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楼前不离主 – 女娲导航

庆功楼前不离主

  虽然确定了应天、汴梁的两京制度,但是朱元璋并没有修建汴梁的打算,他还在寻找更加合适的地方。洪武二年(1369)八月,平定陕西。在这种情况下,定都之议再起。九月,朱元璋召集大臣商议国都之地。大臣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在分析各地利弊之后,提出了以临濠为中都的想法,”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传说太祖与徐达在此下棋)足以立国。临壕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建中都,何如?”临濠在元朝时称为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群臣岂敢有异议?这样,明初就形成了南北两京、中都并存的情况。从九月开始,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他之所以决定以临濠为中都,甚至一度想迁都临濠,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还与优待淮西功臣集团有关。众所周知,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淮人多随同他东征西讨,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包括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等人,其中汤和与周德兴还是朱元璋同村伙伴。能够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当然是他们所愿意的。
  然而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璋在巡视中都修建情况后,突然下令停止修建。此时中都修建达6年之久,已经颇具规模。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淮西功臣恃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谋取私利,与朱元璋加强皇权背道而驰。他担心在淮西功臣集团的老家建都,会更加助长他们势力的膨胀。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定都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其实,朱元璋对南京一直不是很满意,迁都的想法从来没有打消过。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朱标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不料世事无常,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使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问题了。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也能感觉到国都问题一直令朱元璋不能释怀。
  朱元璋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无非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代固守,传之久远。因此,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对其统治和权力构成威胁,甚至那些被他认为会对其子孙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他都会毫不手软,必欲除之而后快。
  屡兴大狱:滥杀功臣和刚猛治国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指出了朱元璋滥杀的事实。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兴起了几个大案,杀了许多人。
  胡蓝案。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商嵩告发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旧元,意欲谋反。朱元璋命羽林军将胡抓捕,审问得实,磔于市,牵连被杀达3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朱元璋又将当时已经77岁的李善长赐死,并诛杀其家。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靖宁侯叶升因牵连于此案亦被杀。
  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又兴蓝玉案。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有人认为蓝玉案与燕王朱棣有着关联。蓝玉是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朱标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燕王为窃取储君之位,伺机在太祖面前挑唆,致使朱元璋在猜疑的心态下制造了蓝玉党案。
  胡蓝案使得大明的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
  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6人为公爵,另外28人为侯爵,并赐给大量土地,同时颁有铁券,如果本人或子孙犯罪,可以免死数次。朱元璋还使皇室与功臣联姻,如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冯胜、蓝玉、徐达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朱元璋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确保功臣忠心,巩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传祚无穷。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颁布《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文武功臣严加戒饬,严厉指责他们违法乱纪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的一种警告,也是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信号。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制作《资世通训》,洪武十三年(1380)制作《臣戒录》,警告大臣们如果对天子不忠、逾越礼制,将受到严惩。这些功臣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朱元璋已经将屠刀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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