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生，“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之父。早年做过土匪，后来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喜欢别人以“张大帅”称呼，而张作霖作为统镇要地的首领，其政治、军事才能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很不幸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回到奉天后身亡结束了其53岁的人生；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张大帅张作霖吗？
张大帅张作霖——“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
张大帅张作霖轶事典故
寸土不让
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案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呢！给自己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自己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世代相传，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处事机变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相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自己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自己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自己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自己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自己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治家有方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自己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自己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发展工业
张作霖在东北的作用，台湾学者王禹廷在其所撰《中原大战史话》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雄据东北，在俄、日两强交侵中，尤其在日本大力胁诱之下，善为应付，不稍屈服，保障国权，奋力建设，其成就非当时(山海)关内任何地区所能及”。奉天纺纱厂、辽宁迫击炮厂、东三省兵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均是张作霖直接创办或授意创办。可以说是张作霖时期的沈阳就有了重工业城市的雏形。
重视教育
张作霖出身普通百姓家庭，仅仅在私塾学有一点点知识基础，再加上后来一生的戎马军事生涯，更少能接触书本文化。然而张作霖却非常地重视教育，能为教育事业拨钱出力。1922年与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1923年4月，东北大学成立。这所大学在当时师资水平极高，像章士钊、黄侃等著名学者曾教书于此。故此可以看出，张作霖是颇有远见和头脑的一位人物。（www.ngnvip.com）
张大帅张作霖的死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事实上，张作霖不是没有考虑过乘坐汽车离京返奉。毕竟张作霖的情报机构也不是吃闲饭的，虽然他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狂热分子专门和他过不去，但日本人心里的小算盘他还是有数的。特别是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在他返奉前几天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内中提及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因此提请张作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齐恩铭的提醒，对张作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有些犹豫，选择汽车还是火车？
坐汽车的话轻车简从，行动秘密，比较安全，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路况不佳，颠颠簸簸，再说为一个压根儿不知道有没有的所谓风险而绕行，岂非大掉身价？
坐火车的好处那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对张作霖这样一个好大喜功的人而言是很符合他的脾气的，此外火车也比较舒适，路上很享受，缺点就是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日本人注意。
张作霖举棋不定的时候就抓阄决定了，他在两张纸头上分别写上“汽”和“火”，然后从中抓了一个，一看是“火”，也是天意如此，命中注定，这下再无争议，张作霖于是下定了决心坐火车。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有人反过来分析时提到张作霖抓到的那个“火”，说那火其实就是火海的意思，意味着张作霖坐火车必将身陷火海，死无葬身之地，可惜这是后话，张作霖已经听不见了。
张作霖执意要坐火车，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抓了一个“火”字，根子上还是因为他不信邪，说白了就是不相信小日本能折腾出什么名堂：一来他对手下人十分信任，张作相向他保证了北京至山海关一段的安全，吴俊升向他保证了山海关至奉天一段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坐火车，岂非胆小怕事，畏敌如鼠？传出去也不好听，搞不好兄弟们还有怨言，以为对他们不信任。第二是张作霖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黑手，尽管自己处处让日本人不爽，但他是“东北王”，除了他自己日本人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代替的，日本政府没理由傻到要除掉他。应该说张作霖对日本政府的判断没错，日本政府对他是恨得牙痒痒的但还得供着他，不过这次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日本的关东军要对他下手了，那时的日本军人已经疯狂得有些失控了，不可以常理来推断。
张作霖不信邪，但不代表他就是一介莽夫，只会由着自己的性子蛮干，恰恰相反，张作霖做事非常细致和认真，虽然他不知道河本大作在他的前方给他布下了死亡陷阱，但他还是采取了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我们按照河本大作给他设计暗杀方案时所选取的时间、地点、方法和人选来进行逐一比对分析。
第一是时间。河本圈定暗杀张作霖的时间是离京之日到返奉之时，一共也就30个小时左右，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张作霖离京时间的确定，关于这一点，张作霖可以说耍尽了心机，他充分采取了兵不厌诈的手法，回奉日期一改再改，先是说6月1日出京，之后又是6月2日，等到6月2日专车出发了，车上却只有他的家人，如果不是河本有一个町野武马在张作霖身边卧底，差一点就给老张蒙骗过去了，只要6月2日专车一炸，河本的阴谋也就彻底破产了。双方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各使心计，互相打成了平手。
第二是地点。沿线有那么多地点，张作霖无法判断哪个地点更加危险，按照张作霖的兵力及个性，他也不需要去判断哪个地方更危险，反正不管了，每个地方都派兵防守总可以了吧，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沿途动用了十几万奉军护路，那阵势比乾隆皇帝下江南还要壮观。全线布防，没有重点，这既是张作霖预防措施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说是优点，是因为这种布防也确实让河本感到比较棘手，起初他准备在巨流河埋设炸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行不通，只好临时取消，重新选择地点；说是缺点，是因为三洞桥这个地点实在是应该重点布防的，三洞桥作为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其潜在风险应该很容易想到的，特别是在齐恩铭已经预先有过提醒的情况下，不知道当年的张作霖以及他的一帮智囊团为何就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导致在这个地方棋差一着而满盘皆输，实在有些可惜。
第三是方法。张作霖用于预防的方法是乘坐蓝钢车，这蓝钢车十分坚固，等闲炸药很难炸坏，且前面还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止有人破坏铁轨。应该说这两道预防措施正好对应了河本的暗杀计划，尤其是河本打算破坏铁轨的后手招在有压路车的情况下很难施展开来，不过河本用不着采用后手招了，他的前手招威力巨大，120公斤的炸药连一幢十几层的楼房都可以掀翻，何况区区几节小小的车厢，河本对此信心十足，不过实际情况却与设想相差很远。由于蓝钢车异常坚固，这节车厢虽然被炸得很惨，但张作霖却没有被立即炸死，而是被抬到了奉天急救，虽然最后还是不治身亡，但却为奉军迎立新主和调兵遣将赢得了时间，等最终各方知道张作霖已经死亡的消息时，东北局势已定，从而彻底破坏了日本人想趁火打劫甚至出兵东北的计划。应该说在方法的选择上，张作霖还是很有先见性的，有效弥补了在地点选择上所犯下的错误，在这方面的较量上算是占了上风。
第四是人选。张作霖派来预防的是他的铁杆盟友和心腹大将张作相及吴俊升，前半程张作相没有出事，后半程吴俊升不仅出事还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去了；而河本选择的一批人包括东宫铁男上尉及其他人均无一伤亡也无一出事，很好地完成了各自任务，因此在这一方面的较量上，张作霖因为用人不当，尽管所用的人忠心耿耿但却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可以说是完败。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张作霖与河本这一轮的生死较量可以说一目了然，其结局也就注定了，当然，一个在明里，一个在暗里，明里的人总是要吃亏很多的，这也是一代枭雄张作霖阴沟里翻船的原因之一吧。（文/吴振宇）
张作霖的非正常死亡对东三省的沦亡带来了多大的影响？由于他的非正常死亡极其意外，日本并没有承受太大压力，这就直接或间接促进了日本的军国冒险主义；如果他没有死，东三省会不会亡得那么快？日本会不会那么快发动侵华战争，这中间千丝万缕存在着很强的因果关系。
张作霖的死亡对中国的统一带来了什么影响？从客观上说是促成了中国的迅速统一，但如果细加以分析，国民党当时的表面统一是建立在蒋冯阎桂四派军阀暂时的妥协之上的，奉军退往关外，北伐目标暂失，蒋冯阎桂纷争一定会起（后来果然爆发了中原大战），对于拥有较强实力和审时度势能力的张作霖来说，如果他没有死，中原逐鹿是否一定是蒋氏天下还真的很难说；此外，他的死亡还直接与张宗昌等人的败亡相关，如此，山东还有韩复渠吗？
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河本的暗杀计划仍然可以说得上是天衣无缝；但是，这个计划其实也还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的，那就是河本的计划都是围绕着铁路展开的。如果张作霖不走铁路而改乘汽车，那么河本的计划无论多么完美，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张大帅张作霖死前的遗嘱
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在返奉途中被炸，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关东军炸张的目的，是要造成奉天当局群龙无首、社会动荡的局面，以便乘机实现武力侵略的计划。然而，奉天当局遵照张作霖遗嘱的要求，应对时艰，让一触即发的局势，化险为夷，使日本武力侵华的事变，推迟三年后爆发。
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炸车案”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卑鄙的袭击。袭击者是日本的军人，被袭击者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两国并未交战的状态下，在对方国土上，采取这种恐怖袭击的手段，炸死对方国家元首。
张作霖留下三句遗嘱：“此系日本人阴谋无疑，我的生命已难救” ;“惟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一面力持镇静，维持秩序”;“召小六子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小六子”。
关东军炸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炸死张作霖一个人，而是要造成奉天当局群龙无首、东北社会骚乱、动荡的局面，以便乘机实现武力侵略计画。
针对日本关东军的这一阴谋，张作霖遗嘱说的第二句是：“惟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一面力持镇静，维持秩序。”张作霖这句有两层意思，一是一定要严守我去世的秘密;二是保持镇静，维持大局稳定。奉天当局遵照张作霖遗嘱的要求，决定严密封锁张去世的消息，密不发丧。由奉天省
发表通电伪称：“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道，桥梁发生爆炸，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谥如常。”并在大帅府里，假戏真做，把张作霖的头包扎起来，只露眼、鼻、口，躺在床上。每日照常为其开饭，医生按时为其换药、填写处方，水果食物也摆在了床边。
此时，特别关注张作霖生死的是日本关东军。町野顾问找到刘尚清省长，询问张的情况，刘告诉说：“大帅精神很好，每天吃流食，喝牛奶。”芳泽提出要派使馆医生探视，被委婉地拒绝。为探张作霖生死的虚实，日本方面费尽心机，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派太太们拜访寿夫人等。他们遥望张作霖的房间，灯火通明，人们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
也发现最受张作霖宠爱的寿夫人，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地接待客人。而且对客人的各种询问，都能从容应对，从表情也看不出有什么忧伤。所以，认定张作霖只是受了重伤而已。张作霖生死不明，日本关东军举棋不定，不敢轻举妄动。
根据遗嘱的要求，奉天当局除严密封锁张作霖死亡的消息外，还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速奉军北撤，通知张学良尽快回奉;二是稳定东北社会秩序，加强治安管理。后者犹为重要，如一旦奉天出现不稳的迹象，日军就有机可乘了。
为此，调任齐恩铭为奉天省城戒严司令，宣布戒严。戒严布告指出：遵照镇威上将军(指张作霖)手谕，时局不靖，地方治安关系犹为重要，特宣告划定省城地面为戒严区域。公布“禁止私藏私带私运武器弹药”
“禁止深夜通行”、“特别加意保护外国人”等16条戒令。对违反禁令者，严惩不殆。奉天省城，没有出现日本人想像的骚动，而是社会稳定，秩序井然。工人照常上班，商店正常开门，学生按时上学。
关东军不甘就此罢手，于1928年6月10日夜，在省城外六处制造爆炸事件，爆炸声此起彼伏，震惊全城。接到报告，奉天当局断定，是关东军所为，立即派出负责警戒的军警及时赶到现场，处置一切，控制局面。经调查，这六处均为日本侨民家居，当晚每家均无人居住。是关东军派出若干小分队，向无人居住的日侨家中投弹
然后贼喊捉贼，嫁祸于人，以引发社会骚动，制造发动侵略的借口。然而，连环爆炸案，还是没能引发社会恐慌和动乱，关东军在无机可乘的情况下，只好“蔫退了”。奉系集团，是以张作霖为最高领导的政治军事集团。
张作霖在集团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这样一个集团，当它的最高首领不能理事时，很容易出现争权夺势的混乱局面。张作霖正是针对这一点，又留下第三句遗嘱：“召小六子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小六子，亦犹辅助我一样。”
在张作霖被炸的当天，张学良和杨宇霆正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和平谈判，商讨奉军撤离平津与晋军和平入城事宜。当得到父帅被炸的消息，张学良悲痛万分，但表面仍镇静如常。
4日晚上，张学良和杨宇霆离开北京，和军队一起撤到冀东滦县，住在滦县县城北一座山上的寺院里。经过一段时间部署后，奉军北撤就绪，张学良于6月18日秘密返回奉天。
张学良返奉的第二天，奉天各法团举行会议，公推张学良继任奉天军务督办。次日，上午11时，张学良在军署正式就职。当时仍以张作霖名义发表咨文：“奉镇威上将军删电内开，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委张学良代理。”并通告驻奉天各国领事。当天，奉天工商各界纷纷前往拜谒，全城悬旗庆贺，各国领事也赴署致贺。整个奉天城人心平静，秩序稳定。
6月19日下午，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正式成立，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袁金铠为副委员长，由张作相等17人为委员。至此，东北渡过了群龙无首的半月危机。
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和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使东北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迅速弥补因张作霖去世而出现的权力真空。
东北集团内部能够平稳顺利的产生新的领导人，这不仅在近代各派军阀中是仅有的，就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史上也是少见的。在政局稳定和社会秩序平稳的条件下，6月21日，正式公布了张作霖于6月21日因伤重而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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