮的商人没有一点商人气质，更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部队军官。刚审讯了一会儿，王耀武就显露出紧张情绪，不停地冒冷汗，很多问题回答不上来之后，王耀武突然提出要求见县长，随后又改口称要见陈毅，“我就是王耀武”！他向审讯人员主动坦白了。李培志并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向王耀武逐一询问济南战役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王耀武回答得头头是道。他还掏出了自己的名片印章，这个自称小商贩的人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
在济南被攻破后，王耀武被华野抄了家，然而只搜出两台拖拉机。王耀武回答说是国外友人送的，等国家太平，回家务农用的。陈毅等人听后，颇为感慨。
1959年，王耀武与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10人获得第一批特赦释放。幸得周恩来的关心，六十年代与北京的一位中学女教师共结连理。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文革了，以王耀武的历史背景，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扣个正着，他不时被红卫兵拖出去批斗、陪斗。1968年某日，他被拉去给康泽陪斗，康泽这历史大特务在台上被红卫兵用皮带、棍棒打得半死，王耀武虽然稍好些，也大受惊吓，再加他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回家之后高烧数日不退。一代名将王耀武就此命休，他的妻子也跟着倒霉，作为反属备受欺凌，后来不堪迫害而发疯致死。
文革结束后，统战部、全国政协在1980年7月为王耀武和溥仪、廖耀湘三人补开了追悼会。王耀武的骨灰存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国民党抗日将领王耀武鲜为人知的故事
对于黄埔军校三期生王耀武这个名字，读者并不陌生。但大多人的了解局限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作为，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的表现。对于他的全部人生，特别是他作为抗日名将的历史，恐怕多数人所知甚少。而对于他的家人与后人，更是鲜有人知。
王耀武被俘后，毛泽东曾让罗瑞卿转告他说：“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蒋介石也曾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陈毅与粟裕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给予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以客观、全面、冷静的目光重新认识王耀武这位抗日名将。2013年，济南日报记者曾远赴香港，在铜锣湾力宝礼顿大厦，对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女士以及她的五朵金花，即王耀武的五位外孙女进行了独家专访。
抗战时期童年王鲁云眼中的父亲
王耀武的一生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他带着七十四军打遍了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战最为出色，凭战功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山东省政府主席。因为王耀武在抗战中的战功尤其显赫彪炳，所以当时有“宁碰阎王，莫碰老王”之谓。
1945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般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当时他年仅四十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沙衡州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王耀武从一个师长开始，历战而至方面军司令官，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次战胜外敌，并以战胜国将领身份受降。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被誉为“抗日铁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里只有七十四军逢战必有战功。
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于抗战爆发前两年（1935年）出生，她的童年生活也是伴随着抗日烽火度过的。“我在江西南昌出生，是父亲的第三个孩子。”王鲁云女士缓缓地叙述，“我小时候跟着父亲的部队走，贵阳、桂林、长沙、汉口……都去过。父亲偶尔会回家来。一回家时，总是先把我抱起来，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嘛。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作为军人，总是有点脾气的，但他平时语调多是平稳的，性格爽朗。他喜欢跟小孩子玩，老笑。
有一次，他抱起我来让我说山东话，我就说了，他听后哈哈大笑，用标准的山东地方话说：‘你的山东话还不行啊！’每逢我的生日，尽管他很忙碌甚至‘过家门而不入’，但总会细心惦记，总要托人送回一两样小玩意哄我开心。这些东西因为离开济南之前行色匆乱，都已经散失了。”
在童年王鲁云记忆中，父亲回家之时，母亲郑宜兰总会给他煮一顿好饭。郑是福建人，平时吃南方菜多，王耀武一回来，她肯定会做山东菜，比如水饺啊什么的。王耀武在家时，还会有很多人来找他，“他会从早到晚都在忙，有来报告各种事情的，有的穿军装，有的着便衣。”
王耀武治军恩威并用，在个性上自信、倔强、好胜，有山东人特有的豪爽、直率，而且难得的是，他的私生活极其严谨。王鲁云也提到，虽然王耀武与戴笠私交很好，但私下里却对其人渔色、暴虐等负面颇多微词。“父亲前半生事业中有母亲郑宜兰的影子，他们两人素来相敬如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级军官金屋藏娇者比比皆是，父亲却从不拈花惹草。”
王鲁云女士说，“父亲本人虽也不能免俗，广开财路，但从未骄奢淫逸、中饱私囊。”她提到，有一次，她亲眼见到父亲穿着一双新布鞋在污水里踩来踏去，颇为不解，就问缘故。父亲告诉她，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一人操持全家，节衣缩食，一双新布鞋总希望它能延长寿命。因为鞋底是细麻绳纳的，干透了的麻绳耐力有限，猛一用力，很易折断。所以，穿了新鞋就要在水里踩一踩，让麻绳吸足水分，增强韧性，自然也就耐穿了。在生活中，王耀武为人讲求边幅，但平素办公，除非迎来送往、宴请宾朋，否则绝不穿皮鞋，只穿粗布鞋。
“父亲不许我们打牌。不许任何人（打牌）。有一次我不小心暴露了出来——毕竟我是小孩子嘛。那一次，父亲照例把我抱起来问：‘家里都好吗？’我说：‘很好。母亲也没有打牌。’─—这一句话漏了口风。父亲于是和母亲吵嘴。这也是我记忆中他们唯一的一次吵架。”
王鲁云回忆说，“父亲一直在抗战前线，一年当中也就回来三四回。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有一次他回家里来，很难过的样子，说某某卫士长牺牲了，这个卫士长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所以我们跟着也很难受。这一点我记得比较清晰。”
济南战役前后
抗战之后是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使王耀武的命运产生了重大转折。在《蒋介石的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序言中，王鲁云这样提到：“对于国共两党最后兵戎相见，父亲内心感受极其复杂。他不赞成陈诚那些人急于发动内战的想法，却又不能不服从于军令。他本来从不在家里谈及军务、政务，这次却也忍不住。据母亲郑宜兰后来对我说，父亲两次说过‘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的话。”
事实的确是这样。据史料记载，王耀武在抗战和内战中的心态极为不同。抗战中，余程万（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弃守常德，王耀武是不认可的，他认可的就是你余程万死在常德阵地上，也不许丢阵地。而到了济南，同样面对部下，他说的却是“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
“1946年我们还在汉口，接着去了山东。去山东时，父亲没有带母亲，她留在了汉口。父亲和母亲照了张合影，然后就去了山东。”王鲁云深情地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在他出战之前、打仗归来之后都要给母亲磕头，总会说：“让您挂心了！”
在济南时他们住在何思源的别墅里，附近有一所很著名的小学，王鲁云和两个哥哥去那儿念小学。
1947年王鲁云十二岁。解放军大军压境，王耀武让家人先迁往青岛。“母亲带着七个子女，加上两个堂兄弟，当然还有一些护卫。去青岛坐的可能是飞机，记不太清楚了。从青岛又去了上海，之后坐飞机去了香港。
在上海时他们已得知王耀武被俘的消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知道得比报纸要早一天。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出了消息。”
王耀武曾给家人留话说：“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这是他的临别嘱托。所以郑宜兰就带着王鲁云他们九个孩子从上海去了香港。
事实再次证明王耀武是一个明白人。据说后来蒋介石身边有人曾提议把王耀武家人全部“弄死”，所幸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同意。
“说到去香港，我记得很清楚是坐飞机。当时我们没钱买去香港的机票，困守在上海。上海的物价飞涨，钱贬值得太快，上午一小篮子的钱可以买一个面包，下午就必得用一个大篮子的钱去买了。终天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一位父亲的副官，他说：‘王将军是对我有恩的人，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顺利去香港。’结果我们就坐上了军机。”
“香港混杂得不得了，那里不只有中国人，有各个国家的各色人等。父亲曾嘱咐我们不要说从哪里来，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很谨慎的。当时我们都在念书的年纪，都去上了学。我们只有很少的钱，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出门坐公交车。九个孩子要吃饭，衣服倒还在其次，毕竟九个孩子都有校服。父亲被俘，没人理我们了。我们过得很艰难。”
“在香港，全家还想着要‘救父亲’，曾经上过当地人的两次当，花了两三万元，后来就算了，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要吃饭，而且也没有大数目的钱。”
功德林改造
济南战役之后，一直到1968年病逝，王耀武在国共党史整理、两岸和平、一生总结方面做了大量有益于世的工作。
王耀武在功德林（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开始时，他的思想还有顾虑，毛泽东叫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王耀武听后十分感动，此后他是管理所中改造最积极的之一。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注：1959年12月王耀武被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批特赦释放。1961年2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月薪150元。1963至1964年间，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闲暇之余，参观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工业建设，巡礼各省建设状况。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8年之后就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直到1959年。从那时开始，才可以写信给父亲。”王鲁云说。
尤其难忘的是，王鲁云与父亲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相聚
“记得1965年的一天，家里电话响了。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那时候我们很低调的，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王耀武的后人，但费彝民是何等人啊，他最有办法的。他轻易就找到了我─—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对我们很好。在《大公报》，费彝民告诉我，是周总理问我父亲家人在哪里啊，父亲就说在香港。
总理就指示费彝民寻找我们，并邀请我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费彝民问我，‘你们夫妻俩去北京怎样？’我先生有工作离不开，于是我就带着惠珍去了北京。”惠珍即黄惠珍，王鲁云的大女儿，当时只有七岁。
“我们坐火车去了广州，又坐飞机去了北京。在通关的时候，检查人员要打开我们的箱包，费彝民，也许是他手下，以手轻轻按住我们的箱包，对检查人员说：‘不要开。’于是我们一路很顺利。”
“当时北京之行的心情其实是很害怕的。” 王鲁云真切地回忆道，“北京街灯很暗。是一个大冷的天。人们都穿着很朴素的棉袄。”
到了宾馆，王鲁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她见到了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廖耀湘等五六个旧时的伯伯，“我请他们吃饭，从友谊商店买了烟、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糖果……那时在北京，这些东西还是很稀罕的。每个人送一兜。他们以前可都是将军、司令、大指挥官啊！现在他们统一穿着人民装，拿着我送的礼物，都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很是感慨。”
王鲁云当时心疼难过，但又不想让父亲知道，就努力忍着，“爹爹……”，她叫了出来，王耀武应声还是一口的山东泰安口音。
“我淌眼泪了。父亲问哥哥好吗、妈妈好吗？我当然说好了。当时我已生下三个女孩子，没有男孩子，父亲就问没有男孩子，公公婆婆没把我怎样吧？问小女儿好吗，我当然都说好。”
王耀武精神状态还好，他那时得了帕金森病，医生让王鲁云从香港买一些药来。
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在黄惠珍的记忆中，那次“讲话都是悄悄地，室内光线也不足够，人们穿着的衣服颜色也暗，脸色也是暗的，声音低沉。”但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王鲁云心里还是颇感安慰的。
有必要提一下王耀武的妻子王鲁云的母亲郑宜兰，郑宜兰后来与王耀武离了婚，“离婚是母亲提出的，是为了让父亲能够在北京找一个人来侍候他。她心里最疼的还是她的孩子。离婚之后她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儿子们在一起，终生未嫁。1981年1月11日因胃溃疡及胃出血去世, 终年七十三岁。”
1966年冬，在周恩来关心下，王耀武与北京八十二中教师吴伯伦结婚。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享年六十四岁。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廖耀湘等三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王鲁云对我们表示，她准备将来在八宝山申请一个单独的墓地，安放父亲的英灵。
三项奖学金。五朵金花儿女满堂，十二位世界顶尖学府毕业生
有资料记载，王耀武育有四子两女。此次香港之行，王鲁云女士亲口对我们证实，王耀武先生其实育有六子一女。
“父亲总共有六个男孩子，现在已经有三个不在了，其他三个全在哥斯达黎加，和当地女子结婚，他们的孩子以当医生的为多，都不太会说中文，对中国也没有太多印象。我相信如果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他们会这样在中美洲永远居住下去的。”
“父亲晚年曾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建设大业，惜乎早逝，未能贡献良多。所幸我们目前事业尚能为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经济良性互动略尽绵薄之力，或可弥补父亲些许遗憾。”晚年的王鲁云，依然不失优雅美丽，她平静、充满温情地为我们展示了王耀武后人们的不凡成就与风采。
王鲁云的丈夫黄振辉是一位富有远见与开拓性，并很有商业头脑的建筑师。夫妻两人经过多年经营，为家族留下了香港首个、并且至今仍为最大的低密度环保住宅式洋房群地产─“锦绣花园”，以及另一个颇为壮观的高档大型地产─“康乐园”。
作为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也是王耀武后人中唯一留在香港、与大陆有多方联系、关心与热爱中华文化的子女。她近几年来致力于教育事业。据她透露，目前她已设立两种国际奖学金，其一便是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设立的“王耀武将军奖学金”，优先颁给大陆学生，其次再考虑香港、台湾的学生，获奖者中就有一个来自青岛的林粼，她给王鲁云女士写过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其二是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设立的黄振辉奖学金、黄振辉研究生奖学金。无独有偶，她的女儿黄惠琪也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奖学金。
王耀武生于山东泰安，又曾出任国民党山东省军政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对于济南与山东，他有一种不能抹去的历史联系。同样，王耀武的女儿与外孙女们也与山东、济南有很多联系。
颇值得一提的是大外孙女黄惠珍。她是山东省政协委员，现在已开始了第二届的任期。黄惠珍在政协会上提过多个提案，其中一个是有关官员喝酒太多的提案，现在已证明是适时之作。还有一个提案与教育有关。未来她有可能做一个关于建立展示王耀武抗日救国形象的纪念馆的提案。此外，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内地企业联手，她在山东莱州也有大量的建设投资。
王耀武将军的五位外孙女个个气质不凡，她们有着平和而坚毅的神情，自然带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让人不能不联想到王耀武血缘的传递。
排行第二的黄惠琪是一位物理学博士，香港俊业资源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这是一家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家族公司，实力不容小觑。
排行第三的黄惠君是香港弘立书院主席，举手投足中书香气尤为浓郁。
排行第四的黄惠菁是一位心理学家，现正在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内地女性到香港当妈妈的话题。
排行第五的黄惠婷身在韩国，也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学子，在我们采访期间也打来了国际长途。
五朵金花育有子女多人，王鲁云女士可谓子孙满堂，幸福美满。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光在麻省理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毕业的成员就有十二位之多，这在高学历人员密集的香港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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