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巽
赵尔巽是清史馆馆长，《清史稿》主编，晚清政坛的“常青树”，清末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奉天铁岭。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尔巽任盛京将军，相当于后来的东三省总督地位。在任时着意整理财政，开始成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银号，发行纸币。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吗？
清史馆馆长、晚清政坛的“常青树”赵尔巽
清史馆馆长、晚清政坛的“常青树”赵尔巽人物生平经历
1、生平年表
1867年（同治六年）中举人；
1874年（同治十三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安徽、陕西等省按察使， 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1月，奉命护理山西巡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署湖南巡抚；
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内调署户部尚书；
1905年4月，复外调出任盛京将军；
1907年3月，奉调继岑春宣为四川总督，后由其弟赵尔丰代理；
1907年7月，张之洞入京授军机大臣，乃以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在此期间主持创办湖北法政学堂；
1908年2月，复调任四川总督；
1911年（宣统三年）3月继�良任东三省总督，并授钦差大臣；辛亥革命后息影青岛；
1914年，袁世凯委任其为清史馆馆长，主编《清史稿》；
1925年2月，段祺瑞举行善后会议，推其为正议长。5月，又聘其为临时参政院参政，并被指定为参政院院长；
1927年，《清史稿》完稿，旋即逝世于北京。
2、人生经历
从官经历
赵尔巽，清史馆馆长，《清史稿》主编。原籍辽宁铁岭，其祖父清道光廿四年（1844年）任莱州知府，全家定居掖县城里。其父亦在莱州府为官。赵尔巽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进士，入选翰林院编修，历任御史、湖北乡试副考官、新疆布政使、山西巡抚、盛京将军、四川总督、东北三省总督等职。
督川时期
督川时期奏设“经征局”负责清理财赋，一年时间财政裕平。对凉山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设“平夷局”联络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转督东三省，时值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革命气氛热烈，奉天省革命党人正准备约定时间举义响应，赵尔巽以“保境安民”为名调集大军准备镇压，革命被迫转入地下。中华民国成立后，赵尔巽被解除职务去青岛隐居。赵尔巽来青岛后住在宁阳路。当时青岛人因其巷中住有清朝遗臣，遂名“清官巷”，不久，王公大臣蜂拥沓至，多居巷中，于是众人又呼为“赃官巷”。赵尔巽用大量资金在青岛购置大片房产，他在高密路、天津路、海泊路等建了一大批房子出租或出卖，是当时青岛首屈一指的大富翁。
清史馆馆长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文、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进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并极尽褒扬之辞。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www.ngnvip.com）
清史馆馆长、晚清政坛的“常青树”赵尔巽简介
赵尔巽是愚忠清王朝呢、还是“二臣”？见仁见智吧。
清末的满汉大员中，赵尔巽以直言敢谏闻名。他先后做过湖南巡抚、盛京将军和东三省总督，较能顺应时代潮流，擢拔人才，推行新政，改革财政，整顿治安，政治上有一定作为。由于出生官宦之家，又为汉军旗人，因此一生愚忠清王朝，反对共和，仇视革命。北洋政府时期，出任清史馆长，以古稀之龄主持编纂《清史》，十年始成，功不可没。
“狎客群居像”风波
和大多数八旗弟子一样，赵尔巽年轻时也是游手好闲之徒，成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还时常出入秦楼楚馆，因此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狎客群居像”风波。
同治年间，从西洋传入的照相术风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时间照相成为时髦活动，受到达官贵人、富家子弟的追捧。有一天，赵尔巽和弟弟赵尔丰及狐朋狗友心血来潮，跑到北京隆福寺附近著名的鸿记照相馆照相。照相馆老板杨远山不仅照相技术好，而且为人活络，会做生意。他见来客衣着华丽，连忙上前热情招呼，又亲自动手，为众人一一照相。当天下午，照相馆伙计送来照片，赵尔巽等人正在一家酒楼携妓喝酒，看了照片十分满意，当即赏了银子。身边的几个妓女也争相欣赏照片，羡慕不已。这时座中有人提议，何不请杨老板再照几张。为讨女人欢心，赵尔巽等欣然答应，立即派人去鸿记照相馆报信。杨远山听说有大生意，便飞快地赶到酒楼。他特地带上各种服装道具，供客人选用。此时，赵尔巽等人已喝得有了几分醉意，经不住吹嘘，纷纷穿上杨老板带来的各式服装，有的打扮成和尚，有的打扮成道士，有的穿着舞台上的戏装，五花八门，不伦不类。杨远山对好镜头，按下快门，一张“狎客群居像”便产生了。次日，照片送到客人手中，众人传观一遍，嘻嘻哈哈地笑了一场。
同治十三年（1874）赵尔巽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擢升为监察御史。正当他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时，不料那张早已忘到九霄云外的照片发难了。一次，他偶然碰到一名宫中太监，闲聊时那太监笑嘻嘻地说，自己有一张很好玩的照片。出于好奇，赵尔巽拿来观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正是当年那张“狎客群居像”。他心里暗暗叫苦，这件事如果传出去，被皇帝、太后知道，说不定给个“伤风败俗”的罪名，轻则削职为民，重则有牢狱之灾。他越想越怕，便急忙与太监商量，愿出高价买下这张照片。太监以为奇货可居，便狮子大开口，要价一万两银子。他踌躇再三，只好忍痛答应了。
一张照片引起一场虚惊，还赔了一大笔银子。以后，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官运亨通，先后当上了巡抚、总督，但一提起照相，都心有余悸。辛亥革命前夕，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据说，有一个照相馆老板想拍马屁，主动提出给他照相。岂料赵尔丰勃然大怒，命令手下打了对方几十个嘴巴，赶出巡抚府。手下人十分纳闷，不知道主人为何发怒。事后一名老仆揭开了谜底：“大帅最恨照相的，从前为一张相片，曾花了一万两冤枉银子，那些不知好歹的人，想如此巴结奉迎，正好撞在枪口上。”赵的亲信幕僚这才恍然大悟。此事传扬开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时常提起的一桩笑话。
主政湖南 推行新政
1903年1月，赵尔巽由山西布政使调充湖南巡抚。下车伊始，他把创办新式教育作为“新政”的第一急务。当时清政府规定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因此久负盛名的岳麓书院计划改为湖南大学堂，但旧派人物、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人百般阻挠，此事搁浅。赵尔巽见岳麓书院宽敞幽静，学生们却仍在吟风弄月，钻故纸堆，便下令将已成立的高等学堂迁到书院内，迫使王先谦等人离开。王怀恨在心，写了一副对联谩骂赵尔巽：“尔小生，生来刻薄；巽下断，断绝子孙。”赵看后将对联修改数字，变为“尔小生，生来秉性；巽下断，断不容情。”以此回击旧派的攻讦。这副对联迅速传遍省城各学堂，成为广大师生的谈资。
赵尔巽的新政措施，受到常德学务帮办、新派人物熊希龄等人的大力支持。熊希龄出生于湘西偏远的凤凰县，光绪年间进士，因“戊戌”之变，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处境十分艰难。幸亏妻兄常德知府朱其懿请他帮办学务，才有一展身手的机会。他响应巡抚衙门要求各道、府设一所师范学堂，以解决中小学堂师资匮乏问题，联合湘西士绅上呈一份在常德共同设立西路师范学堂的禀稿。赵尔巽阅后，批准照办。1903年秋天，西路师范学堂成立，熊希龄担任副办，实际主持校内外一切事务。与此同时，熊希龄又联络武陵、桃源等四县，开办常德府中学，使之成为常德的模范。他的办学才干，逐渐受到赵尔巽的赏识。
当时，英、日等国矿商纷纷勾结地痞流氓收买矿契，掠夺湖南境内矿山。有一名叫卜洛克的英商携三十万银子跑到长沙，设立商号，贿赂当局，图谋采矿。为保卫矿权，熊希龄等人经深思熟虑，觉得“非购地不足以保矿”，于是向巡抚府呈文，要求设立矿务购地公司，将矿权集中于人民之手，并建议将原有阜湘、沅丰两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以抵制外商插手湘矿。赵尔巽欣然采纳这一建议，于当年6月成立矿务总公司，布告通商各埠：“凡华洋人来商办矿，均须总公司章程不得违越。”有效保全了湘省矿权。这一办法被视为全国样板，先后有九个省参照湘矿公司章程办理矿务。
经过几个月的考察，赵尔巽认为熊希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考虑为他解脱政治桎梏。这年底，赵尔巽上奏朝廷，极力推荐熊希龄，恳请免除对熊的严加管束。当时清廷正需要笼络维新人士，又看在封疆大吏的面上，降旨照准。赵尔巽立即委任熊为西路师范学堂监督，放手让他办理一切学务。赵尔巽在湖南所办的多项新政，诸如废除书院、创办各级学堂、派遣留学生、裁撤绿营、编练新军等，均找熊希龄商量对策。熊希龄知恩图报，尽力出谋划策。次年5月，赵尔巽调离湖南，由端方继任巡抚一职。赵尔巽不忘向新任巡抚推荐熊希龄，使他继续受到重用。熊希龄后来怀念赵尔巽时说“龄弟不才，受知实深”，乃肺腑之言。
避居青岛
辛亥革命后，逊清王公贵族、高官大吏纷纷跑到青岛居住，使这处海滨胜地成为遗老聚集最多的城市。赵尔巽长期担任巡抚、总督之类的高官，宦囊充实，初来乍到便住进德国人兴建的斯脱兰大饭店（会前旅馆）。这是一座豪华假日旅馆，全部采用西洋进口设备。赵尔巽还是第一次居住这样高档的旅馆，对室内装饰十分满意，尤其喜爱客房里的浴室，水龙头一开，热水即咕咕地流出。不过也有不称心的地方，旅馆里只有西餐，虽经交涉可用筷子，但菜肴点不出名字，味道也不对，且只供应咖啡，没有茶水，想吃中国饭菜需跑到大鲍岛，坐马车需半个小时。他在警察署附近购进一块地皮，请人设计，建造了一所私宅，特别提出要有会前旅馆那样的浴室。
十九世纪末，德国凭借武力占领青岛，在原清总兵衙门设立总督府，实行殖民统治。清朝高官来此，照例要拜访德国总督，赵尔巽也不例外。那天，他乘车来到总督府，投进名帖后，有一名官员接待，赵听不懂翻译的话，吩咐随从用中国话翻译。原来翻译是宁波人，国语中夹杂着方言，他以为讲的是外国话。拜访结束，客人留下礼物——一袋东北人参，起身告辞。德国人一看是些树根，面露不悦之色，翻译解释这是中国十分贵重的营养品，对方才转怒为喜。
会前旅馆租金很贵，可每年都人满为患，大多数是来游玩的外国人，金发碧眼，满嘴叽里呱啦的外国话，让赵尔巽很不舒服。旅馆门前就是维多利亚海湾（汇泉湾）浴场，洋人们不分男女在旅馆里穿好泳衣就去浴场游泳，沙滩偃卧，玉体横陈，让风气未开的国人看得惊心动魄。而在“非礼勿视”的遗老眼里，更认为是有伤风化。妻子劝他不要外出，他却说：“洋人虽强，终是蛮夷，一点儿文化也不讲，不可理喻。”
搬入新居后，不甘寂寞的赵尔巽与陆润庠、劳乃宣等旧官僚组成“十老会”，常常怀念过去当官的日子。隆裕太后驾崩时，遗老们在胶州海关举行公祭，赵尔巽因悲伤过度，又加上遭遇风寒，竟卧病不起。一次，李家驹来看他，谈起德华大学缺总稽查，两人商量联合保荐贾太守接任。赵尔巽认为，贾为人老成练达，有热心肠，堪当此任。可消息传开后，学堂里的学生都说贾太守品德太差，不足为人师，此事一直闹到部里，赵、李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
智收张作霖
清末，东北地区匪患日趋严重，其中以张景惠、张作霖两股势力最雄厚。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后，决心剿抚并施，借机整肃地方治安。
有一段时期，张作霖连着打劫粮车饷银，并杀伤官兵十多人。赵尔巽大怒，严令麾下统领朱庆澜把张捉拿归案。朱率所部四处追缉，有一次在某地狭路相逢，双方展开一场激战，张作霖见势不妙，夺路而走。朱庆澜一马当先，紧紧追赶。张骑马逃进一座荒山，朱依然在后面穷追不舍。张忽然回马横枪立在路中，说：“相好的，见好就收甭追啦！我今天放你一马，别尽惦记邀功升官呀！”朱闻言，一摸顶戴没了，吓了一跳。张作霖果然名不虚传，枪法神奇，朱庆澜自知不敌，只好勒马收缰，怏怏而返。赵尔巽觉得张作霖有胆有识、剽悍勇武，只能以智取胜，于是多方设法笼络招降。不久，终于在黑山谈妥条件，张率众归降。走到奉天（今沈阳）城外，日已偏西，张作霖坚持在城外驻扎，于次日清晨进城。当晚张作霖假装肚子痛，在炕上打滚，总督府派来的差官问他是否要抽大烟，张摇头拒绝道：“我有止痛秘方，屡试不爽，就是用五十只鸡舌头馅煮饽饽（即水饺）。”差官心想这顿煮饽饽得宰一百多只鸡才成，于是进城请示总督大人。赵尔巽得报，抚掌大笑，命令立刻照办。于是部下到处搜罗小鸡，杀鸡割舌做馅，一直忙到天亮，才把五十只饽饽煮好端上来。张作霖只吃了两三只，便把筷子一扔，自动要求戴上手铐、脚镣，进城到总督府请罪，表示臣服。赵尔巽亲自走下台阶，扶张起来，命他随军效力。
后来，有人问张作霖为何想起吃鸡舌头馅饽饽，张笑着说：“百把只鸡都舍不得宰，还谈什么有诚意没诚意！既然一口答应照办，证明老帅确有爱将之意，我才主动投诚。”以后张作霖势力越来越大，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始终不忘赵尔巽的提携之恩。每次进京，必先到北兵马司赵公馆请安，还按老规矩递手本，那双折大红禀上写着“沐恩张作霖”五个大字。
清史馆长
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多方拉拢有名望的人士。1914年他下令成立清史馆，聘请能员编撰《清史》，拟定赵尔巽为馆长，于式枚、刘廷琛二人为副馆长。
那时，遗老都以做民国官为耻。袁世凯刚上任时，曾邀请赵尔巽出山，赵以“不当二臣”拒绝，还自比为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声称“青岛就是首阳山”。这次，当袁氏的使者、总统府秘书吴�到青岛来敦请时，他却欣然答应，难怪徐世昌说他以前是做给天下人看的。吴�去见于式枚，于很圆猾，说他们二人去我就去。于是吴�又拜见刘廷琛，却被骂了出来。刘廷琛说：“大清皇帝尚在宫中，大清还在，清廷还在，怎么就修史？”吴只好悻悻离开。赵尔巽知道后，自告奋勇前去劝驾，说：“我辈均受先朝厚恩，今逢鼎革，可以图报先朝者唯此一事。修史与服官不同，聘书非命令可比。似可偕往，勉尽愚忠。”刘是光绪二十年进士，科名比赵晚二十年，但不出仕的意志比赵坚定，毅然拒绝道：“历朝之史，均国亡后由新朝修之。今我大清幼帝尚居深宫，何忍即为修史？年伯以为可，廷琛以为断断不可！”
虽然答应国史馆长之聘，但赵尔巽以生病为由，迟迟不肯动身赴京。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为他弟弟赵尔丰“昭雪罪名”。赵尔丰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杀害请愿民众，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其民愤极大，被老百姓称为“赵屠夫”。武昌起义后，赵尔丰被革命党人镇压。袁世凯知道赵尔巽的意图后，立即授意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上呈为赵尔丰议恤立传。然后，派人赴川调查赵尔丰事件，最后为其“昭雪罪名”。赵尔巽见条件已经满足，就赴京任职。他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又自诩为三国时的关羽“降汉不降曹”。赵的做法遭到许多遗老的谴责。劳乃宣将其归为钱谦益、洪承畴一类的人物，并说他身为封疆大吏，素以廉洁自称，但在青岛广建房屋，花钱百万，难道都是朝廷的俸禄所得吗？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则咬牙切齿地说：“像赵尔巽这样的人应入《贰臣传》。”
赵尔巽到任后，立即在秦老胡同设置清史馆临时筹备处，着手组织筹建工作。他起初预算开办经费为一万元，每月常用经费一万二千元，实际需临时开办费二万元，每月经费二万二千元。当时清史、国史两馆同时筹建，预算也同时递交。财政部向国务院上报说，国史馆预算经费每月仅八千多元，比清史馆节省得多。赵尔巽对财政部将两馆相提并论，且为国史馆抱屈的说法大为恼火，上书袁世凯，呈请清史馆缓办。其时国史馆长王�运因与馆员意见不合离京返湘，受其影响，赵尔巽也萌生退意。袁世凯闻讯，一面安抚赵尔巽，一面谕令财政部从速向清史馆如数拨款，筹建工作才继续进行。
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时，已是古稀之龄。他一直主持编纂《清史》，网罗了一大批学者。依历代正史体例，分纪、传、表、志四类编撰，各类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志”中的邦交、交通，“表”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传”中的畴人、藩部等。1927年赵因病去世，由柯劭�总纂完成初稿，以《清史稿》命名出版，全书五百二十九卷，为历代正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
清史馆馆长、晚清政坛的“常青树”赵尔巽个人成就
“国可灭，史不可灭。”这是中国修史的传统。前代灭亡之后，继起的一代即组织人力为前代修史。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迫退位。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于1914年成立了清史馆，着手编纂清史。1914年3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成立清史馆。馆址即设于北平东华门内，延聘汉军正蓝旗人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倌长。赵尔巽起初不愿就任，袁世凯劝以修清史乃歌颂大清功德之事，正遗老所当效力之处，赵尔巽乃出任清史馆馆长。
为了在动荡中稳定东三省局势，免受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赞成共和的影响，赵尔巽与袁金铠等人密谋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在奉天各界代表会议上，奉天巡防军统领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密布武装人员，甚至公然掏出手枪压制要求宣布东三省独立、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胁迫代表们就范。赵尔巽在张作霖枪杆子的支持下，宣布成立奉天保安会，他本人“当选”为会长。张作霖保驾有功，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并将所部二千多人开进省城镇慑民众。由于赵尔巽与张作霖这种特殊关系，后来《清史稿》缺乏经费时，张大帅提供了巨额捐款。赵尔巽死后，张作霖根据赵尔巽生前建议，续聘柯劭�兼代清史馆馆长，委派袁金铠督率刊印、管理经费。奉天保安会成立之後，赵尔巽电告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邀功。这时，控制东三省局势的赵尔巽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东三省在赵尔巽的控制之下，当全国大多数省区都已升起五族共和的旗帜之后两个月，最后一个迫于形势不得不降下大清的黄龙旗，但他心中的黄龙旗至死也没降下。
1912年2月清宣统帝宣布退位，赵尔巽的心腹谋士、保安会参议总长袁金铠代赵尔巽草拟的“东三省反对共和十二条”。在外交上也是只承认大清帝国与各国所订之条约，其他“概不与闻”。随後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等人周密策划，对奉天乃至东三省全境的革命党人和无辜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据当时的报告称：“前后为赵尔巽、张作霖等肆意残杀同胞人达数千以上，及集合各要地进退维谷者不下数万人，乃赵尔巽犹派兵剿捕，日事搜杀，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刻虽赞成共和，实为民军公敌。”
为效忠清室而血腥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平民的赵尔巽，于1914年受袁世凯之聘，出任清史馆馆长。醉心于恢复帝制的袁世凯想藉清史馆延揽胜朝遗老、山林隐逸之士，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而赵尔巽则想通过纂修清史，以示不忘先朝隆恩，树起心中的大清黄龙旗。赵尔巽的心腹袁金铠也进入清史馆，“总理史稿发刊事宜”。袁金铠又荐介金梁任校对。这样的建馆宗旨和这样的人事关系，已经决定了《清史稿》未来的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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