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荫槐
常荫槐历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军法处长，代理督军署军法课长兼省长公署参议，奉军赴陕剿匪总司令部军事参议，是奉系军阀元勋。常荫槐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籍山东寿光，后迁至吉林梨树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常荫槐虽是奉系军阀要员，但对旧官场馈赠往来酬酢的习气不以为然，办事认真，肯干。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奉系军阀常荫槐吗？
奉系军阀元勋——常荫槐
奉系军阀元勋——常荫槐人物生平
常荫槐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籍山东寿光，后迁至吉林梨树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其长兄常荫廷，字括襄，为清光绪甲午（1894）科举人，1910年起至1932年，历任黑龙江省青冈、木兰等县知事，绥兰、龙江等道道尹，黑龙江交涉员，呼海、齐克两铁路总办及黑龙江省政府参议等要职。当其兄任绥兰道尹时，曾创编所属各县游击队兼清乡会办、游击队营管处会办，与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结拜为义兄弟，因此，在黑省政界中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常荫槐次兄在梨树家乡经营家业，三兄长年在哈尔滨开设钱庄、商号等。常家依仗其权势，在黑龙江讷河县境占有大量肥沃土地，据常家管事人称：“日初骑马出发巡地查地号，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达边界。”其土地面积之广、数量之多，于此可以想见。常家的产业还不止于前述，在沈阳天后宫附近常荫槐还建有私邸一处，宅第建筑比较阔气，时人称“常公馆”。
作为京奉铁路局长、交通部代理总长的常荫槐
常荫槐虽是奉系军阀要员，但对旧官场馈赠往来酬酢的习气不以为然，办事认真，肯干。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士气低落，常荫槐时任奉天全省军警执法处长及全省清乡督办，因沈阳城内驻军较多，军纪很差，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破坏了城市的公共秩序，为此他整肃军纪，维持社会治安，颇为努力。在京奉铁路局长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任内，常荫槐致力整顿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对不购车票乘坐火车的官兵、聚众闹事者、破坏交通秩序的散兵游勇以及违犯路规的客、货运输单位等，敢于督令属员，按章办事，而且对违章者处罚较严，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因此，使多年较为紊乱的铁路交通面貌有所改观。
常荫槐主管铁路交通时，奉东北地方当局指示，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但常荫槐不为其威胁所动，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除此之外，他还很重视培养铁路人才，成立交通教育监督处，在铁路交通线路上的重要城镇设立扶轮中、小学等。在任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期间，常荫槐同时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校长，他利用历年来京奉铁路局拖欠唐山交大之办学经费，创办了唐山交通大学锦县分校（这也是东北的第一所国立大学，锦县分校1932年并入东北大学）。
出任黑龙江省长的常荫槐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不久，由于杨宇霆积极荐举，常荫槐出任黑龙江省长。身为封疆大吏后，他踌躇满志，以黑龙江为根据地积极抓兵权，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与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分庭抗礼，争权夺势。常荫槐借助其兄常荫廷在黑龙江省任道尹时创编游击队的经验与人事关系，以及沈阳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在枪械弹药方面的支持，擅自动用铁路资金，大肆编练山林警备队约二十个营的兵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张学良对他此举不但坚不同意，而且存有戒心，指出：黑省既有国防军，又有省防军，无需再编练山林警备队。但他竟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扩军练兵，因此引起东北地方当局的怀疑和关注。近在咫尺的黑省军务督办万福麟更感到极大的威胁和不安。
1928年东北易帜，杨宇霆、常荫槐沆瀣一气，始终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倒不如在东北搞独立。迨至易帜成功，杨宇霆为表示反对，于12月29日庆祝东北易帜，全体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与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时，竟当场携皮包愤然离去，不参加合影。当日沈阳城各机关、、工厂、团体、商号以及东北地方政府、要人的私邸等处，均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但杨、常两家公馆却不挂旗，以示反对。（www.ngnvip.com）
奉系军阀元勋——常荫槐公馆旧址
公馆旧址位于大东区天后宫路万寿巷5号
常荫槐，字瀚襄，1888年生于吉林省梨树县刘家馆子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0年在奉天法政学堂毕业后，随兄常荫廷赴黑龙江巡抚衙署军需科充额外科员。他先后担任黑龙江陆军第1师军法处长、骑兵第3旅参谋长，张作霖镇威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25年初，被任命为京奉铁路局局长。
张作霖大力发展自建铁路，当时奉系铁路主要由常荫槐负责，因其精明强干，大力整顿铁路交通，京奉路局一跃成为全国模范路局之一。其后，他不顾日本的抗议，毅然废止了奉海铁路与满铁联运合同，解决了奉海铁路机车车辆不足的困难，使中国自建自营的奉海路，迅速扭亏为盈，成为中外闻名的铁路干线。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常荫槐与杨宇霆一样，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处处与张学良对立。因矛盾日深，1929年1月10日，被张学良下令处决于“老虎厅”，终年41岁，史称“杨常事件”。张学良虽然杀了常荫槐，但仍称他“确实是一个精明干练、敢作敢为之人。”
常荫槐公馆建于民国初期，占地3295平方米，建筑面积1696平方米，大门是三个卷拱式的门道，东侧有影壁墙，风格独特。正面建有二层楼房一栋，两侧建有门房。院内设有大花坛，东西建有月亮门。
常荫槐虽是奉系军阀要员，但对旧官场馈赠往来习气不以为然。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大败，士气低落。常荫槐时任奉天全省军警执法处处长，及全省清乡督办。当时，沈阳城内驻军较多，军纪很差，打架斗殴时有发生。为此，常荫槐整肃军纪，维持社会治安，颇为努力。
在京奉铁路局长、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任内，常荫槐致力整顿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对不购车票乘坐火车的官兵、聚众闹事者、破坏交通秩序的散兵游勇，以及违犯路规的客、货运输单位等，敢于督令属员，按章办事，对违章者严厉处罚，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因此，多年来一直较为混乱的铁路交通，大为改观。
主管铁路交通时，常荫槐修筑了大通（大虎山至通辽）铁路。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常荫槐不畏威胁，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
居高自傲
反对“易帜”分庭抗礼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后，经杨宇霆荐举，常荫槐出任了黑龙江省省长。他以黑龙江为根据地，狠抓兵权，与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分庭抗礼，争权夺势。借助哥哥常荫廷的实力，以及沈阳兵工厂督办杨宇霆资助的枪械弹药，常荫槐擅自动用铁路资金，大肆编练约20个营兵力的山林警备队，扩充自己实力。对此，张学良非但不同意，更存有戒心，指出：“黑省既有国防军，又有省防军，无需再编练山林警备队。”但是，常荫槐竟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扩军练兵。
1928年，东北易帜。杨宇霆、常荫槐沆瀣一气，始终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不如在东北搞独立。东北易帜成功后，杨、常两家公馆不挂“青天白日”旗，以示反对。
骄横傲慢
自作主张藐视少帅张学良
常荫槐官居要职，以权谋私，与杨宇霆相勾结，阴谋削弱和打击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
一次，杨、常要挟张学良，增加拨款扩充沈阳兵工厂。鉴于东北财政困难，张学良未允。杨宇霆有恃无恐地说：“我有办法，可由铁路收入垫付。”然而，此前不久，张学良曾向常荫槐提出，可否挪用部分铁路资金以充军饷。常荫槐当即粗暴地予以拒绝，其态度之骄横，使张学良大为难堪。
常荫槐对张学良鄙夷蔑视，动辄便说：“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么！”更有甚者，在公开场合，常荫槐对张学良也不尊重，倨傲无礼。例如，奉军撤离北京时，将京奉路机车及客车悉数开往关外。后来，阎锡山提出，放还车辆，以利交通。张学良已同意放还，但常荫槐却抗命不从，并且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张学良）管不了我。”常荫槐到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省长后，北宁铁路、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两职均未辞去。尽管张学良再三催促，让常荫槐尽快辞去两处兼职，但他依然揽权不放，拖延去职。
一次高级会议上，张学良稍顶了常荫槐两句，常荫槐竟然当场指着张学良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杨、常二人大事小事都自作主张，很多事情是先办后，再找张学良签字。
常荫槐建立山林警备队，杨宇霆不仅送去军械，还订购了两万支捷克步枪。当张学良查问此事时，常荫槐竟拍着桌子大喊：“扩建林警队我早就批完了，还请示什么？”顿时把张学良噎得半晌无语。
逼迫要挟
终究导致杀身之祸
1929年1月10日午后3时许，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张氏帅府，求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杨、常还带来了事先拟好的文件，要张学良签字。对于此事，张学良并不知情。于是，张学良表示：东北刚刚易帜，涉及外交之事，应上报南京政府，不能草率从事，当从长计议。然而，杨、常却固执己见，坚持要张学良签字。张学良仍然委婉劝说。不想，杨、常竟然大怒。杨宇霆厉声说道：“别跟我咬文嚼字的，说那些没用，赶紧签字！”常荫槐阴沉着脸吼道：“少扯这袄领子！痛快签了！”为缓和气氛，张学良推说天色已晚，请二人在府上用过晚饭再签不迟。杨、常这才稍平怒气，说回家吃饭后，晚上再来。
杨、常的飞扬跋扈，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除掉这两个祸害。当晚，杨、常二人再次来到张氏帅府。当时，张氏帅府规定，进入帅府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但杨、常二人骄横无礼，进入帅府从不交出武器，并且带领一个警卫队。
按照事先行动方案，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解除了杨、常警卫队的武装，然后将“前院已处理完毕”字条，传送给“老虎厅”内的张学良。
张学良望了望喋喋不休、继续纠缠的杨、常二人，一语双关地说：“二位话说得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渴了？”杨宇霆没好气地回了句：“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常荫槐紧跟着说：“就想让你签字！”张学良说：“不爱喝水，那就吃西瓜。来人，剁两个西瓜！”侍从忙上楼去取，随即下楼回话：“西瓜在楼上冰里镇着呢。夫人正在洗澡，我不便进去。”张学良对杨、常说：“稍等，我去拿。”
这些话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暗语，目的是将张学良引出。张学良抽身离去后，高纪毅、谭海率6名彪壮的卫士，各个手持匣枪闯进“老虎厅”。卫士们3人一组，分别将杨、常按倒在地。高纪毅向杨、常二人大声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人立即处死，就地执行！”杨、常闻言，脸色惨白，目瞪口呆，一句话也没说出。4名卫士分别按住杨、常二人的双肩；两名卫士分别用枪抵住杨、常二人的后脑，连开数枪，结束了杨、常二人的性命，顿时，杨宇霆、常荫槐血染“老虎厅”。
紧接着，张学良写出杨、常伏法的通电，一个发往南京，一个发往东北军政两界。
随后，张学良把刘统带（刘多荃）叫来，吩咐他说：“你赶快拿上我的信去见杨大嫂、常大嫂，各送一万元抚慰金。”张学良还指示：杨、常被处死后，不株连任何官员。“罪不及妻孥”。张学良安排厚葬杨、常二人，并为他们撰写挽联。张学良给常荫槐的挽联是：“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奉系军阀元勋——常荫槐死于张学良枪口之下
才干出众
常荫槐是个很有才干之人，他与杨宇霆二人可称得上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左右臂。张作霖主政北京时发现京奉铁路运输繁忙但却亏损，他点名由常荫槐任京奉铁路局局长。常荫槐上任后，发现亏损的原因是很多高官及随员和一些散兵游卒乘车从不买票。于是他加强纠察，建章立规，对不购票乘坐火车的官兵，聚众闹事者和破坏交通秩序的散兵游勇，照章严格处罚，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得到张作霖的赏识。
常荫槐兼任唐山交大校长期间，正值学生因不满外籍教师侮辱学生的言行而发起“学潮”之时，在半年时间，三任校长（孙鸿哲、茅以升、胡仁源）皆因无法处理“学潮”而辞职。常荫槐一上任便带军队进校，强行开除为首的熊式平等十几名学生，将“学潮”弹压平息，此事充分显示了常荫槐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
沈阳市常荫槐公馆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继承父位，取得了东北最高权力，成为第二代“东北王”，时年27岁。张学良虽然成为了东北的一把手，但毕竟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因此有些人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其代表人物就是杨宇霆和常荫槐。
“杨”“常”之死
杨宇霆视张学良为后辈，经常当着众人之面喊张学良“小伙来，我有话对你说”，就像训诫自己的子弟一样。
常荫槐在对待张学良的态度上，更加倨傲无礼，他有事找张学良请示，径直上楼，闯进张学良卧室，甚至有时张学良的夫人还躺在床上，他也不以为然。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与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东北易帜，主张国家统一。但张学良的主张除了受到日本政府的极大阻扰之外，也遭到杨宇霆、常荫槐等奉系元老的反对，他们认为换了旗子，就失去了自由。况且，北伐在关内还没有统一，所以国民党暂时无力伸手关外。他们认为不换旗，我们战守自如，换了旗，我们就要听命于蒋介石，进退失据。所以力劝张学良闭关自守，作壁上观，保持东北的独立。
张学良深深地感到，虽然自己名义上是东北王，但其地位并不稳固，杨宇霆、常荫槐之类人物的存在就是对他政权的极大威胁。于是在1929年1月10日晚，在杨宇霆、常荫槐约见张学良时，埋伏杀手将二人当场击毙于老虎厅（老虎厅是大帅府接待客人的客厅，厅内摆了只老虎标本，故称）。
沈阳大帅府常荫槐被杀于该楼的老虎厅
其实，杨宇霆和常荫槐只是与张学良在与蒋介石合作之事上政见不同，但在与日本人交涉中，他们寸土不让，处处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尤其是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是个“日本通”。在对日关系上是个重量级的人物，被称为张作霖的“智囊”。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张学良此举正合日本人心意。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杨、常两人不死，可能“九一八”事变也不会发生。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之说。
不过，张学良也自知杨、常虽有篡权的嫌疑，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不杀太危险，难以驾驭，杀了又太可惜，因为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杀了杨、常后，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他怕杨、常两家恐慌，特派专人去慰问杨、常的妻子，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学良还给杨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解释他杀杨的苦衷，并分别给杨宇霆和常荫槐送了挽联，给常荫槐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对杀杨、常之事，张学良也有内疚和懊悔之感，他曾向部下王家祯叹息道：“咱们真得好好地干啦，要不然真对不起邻葛和翰襄于地下了！”
张学良杀了杨宇霆、常荫槐后，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东北军政人员中，无人再敢对张学良另眼相看。同时，他的这一举动也震动了南京政府，让全国人民都为之一惊。
张学良以后办事再无掣肘，他的部下对他的任何决策，都不敢直言相谏，对他考虑不周、贻误之处，无人匡扶。这就为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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