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 – 女娲导航

戴季陶

戴季陶是中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而戴季陶的论著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那么你想就深入的了解政治家戴季陶吗?

政治家戴季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

政治家戴季陶人物生平经历

1905年,14岁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也就是蒋纬国。1909,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杀》一文

1912年5月,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4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追随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1905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

1922 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 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辅佐

1925 年3 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立场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之后,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逐渐失宠

1935 年,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蒋介石虽做解释,但戴季陶不听劝,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但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此后,蒋介石不再事事问计于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www.ngnvip.com)

政治家戴季陶的日本情史

双凤求凰——戴季陶、蒋介石与津渊美智子

“双凤求凰”指的就是蒋介石、戴季陶兄弟二人共同追求津渊美智子。1908年,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遇到了同校同乡的蒋介石,志同道合的两个人,相见恨晚,于是结为兄弟,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们经常到“黑龙社”找孙中山,就是在这里,两人同时爱上了“黑龙社”女佣津渊美智子,两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很快被津渊美智子的美貌所迷惑,于是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先得手的是戴季陶,毕竟他比蒋介石小几岁,又比他长得英俊,并且还很会讨女人欢心。戴季陶用诗与津渊美智子增进感情,并懂得浪漫的他还经常带她去看爱情电影,当她被感动的流泪的时候,就主动将其揽入怀中,就这样让津渊美智子爱上了他。

另一追求者蒋介石,虽然羡慕嫉妒恨,却不好意思横刀夺爱,心思缜密的戴季陶看出了兄弟的心思,主动与其分享心爱的女人。想不到春风一度珠胎暗结,津渊美智子有了身孕,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当时,蒋介石跟戴季陶已经回国,“风流少年”的两人早已对“与津渊美智子的那段风流史”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津渊美智子千里寻夫,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终于找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帮她叫戴季陶,深怕老婆的戴季陶不肯出来相见,让蒋介石将其打发走了!

戴季陶照片

戴季陶与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

民国时期有许多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南造云子是其中非常有名的女间谍。这个南造云子于1907年出生在上海,家住虹口日租界。父亲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她13岁时被送回日本,进入一所间谍学校学习;18岁时,被派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31年,南造云子曾利用美色勾引了一个国民党将领,窃得好几份绝密军事情报,据说这个国民党将领就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

135年春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在躲避军统特工的追捕时为戴季陶遇见,南造云子的美貌令戴季陶心旌摇荡。让戴季陶为之倾心。他明明知道对方身份可疑,却仍然收留她躲了几日,让她逃脱了追捕,以后两年里,戴季陶都在暗中保护着这个日本女间谍。戴季陶可能没有想到他这样保护的女人却一直在利用他,并没有对他动真感情。“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向和蒋介石关系亲如兄弟的戴季陶竟然主张不顾蒋介石的安危拒绝和谈主张武力解决。戴季陶的反常政治表现,与他受到南造云子的蛊惑与利用有关。

1947年,上海正气书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谍纪实小说《别了,支那间谍网》。小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多次提到某“党国元老”的庇护,虽未点戴季陶的名,但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不少议论。

另据戴季陶的妻弟赵文田20世纪70年代在海外撰文回忆:1948年7月,戴季陶曾收到一个署名“徐叔平”的人来信。信中称,他任过中央日报军事记者,与仇章是密友。他已经掌握了戴季陶当年勾结南造云子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拟写成书在海外出版。但考虑到他与戴并无仇怨,犯不着毁坏戴的一世名声,如果戴愿意出20根金条,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是严词拒绝,后又同意照办,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从此以后他终日忧心忡忡,担心日后还有人捏着他的把柄来敲诈,精神几近崩溃……

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重松金子便是蒋纬国的生母,蒋纬国曾自称,“我的身世是件浪漫的事”。1914年,蒋介石在上海计划发动武装行动,因败露而逃往日本,和戴季陶共同流亡。其间,戴季陶结识了当地护士重松金子,1916年10月6日,金子产下蒋纬国。几年后,金子过世。戴季陶下笔千言,却天生惧内,以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竟在纬国生母携他找上门来时不敢相认,只好托请好友蒋介石认其为子。蒋介石为此子取名纬国,送予在上海结缘的侧室夫人姚怡诚负责抚养。从此,蒋纬国正式进入了蒋家的大家庭。虽然关于重松金子资料,以及戴季陶与重松金子的爱情描写的很少,但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

蒋纬国名义上成为了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蒋介石视如亲子,故修在谱中。蒋纬国到溪口后,受到蒋家的抚养、爱护,不亚于蒋经国。他称王太夫人为祖母。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蒋纬国对“父亲”的感情也极为深厚。蒋纬国只要说想父亲,蒋介石必接他到自己身边。人们常看到蒋介石把纬国抱在怀里,有时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十分亲昵。和对蒋经国一样,蒋介石对蒋纬国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若干年后,男孩成了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1989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革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亲闻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大姐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

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过了30多年,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曾面告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甚好,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些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另有传言说,津渊美智子并没有消失,她与蒋纬国保持着书信来往,一九四九年蒋纬国到台湾后,曾想奉养生母,然因宋美龄之故,未能实现。一九五七年二月,蒋纬国丧妻后与邱爱伦再婚时,曾由戴安国陪同到日本东京举行婚礼,主婚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母亲津渊美智子。一九六七年,蒋纬国应邀访问日本时,念及母亲年事已高,便接她回台湾,以享天年。津渊美智子已于一九七七年亡故。

政治家戴季陶为什么要投江自杀

戴季陶投江自杀事件起因

戴季陶离开四川,离开老母已经18年了,也想顺便回家看看,便带着秘书赵文田、随员陈鸣谦等,随向育红、吕超在旧历九月初四乘船返川。但谁也没有想到戴季陶会投江自杀。

戴季陶一路上很少说话,常常独自一人在船舷来回踱步,或凭栏沉思,神色呆滞。到了晚上11点多钟,航船沿长江行至宜昌附近,其他人都已睡熟,戴季陶走出舱房,来到船尾,举身投入江中。当时他穿的是花缎薄长棉袍,落水后,长袍像汽球一样托着他顺流漂浮。据戴季陶事后回忆,“当时万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沉越不得沉,自己钻下去,又从对面浮起来,向左左浮,向右右浮,把头埋入水中,拼命地饮水,但肚皮已饱不能再喝,只有听天由命,站在水里,很清楚地觉得我站在水里成二三十度的倾斜,两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天气很冷??”戴季陶漂到枝城南岸的沙州搁浅。他爬起来没走多远,便冻得倒地呻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渔民齐顺发闻声发现了戴季陶,将他救回家中,给他身下垫上稻草,身上围以棉絮,并喂酒取暖。第二天将戴季陶送到枝江县城亲戚杨开锃家,杨给戴季陶买了由枝江前往沙市的船票。戴季陶往码头去时发现赵文田与毛副官正在码头小轮船上,双方不期而遇,惊喜交加。

原来在天明时赵文田不见了戴季陶,估计是落水了,大家只好在宜昌登岸。赵文田与一名工役雇了一叶小舟,沿江顺流寻找;向育红则托宜昌政府通知沿江团防、军警协查,自己在宜昌掌握情况。

戴季陶与齐顺发、杨开锃分别时,给了他们20块银元。

在戴季陶获救后大家为其举行的压惊席上,戴谈自杀的原因时说:“军阀横行,各自为政,频年内战,民不聊生。列强虎视眈眈,伺机吞食,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又被陈炯明窃据,国是如斯,我等皆将为亡国之俘矣。中夜不寐,忧心如焚,独步船头,凭栏远瞩,忧时有泪,救国无方,猛见江心月圆如镜,明彻天空,四际无涯,觉浮生之渺小,念此行仆仆风尘,亦属劳而无益,一时愤悔,奋起投江。”

后来戴季陶又在其《八觉》一文中说到投江时的心情:“这时我的心里,二十四分的痛苦,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直很错误的恋爱,这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以假作真,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断。再加上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事业,什么政治、实业、教育这些问题,决不能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来招我了。”“公”说得很清楚了;“私”是指错误的恋爱,但文中没有具体说明。

戴季陶外甥揭开秘密

戴季陶的秘书,亦即他的外甥赵文田揭开了这个秘密,在赵写的《戴季陶自杀真相》一文中说,因戴的妻子钮有恒需在家经营的500亩水田,照料家务与儿子安国,不能随戴季陶因革命需要而在外奔走。钮有恒考虑到戴季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身边需要有人照料,便将外甥女,亦即赵文田的姐姐赵文淑送到上海渔阳里戴季陶住处服侍他,戴将赵奸污了。赵文淑已经订好了婆家是准备出嫁的,戴季陶赴四川前得此信息十分恐慌,怕因此暴露他的乱伦丑行,使这位当时已颇有影响的人物没脸见人,才投江自杀的。

以后戴季陶利用他的职权和钱财,解除了赵文淑与未婚夫的关系。1926年春天,赵文淑生下一女,取名家祥。钮有恒1942年去世后,戴季陶才与赵文淑正式结合为夫妻。在戴季陶于1949年自尽后的第二年,赵文淑去世。

1922年11月,戴季陶回到成都家中,见到了老母、大哥戴传薪与两位姐姐,18年后团聚自是悲喜交加,一言难尽。

由于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再加上地势险要,历来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要地,战争连绵不断,“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戴季陶虽知孙中山的意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还是殚精竭虑,在各路军阀之间奔走,解释孙中山对时局的主张,介绍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但收效甚微。1922年终戴季陶被四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赴重庆就职,受到各界欢迎,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制定了省宪草案。

戴季陶的母亲黄夫人笃信佛教,幼年的戴季陶也经常跟母亲烧香拜佛,那时不过是出于好奇罢了。这次自杀遇救后,冥冥之中,认为是佛祖所救,命不该死,从此对佛教深信不疑,每天与钮有恒烧香拜佛,还给自己取了个法号–潜园居士。

后来他任考试院院长时,还研读佛教经典,在南京的住宅专辟一室,供奉如来佛、观世音的瓷像。布置有香炉蒲团,四壁挂有他亲笔写的金刚经条幅。手上常戴一串佛珠,还常常大谈什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为了取得戴季陶的支持,还送给他一个金佛像。

戴季陶在四川期间,建立了国民党四川支部。由于四川局势多变,他的许多工作实在难以开展,又加上这时国民党将要进行改组,孙中山嘱在四川待了8个月的戴季陶回沪。

1930年春,不忘救命之恩的戴季陶托人带给齐顺发、杨开锃1000银元,一封感谢信,各一块匾额。赠齐顺发匾额的题字是“佛心侠骨,古道照人”;赠杨开锃匾额的题字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1931年春,齐顺发、杨开锃应戴季陶邀请,各偕全家共十几口人,到南京戴家做客。一向不以官职送人的戴季陶这次却表示要将齐、杨给予安排,但齐、杨二人觉得没什么文化,难以胜任,便谢绝了。戴季陶派副官陪同两家人在南京游览观光后,又在他们走时送给每人一匹绸缎。

以后,他每年均给齐、杨二家寄钱,直到抗战爆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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