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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蔡锷是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吗?

蔡锷——中国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蔡锷人物生平经历

救国的萌芽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全国经界局督办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蔡锷抵达昆明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www.ngnvip.com)

蔡锷与小凤仙的乱世情缘

时1913年秋,蔡锷将军奉(袁世凯)旨进京,实为软禁,孙中山犹如“失去千军万马”。

在京被软禁期间,蔡锷依然活跃子在政坛,积极拉拢民主人士,集合蒋方震、阎锡山等人组成军事研究会,力劝袁世凯军事改革,此时的袁世凯早已被权力的欲望所控制,极力推行军事独裁,倒行逆施,党同伐异,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此时的蔡锷,已无实权加之被严密监视,改革无望,内心十分苦闷。

将军出身的蔡锷,威严而又不失风雅,常混迹于北京八大胡同原本效仿段祺瑞使袁世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然而却在这里结识了小凤仙并演绎出一段传奇佳话。小风仙是何许人?同盟会会员张相文《南园丛稿》中的《小凤仙传》写道:

“小风仙、钱塘人。父某清季武官,落职后,贫不能自活,携家卖饼上海,久之益困,遂质凤仙于妓寮,以凤仙齿稚,英警�不许。复携至北京,张艳帜于云吉班。风仙性慧,款接间,时从诸文士执经问字,久之遂能通大义,阅书报,翩然闺阁名媛也。”

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意,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俩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后,蔡锷为国家计,请小凤仙予以协助,摆脱袁世凯的监视。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对蔡锷脱离北京有这样一段描写:

“从十月下旬起,他(蔡锷)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智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认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此外,《邵阳日报》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刊登贺舜田的文章,谈及曾鲲化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的软禁,精心策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露天茶社。他同小凤仙面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然自如。这时,跟踪而来的密探充作游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

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脱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且留衣物在桌椅上便不在意。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二十号曾鲲化,……男扮女装,曾鲲化利用当时任交通总长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蔡锷将军的成功脱险,为护国讨袁,推翻宪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蔡锷病逝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身披黑纱,送有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串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从得知更多的真相,只能从蔡锷出逃前对小凤仙说“奈何身已许国,再难许卿”,隐约揣测出蔡锷将军隐约对小凤仙的情愫。

蔡锷将军的一生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洞口县,一说蔡锷故居位于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人,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

蔡锷在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学生时代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一说蔡锷故居位于[1] 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2] 。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发动起义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锷进京

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4] 。但是,1915年5月25日[5]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四川战役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逝世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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