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迁都北京的故事 – 女娲导航

朱棣迁都北京的故事

    永乐十九年旧历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
    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带来的。“上天示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只有统治者出了问题,老天爷才会震怒。所谓“天怒人怨”,便是这个道理。第二,统治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在哪里,这就需要有智慧的人站出来为其指点迷津。鉴于此,立刻下诏求言。也就是说,他希望朝野明智之士为他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
    很快,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送到御前。这位六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事情还没有完,萧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编制是四十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比之于今天,科道言官的级别也仅仅是县处级而已。但科道言官的权力很大,在明代,位居二品的六部尚书遭言官弹劾而受到惩处的不胜枚举。
    明代的官场,有两种经历的人升官比较容易。一是在翰林院呆过,二是当过科道言官。由翰林院而入内阁当辅臣,由言官而晋升为封疆大吏或方面重臣。
    科道言官,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尚不致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担任言官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
    但这次恰恰相反,对朱棣的迁都持异议的,多半是言官,而部院大臣都是坚定的迁都派。这是因为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对建文帝时的朝廷大臣作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经过二十余年的筛选过滤,现在的部院大臣,大部分都是“靖难功臣”,他们也都成为南方士族的仇人,因此利益上与朱棣是一致的。
    言官们都很年轻,与朱棣的“靖难”无关,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认为皇上“轻去金陵,有伤国体”。朱棣对这些言官非常恼火,但不能像对待萧仪那样,一概杀之。他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其时,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但谁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侮辱。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没有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朱棣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这场景看起来有点滑稽,然而中国的中世纪的政治,便是在这种滑稽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朱元璋于1368年创立大明王朝,虽然定都南京,但似乎从一开始,朱元璋就觉得南京不是很合适。因为它偏安江南,对控制辽阔的北方十分不利。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个诏书,言道:“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大梁即今天的开封。朱元璋出于战略考虑,提出设南、北两个都城。还有一说就是袭汉唐的旧制,将长安(今西安)列为都城。朱元璋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完成不了首都北迁的任务,便将希望寄托在懿文太子身上。谁知懿文太子早夭,定都关中的计划落空。方孝孺的《懿文皇太子挽诗》写道:“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望翠华临。”讲的就是太子曾去西安做迁都前期筹备工作的事。
    自秦开始,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之前,长安、洛阳、开封都曾做过都城。其中以长安的时间最长。南方如金陵、杭州、扬州等处,亦曾做过都城。奇怪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于北方者,大都国祚长久。这皆因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文明,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冲击。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温文尔雅怎抵挡得住“胡人”的铁马金戈。建都北方,主要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
    朱元璋灭元之后,却没有将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直接定为首都,仍然选中金陵营造他的皇城。这大概是因为朱元璋出生淮右,而且骨子里头视“胡元”为异端,因此对元朝的都城从感情上厌恶。但是,从洪武二年起,他就对定都金陵产生了动摇。
    朱元璋的迁都念头,虽然从没有打消过,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为解决西北和东北的异族入侵,他不是采取迁都北方就近指挥防御的办法,而是改用“封王”制,即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北方各边,担负起剿抚夷狄的任务。关于这件事,郑晓的《今言》有载:
    国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镇分封,似乎过制……今考广宁辽王、大宁宁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宁夏庆王、甘州肃王,皆得专制率师御虏。而长陵时在北平为燕王,尤英武。稍内则西安秦王、太原晋王,亦时时出兵,与诸藩镇将表里防守。
    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都有虏患。朱元璋于此分封九个儿子,统兵御虏。天下的军权,多半都在自己的儿子们手上,所以,生性谨慎的郑晓也微讽“似乎过制”。这九位亲王,都曾经与虏敌交过手。但真正对稳定北方控制强虏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时为北平燕王的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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