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 – 女娲导航

李善长

李善长是明朝开国丞相,他在朱元璋最势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成时的“首席公卿”,是朱元璋的亲家翁。但最终,他还是由于一句话不慎,招惹灭族之灾,全家70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他女儿女婿,也即公主附马(李祺)。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李善长吗?

李善长——被诛杀的明朝开国丞相

李善长人物生平经历

李善长[2]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从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 参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吴元年(1367),论功被封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曾与刘基等裁定律令。 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在朱元璋最势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成时的“首席公卿”,是朱元璋的亲家翁。朱元璋曾特赐他一方铁制的凭券,上面明写着可以免除他两次死刑、免除他儿子一次死刑的承诺,但最终,他还是由于一句话不慎,招惹灭族之灾,全家70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他女儿女婿,也即公主附马(李祺)。

六公之首

明朝建立,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定官制、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事无巨细,都由善长与儒臣谋议而行。洪武三年(1370年),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共六人,而善长位居第一。授封制词中将他比之萧何,褒称甚至。但李善长富贵极便意稍骄,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不满。四年,以疾致仕。病愈后主持修建临濠(今安徽凤阳)宫殿。时朱元璋徙江南富民十四万于临濠,又以善长管理其事。九年,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修圜丘。其子琪尚临安公主,拜驸马都尉。

胡惟庸以李善长推荐,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后为丞相,两人往来甚密。十三年,胡惟庸案发。二十三年,李善长以胡党获罪,谓其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朱元璋手诏条列其罪,传着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诉其冤,朱元璋得书,竟不加罪。关于李善长是否参与谋反,明代史家郑晓、王世贞等人均持否定态度。

死因介绍

关于李善长详细的死因,因其�当时有句话“胡惟庸在朝时”,曾想拉李善长下水,善长不 

李善长题跋像

李善长题跋像

从,胡拉李善长的弟弟劝说善长,时间久了,善长终于说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这句话后来由于李善长的下人屈打成招,说了出来,朱元璋便由此定下他的谋反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善长既无谋反的野心也无那个必要,胡惟庸若是做了皇帝,李善长不过也是人臣第一,同现在没区别,为什么要花那个风险去帮胡谋反呢?

青年时期的李善长读书不多,粗通文墨,但为人有智计,喜欢法家学说,“策事多中”,里中推为祭酒。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淮河南北大震,李善长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欲从雄,未果”②,乃避乱东山中。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方任郭子兴麾下大校,用计收得横涧山兵二万,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很礼貌地接待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朱元璋问四方兵起,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说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为人气量大,看得远,善于用人,不乱杀人,五年功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与沛相去不远,你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听后连声叫好,留下他做幕府的掌书记,嘱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得好,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我看群雄中管文书的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要说左右将士的坏话,文武不团结,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败不可。将士垮了,主帅势孤力单,也相继而亡,你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协调诸将,不要学那些幕僚的坏样子。从这时候起,李善长便一心一意地追随朱元璋,随他“下滁阳,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很受信任。随着事业的扩大,四方将士来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处分不积极的将吏,使部下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武将中有以力相争的,李善长就“委曲调护”,致使不发生矛盾。①但是李善长的乡里观念很重,在战争年代,这个缺点还不很明显,到明皇朝建立以后,他的同乡观念不免有结党之嫌,最后则成了致祸的口实。

至正十四年(1354),郭子兴南下,率万人至滁阳,因统朱元璋军,并欲夺善长自用,李善长不愿,朱元璋曰:“主帅,我父也,安得不去?”但李善长极力推托,始终未往,久之,郭子兴也不再相强,而朱元璋却对他更加信任了②。不久,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代领其兵,镇守和阳(今安徽和县)。有一次,朱元璋亲自袭击鸡笼山寨,派少量兵佐李善长留守,临行嘱曰:“敌人一旦来犯,千万不要出击!”当时元朝王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也先先后屯兵新塘、青山等处,闻和阳城虚,急来偷袭。李善长临危知变,暗设埋伏,大败敌军,朱元璋闻报喜曰:“不意缝掖乃办执戈!”③因共谋渡江,李善长说:“我兵众粮少,舟楫不备,请稍候。”碰巧巢湖水帅俞通海、廖永安等,以水军万余来投,李善长大喜曰:“天赞我也!”便决定渡江,败蛮子海牙,拔牛渚,下采石,乘胜取太平。在军队进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长先写好禁约:“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等太平城一下,就四处张贴,军士们看了,“肃然无敢犯”。严明的军纪使朱元璋在民众中留下良好的影响。乃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军纪好,民众都放了心,这名气传遍了,朱元璋军事上的成功和巩固便有了保障。这年,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陶安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李善长。有一天,朱元璋问他:“你常比我为汉高祖,你是�侯。至于徐达吗,也比得上淮阴侯,可留侯在哪里呢?”李善长答:“金华人宋濂博闻强记,又兼通象纬,可当此任。”朱元璋补充说:“据我所知,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于是便聘请两人共谋大业。①可以这么说,以宋、刘为代表的浙东集团在朱元璋一生事业中,与淮西力量发挥着相得益彰的巨大作用。

至正二十年(1360)夏,陈友谅约张士诚合攻应天,朱元璋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康茂才速使陈友谅来攻,李善长不解曰:“我正以来为忧,怎么反叫他快点来呢?”朱元璋解释道:“假如陈张相结,我怎么抵挡得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攻破友谅。陈败,张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李善长称是。遂出兵,大败陈友谅。②

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① 。

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洪武三年(1370),以徐达、李文忠班师回京,大封功臣。当时,将军们功劳大的平定了中原,小的也攻取了闽越州郡,李善长留守南京,“雍容无所见绩”①,朱元璋体会到这一点,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与我共事的时间很长,又努力保障后勤供应,功劳很大,进封韩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参军国事,岁禄四千石,子孙世世勿绝,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大将军徐达功绩赫赫,然犹位在李善长之下。

影视作品中的李善长形象

李善长外宽和而内多刻薄,进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书都事李彬犯法,刘基铁面无私,置之于法,李善长“恶人先告状”,以致刘基被迫告老退职。朱元璋凭借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后,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他们不但有汗马功劳,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势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别是李善长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朱元璋只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发。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 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曰:“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李善长听后叩头称善②。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一百五十户,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与魏国公徐达等。洪武五年病愈后,命他督建临濠宫殿,凡数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李佑担任府州官员。洪武九年,又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为驸马都尉。光宠赫奕,时人艳羡。婚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谢罪,大不敬,请付有司议处。”于是坐削李善长岁禄一千八百石,几及其半。李善长“自是意忽忽不自得”①。

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获诛。胡惟庸是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时善长当政,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②。累迁中书参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来。惟庸任相后,“与善长深相结”③,“贪贿弄权,无所畏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④,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⑤群臣请并诛李善长,朱元璋以彼为初起时心腹股肱,置不问。李善长以年老养疾奏,许之。

自胡惟庸被杀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使下一代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⑥。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

“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明朝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史载:“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卒相收坐重狱。”①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李存义父子实胡惟庸之余党,诏免死,发放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衔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耄不检下”,然仍欲增隆其第宅,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以闻。四月,有京民坐罪应徙边者,李善长又数次请托,免其所亲丁斌等。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知道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词连李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诧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遗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②“又旬日,惟庸谒善长,延之东西向座,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③这时,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劾李善长:洪武二十一年(1388),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掳获元宗室大臣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无数,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绩,而李善长却匿不以闻。④有的更说私书中 有李善长的亲笔信。⑤这时,李善长家仆卢仲歉等亦上告他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①。狱词锻炼完毕,朱元璋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显示有灾变,占得应在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②

李善长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缙、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称冤。朱元璋得书,竟未怪之于罪。

人物结局

胡惟庸以李善长推荐,被擢为 太常寺 少卿,后为丞相,两人往来甚密。洪武十三年( 1380年), 胡惟庸案发。二十三年( 1390年),李善长以胡党获罪,谓其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朱元璋手诏条列其罪,传着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

李善长为何不得善终?

李善长,这个活跃在明初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有着惹人注目的多重身份:朱元璋的淮西老乡;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的重要智囊和后勤补给官;明朝开国第一文臣,第一任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女亲家。

这样一个人,如何从历史中谢幕的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残酷的所谓胡惟庸谋反案稍稍平息之后,原本早已退休、77岁的李善长被人告发与胡案有关,“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也就是说,除了李善长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余人被株连至死,唯一幸存的是他的儿子李祺。李祺因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是驸马,总算被赐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起被发配。李祺的两个儿子(应该尚属少年),实际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孙,也因为沾公主的光,才没有受这个惨案的牵连。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此种种,都是奇惨奇酷之祸!

清初怪才金圣叹被腰斩,临刑前给家人写信时说:“杀头至痛也,藉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李善长虽是明朝开国文臣第一,但肯定没有金圣叹这样的才情,大祸临头时断然写不出这样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妙语”,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遭此奇祸也是“无意得之”。不过,以他宦海沉浮数十年的阅历,以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名言的深刻体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惨案暴来之前,李善长应该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否则,李善长就一定是一个白痴。

避祸无门的李丞相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按照《明史》的记载,这个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此处的用词有些意思,“少读书”,是说他受过一些基本的教育,而这种教育肯定是儒家的;下面又说他“习法家言”,即表明李善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儒生,那种儒生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常常认为天地间有他这一号人物,就是来“上致君于尧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爱“习法家言”的人则往往世俗得很,他们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常常不择手段。

从史实看,李善长的确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谋和手腕,希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而儒生常有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头脑中,是相当稀薄的。

在李善长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口袋里装着锦囊的策士面目。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他回答说:“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仅仅五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就应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刘邦,天下一定是您的。”李善长是不是真的特别关心乱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质疑的,在我看来,他口袋里装着的肯定不止一个锦囊,他之所以打开“不嗜杀人”这个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准了这个锦囊很对面前这位雄心勃勃、一心要夺取天下的主子的脾胃。朱元璋果然大喜,让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为参谋,预机画”是做智囊,“主馈饷”是负责后勤补给。如果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第一功,进而荣升丞相,当能明白李善长对朱元璋夺天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李善长的这种重要作用,是得到了朱元璋认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这样一个曾经位极人臣,而且还是皇亲国戚的大人物,怎么会落到身死族灭的地步呢?

表面的起因似乎是因为胡惟庸的谋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李善长虽与胡氏同乡,且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亲关系,胡惟庸仕途得意,又主要是靠李善长的引荐,但在胡案初始阶段,李善长并未陷入其中。御史台缺长官,退休的李善长还一度被“拉夫”,暂时主持御史台的事务。让人无法意料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脑袋早已“搬家”多年的时候,突然有人跑出来,揭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党”。这个时候,圣恩虽仍如雨露,说“免死吧”,但对李善长来说显然已危机四伏。洪武二十三年,已经77岁的李善长修房子,向信国公汤和借士兵300人干私活,汤和没同意还奏了一本。该年四月,李善长又为一个犯了罪的叫丁斌的亲戚求情。按照常理,这在当时本来是一件并不大的事情,可不知何故又闹到了朱元璋那里。皇帝下令审讯,而这个丁斌过去曾在李善长家服务,很奇怪,他没有就事论事,交待李丞相是怎样为他请托免罪的,却直往心惊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长家族与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义父子,拷讯之下,总算拿到了最有“价值”的内容。

按《明史》记载,李存义父子是这样供认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亲家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起初大惊,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去劝诱,说事成之后当封其为王,善长“不许,然颇心动”。后来胡惟庸亲自出马,善长“犹不许”。过了一段,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说兄长,李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但仅此似乎还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长家的几个奴仆也纷纷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的阴谋。“大逆不道”的罪名终于成立,有意思的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被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20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

开国丞相死在了一起“谋反案”上,看似有极大的随机性,其实不然。读史者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情节:李善长虽然位极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动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退休了。那时候,李善长只有58岁,本是政坛角逐的黄金年龄,而且,所谓身体不好云云显然是托词,他已经活到了77岁,若非有人不想让他再活下去,看样子也还能享一段荣华富贵呢。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何在?应该只有一个,精明过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以韬光养晦来避祸。然而,李善长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对他而言,这一场灭顶之灾,却注定不是他主观上想躲就躲得过去的。

权力学的一条原理

李善长死了,他为什么会死?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牵连。然而所谓胡惟庸的谋反案(详见本刊2008年第九期《胡惟庸:是反臣,还是棋子》一文)本来就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现在细读李存义父子的供词,颇觉有味。不能不承认,主持这个案子的是一个深文周纳的“办案高手”。如果在这个供词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李善长:要谋反的胡惟庸一开始游说他,许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动,甚至跃跃欲试,那会给观者怎样的感觉?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长这样已经得到太多特权享尽荣华又长于世故的人,在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上,哪会像一个毛孩子那样轻率呢?于是,我们看到,供词中的李善长是再三再四拒绝参加谋反的,只不过,这种“拒绝”显得不太坚决和果断,临到最后,甚至还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这样一副面目的李善长,相对而言就“可信”多了,坐以“谋反”的罪名也就不那么让人生疑了。

李善长绝非因胡案而死,还有一个证据。朱元璋炮制胡案,其本来目的,就是要大张罗网,勿使一个他不待见的人轻脱,如果真的查到了李善长家族与胡案的瓜葛,哪怕这种瓜葛若有若无,以朱元璋雄猜好杀的个性,他也会穷治到底,怎么可能大发慈悲网开一面?

李善长非因胡案而死,那么是不是死于政敌的攻讦和诬陷?不能排除这一层考虑。李善长在明初政坛上,一直是作为淮西集团的首领而出现的。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同时必然也积怨很多,在其旧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问题,对李善长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在办理李善长案的过程中,这些人非置李氏于死地的面目,也是暴露得相当充分的。然而在明了这一层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以李善长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势力,除非皇帝突然将风向扭转,否则满朝文武谁能将他扳倒呢?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长君臣之间刚刚出现极微小的一点阴影时,属于非淮西集团的杨宪等人就嗅出了点异味,轮番向李善长进攻,指责其“无宰相才”。应该说,杨宪等人的嗅觉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没有把握住,以为皇帝有些嫌恶李善长就是要抛弃他了,结果终究没有摸准皇帝的脉搏,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例也足以证明,政敌的明枪和暗箭,对李善长都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能够置他于死地的,只不过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间。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堪称这条原理最形象的阐释。

“别离我太近”,因为太近,别人总担心你会不会轻易跨过那条太短的距离,并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而作为明太祖同乡、故友、勋臣、亲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这个离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发迹史,李善长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布满朝堂,势力盘根错节……

这样一个李善长,能让那个虽然在他前面,但离他只有一箭之遥的人放心吗?何况,这个人是朱元璋!

有人会说,李善长和那个信国公汤和一样,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吗?他还有什么会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对此,明末顾起元一言中的:“信国(汤和)之谨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远迹以自引,则益厚其疑。”顾起元的意思是,汤和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忠厚人,其谦退只会让朱元璋高兴,而不会产生怀疑,而李善长就不同了,他是以谋略起家的,所以他的谦退只会被认为是老谋深算者的一时韬晦之计,越这样越让人不放心。顾起元分析得很对,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汤和是一退全退,代表着他从政坛上的完全隐退,而李善长不一样,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响还是一目了然的。

李善长只有不得善终而死,除非老天让他短命。从史籍中分析,实际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几次当着大臣的面说李善长无相才,明末著名史学家史迁说得很干脆,他断定朱元璋即位后即开始厌恶李善长。的确如此,《明史》叙述朱元璋和李善长关系演变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些句子:“帝始稍厌之”,“帝衔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时候,在李善长家族还有着表面风光的时候,杀机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只不过,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候,可能难免想起了当年的患难与共,想起了这个人的种种功劳和苦劳,更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许正是拖了这么久,直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降落到了人间……

《明史》为了彰李善长之罪,说“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贵富极,意稍骄”云云,李善长性格上的这种缺陷,或许确实有,但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长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www.ngnvip.com)

免死金牌为何不能救李善长一命?

1、李善长

李善长(1314—1390),明朝开国丞相。字百室,汉族,定远(今属安徽)人。少读书有智谋,策事多中。

元末迎谒朱元璋,从下滁州,为掌书记。拜右相国。洪武初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四年致仕。十年复命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二十三年,以胡惟庸党追问,一门七十余人被杀。

从这段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两个情况:

一是李善长为朱元璋开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取得过卓越功绩;

二是李善长后来因胡惟庸案被朱元璋处罚,不得善终。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

按照《明史》记载,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且“法家言”。这种介绍是为了说明李善长既受过一些儒家的基本教育,却又属于那种有强烈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之人。

换句话说,这类人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常常不择手段。

从史实看,李善长的确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谋和手腕,希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之后,因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故一直得到朱元璋重用。

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从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

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

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吴元年(1367),论功被封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曾与刘基等裁定律令。 

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可以说,他为明朝的建立、朱元璋的登基,功不可没。

此时此刻,李善长的身份极其尊贵:既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还是是朱元璋的亲家翁。

特别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

2、免死金牌变废铁

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再安全不过的功臣,拥有三重保护(位极人臣、皇亲国戚、免死金牌)的李善长,在不久后发生的胡惟庸案里,因一句话:

胡惟庸在朝时,曾想拉李善长下水,先是托人说服,善长不从;再自己亲自说服,善长依旧不允;胡又拉李善长的弟弟来劝说善长,善长无奈说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这句话后来被李善长的下人说了出来,朱元璋便由此定下他的谋反罪。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明史》上的相关记载,就在李善长刚刚被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

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

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20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

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一块废铁……

由此看来,只要存在的或可能的、哪怕是臆想的,会威胁到皇帝地位稳固,挑战到帝王绝对权威的人和事,哪怕拥有再厚的功劳薄、再多的免死牌,都是无济于事的。 

李善长之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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