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
吴佩孚是民国军阀，1906年任北洋陆军 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 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后逝世于1939，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谋杀吴佩孚，吴在牙医刀下当场身亡。时年65岁。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民国军阀吴佩孚吗？
民国军阀吴佩孚——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阀
民国军阀吴佩孚是怎么死的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有个吴佩孚的老同学，前来投奔。此人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因为刮地皮过火而被免职。到吴佩孚家，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这样的人来害他们？
吴佩孚手下有一个老同事，因为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起了建功立业的念头。于是毛遂自荐，写军令状，要求吴佩孚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
吴佩孚知道这家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蠢材，怎么敢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臊得那小子再也不吭气了。
虽然吴佩孚是一个反动军阀，但以上三个涉及私生活、跑官、要官的手谕却很能看出此人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今天的官员，也是可以借鉴一二的。
他自撰的对联总结了他的一生：“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一位佩服他亮节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因此就又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而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解决问题。到了两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
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日本人害死说”
《民国怪状大观》就是这么说的。原文是：“据说吴佩孚死于牙疾，且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石田。那日医动手术时，只一刀下去，只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终年66岁。”
吴佩孚是一个大军阀，军阀这个词给中国人一种非常恶劣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说，只要是军阀就肯定不是个东西。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吴佩孚又是一个好男儿，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汉子。
首先，吴佩孚是一个具备人类基本良心和道德的人。张敬尧在湖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湖南几成人间地狱。吴佩孚本来就对段琪瑞、张敬尧不满，又见张丧尽天良，决议不愿作其看门狗，毅然以换防名义北上，张敬尧一失去吴佩孚这道防护墙，立马崩溃，可以说，没有吴佩孚的北走，历史上着名的“驱张运动”就不可能成功。吴佩孚作为一个军阀，换防北上有他的利益需要，但是吴如果想得到更大的个人野心的话，可以做出比北走更好的行动。吴佩孚的行为是一个具备人类基本道德和良心的人的反应。
吴佩孚更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吴号称不投靠洋人，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吴不投靠洋人，既是他作为一个爱国男儿的表现，更主要的是吴的明辨是非。
这个世上有很多号称忠君爱国者最后却是引狼入室，祸国殃民。他们中间有假爱国者，也有自身愚蠢导致祸患无穷，吴佩孚的敏锐眼光使他保住自己的真正爱国男儿的形象。
吴佩孚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作为一个军阀，他应该只代表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军阀可以干任何事情。吴完全可以和苏俄合作而做大，也有可能“统一”中国，仰靠苏俄；吴也完全可以和日本人合作而东山再起，继续做他的军阀事业，也可以在抗战前后投靠日本人做一个伪首脑。而吴佩孚这个军阀却是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前途而屡屡损害自己的军阀利益，最终一败涂地，凄惨离世。
吴不是不可为，也不是不能为，而是吴大帅不愿为，吴佩孚为人清高，自诩关云长再世，以岳武穆为精神偶像，好读”春秋”，这样的人要他为了个人私欲去出卖国家利益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吴佩孚的精神境界是历史上绝大部分中国政治家不可能达到的。如果相信转世之说的话，吴佩孚是春秋时代的义士转世再度托生。
吴佩孚在外寇当前，国难当头之时，在大是大非面前，大义凛然，不畏敌寇所挟，不为日伪利诱，决不卖国求荣，坚守人生底线，断然拒当汉奸傀儡，表现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和气节，确实难能可贵，足令人佩服。
吴佩孚的不幸其实是中国的不幸，吴佩孚曲高和寡，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中国人如果都能够学到吴佩孚的一点皮毛，吴大帅就不会如此悲凉，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血泪斑斑。（www.ngnvip.com）
民国军阀吴佩孚的功与过
吴佩孚的人生最黑暗的一面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打死工人50多人，打伤几百人。被俘和被迫流亡的有1000多人。
但是，吴佩孚也有好的一面。
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要说不居租界，他可是够坚决的。一次得病，请来洋医生。洋医生看完病后说，让吴佩孚住租界里的治疗。吴佩孚坚决不去。他老婆劝他。他和老婆急，说，你要是把我弄进租界医院，我就和你离婚。表示了自己坚决的态度。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曹锟起而响应，被任命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率全旅进驻卢沟桥、宛平。
6月，吴佩孚带领队伍对驻守丰台的张勋的”辫子军”发起进攻。吴佩孚一马当先，领兵由彰仪门进攻天坛，驻守天坛的三千”辫子军”一触即溃，大部投降。
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
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
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多次登门，让吴佩孚出山。吴佩孚不当汉奸的心意已决，根本不为土肥原的言语.利益所动。最高出价100万元，枪10万条。
土肥原的继任者，也是多次登门，高价利诱，仍不为利益所动。最后问为什么这样？不理解。吴佩孚打开一间屋子的门，让日本人看。一口棺材，还写着吴佩孚的名。意思是，生死置之度外，不当汉奸。这点让人佩服。
一生清廉。最多的时候，统领过几十万兵。除了自己住的房子外，没有置办过房地产，没有个人积蓄。下台后过着清贫的日子，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比当前那些贪官要强得多，确实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一些电影演的军阀都是大老粗。吴佩孚可不是。他是清末的秀才。
吴佩孚 – 诗词作品
感怀
万山拱极一峰高，�迹何心仗节旄。
望月空馀落花句，题诗寄咏猗兰操。
江湖秋水人何处，霖雨苍生气倍豪。
笑视吴钩自搔首，前途恐有未芟蒿。
——1927年作于白帝城
游绥定凤凰山
英雄处处出人头，又上高峰作壮游。
满眼苍生归掌握，数堆疑�感荒邱。
萧萧木叶传边警，点点梅花为我愁。
休到��山上游，中原王气不胜秋。
——作于1929年
赠刘存基
方寸纠纷俗累萦，无端怅触笔花生。
人因落魄寻知己，诗写牢愁见性情。
洛水梦回千里曲，蜀山登断一钩轻。
枕边莫恼鹃声恶，催起刘郎趁早行。
——作于1927年
满江红·登蓬莱阁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吉江辽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
甲辰役，主权堕，
江山如故，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
却归来，永作蓬山游，今弥陀。
由于吴佩孚不被日本人的利益所动。日本人以给吴佩孚治疗牙病为名，直接用手术刀捅入吴佩孚的喉咙，杀死了吴佩孚。在对日问题上，我觉得吴佩孚是民族英雄，值得后人纪念。
民国军阀吴佩孚的军事才能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近现代史上著名军事家。他由一名勤务兵迁升为北洋军阀直系的实际首领，并率兵百万，威镇四海，遥控中央，带出一支训练有素、强有力的军队，具有相当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军事思想。事实上吴氏也确有“常胜将军”的誉称，正如《向导》周报所评论的：吴在军事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这不仅是他在几次大的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指挥才能，而且在训练、教育军队上也表现了组织才能。可见，吴佩孚的军事思想是值得探讨的。
吴佩孚年少时，家境贫寒，为此，只有l3岁的吴佩孚便开始穿上了水师营学兵的军装。年幼的吴佩孚不仅有军旅生活的实践，而且还对古代兵书和一些军事小说兴趣浓厚，他最喜爱看的是《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传》。水师营里，又有长官借给他看过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因此，他衷心敬慕关岳，私淑戚公，忠君爱国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能“报效祖国”，提高自己的军事修养，他不仅饱读中国古代军事名著，而且深入研究了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得一斋主人著《吴佩孚战史》上称：“吴氏与古代兵书，研究极深，如所谓司马法、六韬、孙子兵书，以及权谋术数点验，凡涉于兵家者言，无不精熟，而长于易”[1](P150-157)。由于吴佩孚在青年时代对古代兵书的喜爱与研究，掌握了系统的军事理论，结合中国近代的战争特点，将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巧妙地运用战略战术，在几次重大的战役中都战胜了对方。一时他的军事方略大为时论所赞许。胡适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吴佩孚用兵确有天才，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全是他的天才。”的确，吴氏在几次重大战役中运用的战略战术之妙实为他人所不及。
对于吴佩孚一生经历的几次重大战役中的用兵问题，得一斋主人在《吴佩孚战史》上是这样评价的：“吴氏用兵智勇兼全，人所尽知，至其素日之专精军事地理，注重军事教育，以及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则固已无须言，而临时之机智百出，或利用兵士心理，或借敌之力，因计为计，或顺应天时，或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则诚算无遗策，有不可方物者。”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更多地使用地雷来消灭敌人。他自以树枝装人形，施放爆竹，诱奉军空放枪炮；或以少数兵力，散列阵势，以为诱敌之计，待奉军中计前进，往往误触地雷 被炸而死。吴佩孚还把地雷布置于防线要隘处，而置炮于其上，或屯聚满载之车辆，以少数兵士守卫，敌军以望远镜遥窥，见有大炮或车辆，而守兵甚少，则必分遣重兵趋夺，于是守兵相机退却，及敌军冲上夺炮与车，炮则木制，而车土非沙土即火药，此时侦者于隐处，从容放电，轰然一声尽成齑粉。“奉直战事，奉军死伤最多，即中地雷之计也。”吴佩孚在战术上善于先用弱兵，后用强兵，这一战术曾在大会战中起过关键作用。第一次奉直战争中，吴佩孚不愿以实力与奉军对耗，尤爱惜其精兵，认为无牺牲之价值，故纯以老弱在前，而处处以奇制胜，遂使奉军不敢前进，逃散的奉军，无不称吴佩孚为神人。直皖战争中，吴佩孚采取“掏心战术”，亲自率兵为主攻，直趋皖军大本营，并令东、西两翼配合主攻包抄。这种“擒贼擒王”的战术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分割包抄，各个击破。吴佩孚率兵以一挡十，勇敢善战，出敌不意，截断皖军退却之路，大获全胜。当时的目击者说，吴佩孚用兵；诚有天才，临阵如无事，兼旬不暇而不疲，精力胆量，实少其比。
吴佩孚用兵打仗，不仅注重战略战术，而且还非常注重争取舆论和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如直皖战争之前，接连发出指责皖系之通电、檄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罪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I3 等等。他注意人心向背的作用，努力获得社会舆论
的同情与支持，以此来鼓舞士气，瓦解和动摇敌人的军心。吴佩孚认为这是“先礼后兵”。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采取了相似的手法，在战争中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吴佩孚军事思想较为丰富，特点明显，其中治军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将将
吴佩孚爱将，众所周知。在他看来：盖得一良将，即可得无数精兵也。用兵打仗，将领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他们需要在危机关头，巧用机谋，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吴佩孚选将，标准严苛。他认为，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士心。他不允许其部将敛财私蓄，作为将领，有钱就必须用在创业和养兵练兵之上。因此，吴佩孚有倡廉的美名。吴佩孚提倡手下的将领爱兵，注重官兵之间的感情交流，要求将领与士兵要“一力一心，生死相依。”并且在战斗中，将领还要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吴佩孚本人就是如此，他曾说，在战场上就是碰到了拿破仑，他也不会害怕，以此来鼓舞士气。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瓦解敌人；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吴佩孚为了驾驭部将，还把将才分为“天将”、“地将”、“神将”、“威将”、“猛将”、“勇将”、“儒将”、“大将”八种，每一类都规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以此来激励将领进取向上。
二、用兵
吴佩孚一生战事频繁，南征北战，极善用兵。吴佩孚认为“用兵制胜之道，全在士卒之不畏死。”如何才能使士卒不畏死，重要的是将兵的人应不畏死，只有把将帅的生命与士兵的生命平等对待，才能使士兵不敢自爱其生命，才能有“效死之心”。兵不畏死固然重要，但军心不齐仍不能制胜。要使官兵精诚团结，还必须学会鼓舞士气。吴佩孚非常注重鼓舞自己军心，懈敌人士气。战斗中若遇到敌人军心涣散，则是出击的大好时机，主将一呼，军队继后，各军响应，山岳震动，敌忾为摧，方足以制敌于死命，最终决胜。吴佩孚用兵极注重部队的整体素质，他常常借用关羽五百精兵破曹兵三十万、岳飞以八百精兵破金兵六十万的例子来醒示自己：兵贵在精而不在多。使用精兵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历史上众多以少胜多的战例皆是如此。所以吴佩孚多年来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部队，战斗中也多次出现以少胜多的战例。一支精锐的部队如何形成，除了训练有素以外，还必须纪律严明。同时也不可使士兵太富、太贫、太闲、太浪。他认为兵不可富，因为富则思家；兵亦不可穷，穷则生怨；兵不可闲，闲则生惰心；兵不可浪，浪则放心生。所以训练部队要“教法善，操法勤，立法严，立赏宽，令出肃，成功巧，法之明。”他要求士兵实行“六戒”，即戒酒、戒色、戒财、戒气、戒烟、戒赌。在纪律方面，吴佩孚本人就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他对士兵的要求也是如此，对于违纪军人，定然绳之以法，决不姑息。由于他赏罚严明，他的士兵大都秋毫无犯，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严格训练的结果，使他的士兵不仅勇猛有序，而且内聚力极强，打起仗来，颇有死战精神。
三、官兵教育
对官兵的教育一方面体现在传统的封建忠孝思想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军事教育上。吴佩孚从小就爱“五常八德”的封建教育，这使得他在修身养命的人生哲学中，以忠孝为本，他认为君权时代“忠”字专属 于君，“吾人处事，凡我忠心之奉为主宰者，皆以中心为诚恪对待之。”为了“忠”字，他坚贞不渝。在当时的尽忠之道就是要“保国卫民”、“爱国御侮”、“同仇敌J ”、“义无反顾”。他的这些思想在官兵教育问题上得以体现。他要求自己的部队“既是民国人，即当立志恢复民国之真正共和，要想恢复民国共和，须先恢复中国一贯相传之忠孝。”只有这样，才能有良好的结果。所谓孝者，即“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衷心愉悦为孝”。反之，“若纵兵殃民，众怨沸腾，辱及父母，既为不孝，且为不忠”。他还认为“战阵不勇为不孝。”“如遇战时，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f41(嘲-29)对士兵进行忠孝教育既可以促成士兵奋勇作战，知晓为谁而战，又能严明军纪，决一死战，从而增强战斗力。吴佩孚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求。但到“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又主张部队要“大仁大勇”、“好勇好学”、“勇而有礼”。要对内能仁，对外能战。这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在军事教育方面，吴佩孚非常注重军队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在练兵方面。吴佩孚一心想武力统一中国，连年的内战，使他认识到，要武力统一中国，必须有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军队，为了练好兵，他号召各路军官，要勉励部下学习岳家军冻不折屋、饿不扰民的严明军纪，学习岳家军以寡击众、以少胜多、运用之妙在乎一心的灵活战术，他认为：练兵须先养成吃苦耐劳的良好习惯，比如农民种地，播种以后，非勤耕勤作，方能长出好果，非下一番苦功夫，才能丰收有成。练兵之道，也应如此。吴佩孚练兵还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既培养了有高深技术的军官和专门技能的±兵，又训练了一大批少年兵，以为部队的后备力量。在教育方法上，他依照军队与相结合的原则，成立了学兵营和幼年兵团。他对士兵的教育在军事知识与技术上完全按照军官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此外为贯彻他的忠孝思想还开设有《孝经》、《孝书儒行》、《国耻小史》、《义勇小史》、《黄石公三略》、《蓬莱诗草》等课。这样的教育配合着练兵，使士兵的战斗目的明确，技艺过硬，智勇双全，战无不胜。这一支精悍的军队为他军所不及。就连他的政敌段祺瑞也承认，无论是什么兵，只要到了吴佩孚手里，就能打胜仗。1921年5月28日，吴佩孚派其新编练的“学兵队”到郑州车站迎接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时逢倾盆大雨，而队伍严立不乱。王占元十分感叹地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这充分说明了吴佩孚训练的部队素质之高。
吴佩孚居官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时刻，正值社会大变动时期。吴氏从小接受了“仁义、礼、智、信”和“忠、孝、廉、耻”教育，并且成为封建道德传统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因此，吴佩孚治军的基本宗旨和任务，当然会由其地主阶级的本质属性所决定。他对军队的教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吴佩孚生活的年代又是封建道德传统走向末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起之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吴佩孚是一个有思想、有学识的北洋派直系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主流是儒家的道德，而支流则夹杂着西方的民主、共和观念。他常以“学贯中西”自诩，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成了一个民国人，那么就应该为真正共和而奋斗。他努力把封建时代的“忠君”思想引伸为“保国卫民”。尤其是日寇入侵以后，他坚决要求共赴国难，“爱国御侮99，力抗入侵者而置生死于度外。他曾批判英美派蒋介石柄政以后给中国带来的冶丝而焚的局面，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又忠告汉奸汪精卫“勿组政府，重滋纠纷”，并坚决拒绝与汪合作，“决不与之同恶相济”。这是吴佩孚顺应历史潮流，表现出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他这种对人伦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审视后的理性思维，具有某种超时空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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