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少年顽皮，喜养雀，稍长颖悟过人。六岁始师堂兄李少岚就读，后从当地名儒周先生攻读四书五经；十八九岁便成了府学廪生。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李鸿章吗？
李鸿章——晚清名臣
李鸿章人物生平经历
咸丰三年(1853)六月，皖抚命鸿章率领合肥团练八百及练勇一千五百人协守东关,招集当地练勇抵御，于裕溪口打败太平军，是其建立战功之始，赏六品顶戴，戴兰翎。
咸丰四年元月，太平军结集和州、含山，皖抚福济又命鸿章率领团练配合副都统忠泰，会同庐凤、张光第分攻，是年克复含山，受赏知府衔，换戴花翎。
咸丰五年五月，太平军忽至巢县柘皋，和春拨黑龙江马队五百名、川勇五百名归鸿章统领解柘皋之围。十月，率团练协助总兵郑国魁攻克了庐州府，奉旨记名以道府使用。
咸丰六年，协助郑国魁攻占潜山、巢县、无为、和州等城后，赏加按察使衔。八年十二月鸿章至江西进见曾国藩，留军营草拟文稿、奏章，襄办营务。
同治元年（1862），鸿章募淮勇6500人，挑选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先编为四营，曾国藩又把自己的亲兵营和曾国荃统领的一个营，计3000人，拨鸿章统之，并派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帮助训练。二月，在安庆检阅淮勇，正式成立淮军。三月，鸿章租外轮八艘，由英舰护航，率首批淮军从安庆出发赴沪。
鸿章至沪，中外诸军皆归指挥，但“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须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他一面向英法购置武器，雇用外国军官担任各营教习，一面又招募外国工匠，设置制炮局，从香港购买制炮器具，制造开花炮等武器弹药。四月,清政府任鸿章为江苏巡抚。是月，太平军进兵扬州，清政府命鸿章率部往镇江与将军都兴阿会师阻击。鸿章虽有君命，仍上书直陈军情，不愿离开上海。六月底，清廷再次催促“赴镇江助攻江宁”。鸿章怕失上海江海关税和江浙苏等省厘捐饷源，请求待沪事布置就绪，再移师镇江。清廷允许缓去。八月，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自苏州集结十数万攻北新泾防营，再次危及上海。鸿章亲督上海军挡其前锋，策骑绕道，前后夹击，致太平军败走嘉定。当太平军连营于四江口、三江口时，鸿章分兵三路围剿，自晨至暮，亲自督战，打死太平军不可胜数。沪防三次解围，授鸿章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同治二年正月，鸿章兼署五口通商大臣以“上海、广东两口交涉事件较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为由，在上海奏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聘请中外教习，考选江浙十四岁以下文童及年青小官吏入学，充当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翻译官，是为鸿章创办洋务之始。是年二月，命潘鼎新、刘铭传驰援，收复太仓，攻占昆山，屠杀太平军三万余人，生擒七千。十月，鸿章亲自视师，炮毁苏州长城石垒。郜云宽等密降，鸿章采纳程学启密谋，令斩李秀成、谭绍光。李秀成见内部有变，连夜出城，郜云宽杀害谭绍光，开门投降。后又诛“八王”，搜斩太平军二千余人。鸿章自上海誓师，至克苏州，此为东征第一大捷，亦为同治中兴第一转机，赏加鸿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十二月，聘请英人马格里主办苏州炮局，提议创立天津招商局。
同治三年正月，鸿章命郭松林等水陆各军克溧阳，打败刘王、襄王。二月，分军出境助平“浙乱”。三月，自领鹤章、昭庆、黄翼升、郑国魁水陆军抵沙山，万余太平军被追逐于三河口浮桥争道奔走，浮桥断，尸积水不流。是月，鸿章挥军登常州城，守将陈坤书督师巷战被俘，数万太平军被杀，清廷赏鸿章骑都尉世职。时当太平天国攻占漳州，府城势危，谕旨饬鸿章抽拨炮队援闽，遂遣福建陆路提督郭松林，遇缺题奏提督杨鼎勋率军八千人，由上海水路至厦门登岸。同月，鸿章由于统领中外水陆各军从上海转战而进，连克苏常府县，并派兵出境攻拔嘉兴等处，加恩锡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寻赐伯号肃毅。是年七月，令潘鼎新水陆军进攻湖州；又命郭松林、杨鼎勋分道进逼漳南，迫使太平军残部转入江西。至此，江浙太平军被镇压下去。同年，鸿章在苏州设立制炮局。
同治六年正月，刘铭传部在湖北尹隆河战役中被捻军击溃，二月，周盛波在安徽太湖被捻军打败。四月，东捻由湖北进入河南，五月渡过运河，直奔山东，济南戒严。此时，慈禧甚为不满，命鸿章戴罪立功，速赴山东镇压。鸿章至济宁命刘铭传、潘鼎新在胶莱河南北二百八十余里筑长墙，会同豫军、东军分段把守，准备把东捻围困在登州、莱州一带。七月，捻军由海神庙渡过三潍河，胶莱河防溃败。八月，慈禧太后震怒，旨谕“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随后，乃令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三军往返追击。十月，追至赣榆，鸿章用二万两白银收买东捻潘贵升，枪杀任柱于阵，斩获三万，平东捻。赏鸿章加一骑都尉世职。是年，鸿章将苏州炮局迁至南京，改名金陵机器局，专制枪炮，供应淮军军火，提供大沽炮台大炮。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张宗禹由山西吉州踹水北进，直逼畿辅，京师大震。清廷屡命鸿章速令刘铭传各军入援。西捻进入衡水、定州，鸿章又被拔去双眼花翎，剥夺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二月，鸿章统领盛军北上，进驻德州，在安平、饶阳打败西捻。但另一支西捻逼近天津，鸿章下部议处，限一月之期消灭之。鸿章命令郭松林、潘鼎新两军掘开沧州往南的捷地坝，放运河水进入减河，并在减河东筑长墙切断进攻天津之路。五月，鸿章乘黄河汛期缩地圈围，在德州杨丁庄、商河打败西捻，张宗禹率部奔走济阳，被围困黄河运河之间，不久解散数万，被擒斩无数。西捻平，赏还鸿章双眼花翎、黄马褂、骑都尉世职，加太子太保衔。
同治九年二月，甘肃回民起义大胜，慈禧震怒。命鸿章暂缓入黔，亲率淮军四十营，先往陕西督办军务。起义平息。是时，值天津教堂滋事，引起事端。法国借口仇教，联合英、美、俄、法、比、西共七国向清廷抗议，廷议促鸿章酌带郭松林等军克日起程，由陕入直，移师天津，密筹防卫，并命重新修建，加固大沽口炮台，添置德国新式巨炮，增建平炮台三座，重整三岔口水师和炮台。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同治十一年六月，授英武殿大学士。是年，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
光绪三年(1877)八月，鸿章奏准清廷，将镇江米市迁至芜湖。四年，设立天津邮政总局，又在天津招集商股一百二十万两，设立开平矿务局。后来发现煤质甚佳，便购买外国机器，采用新法开矿。
光绪六年七月，清政府创办海军，鸿章在天津奏立北洋水师学堂，聘请英、俄水师官兵在津沽会考水师学堂学生，使将校尽取诸生中。又于天津创办北洋电报学堂，培养电信技术员，并奏设南北洋电信线，从天津沿运河南下抵镇江、达上海，长约三千里；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立电报分局。十余年有较大发展。同年，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
光绪七年九月，开平矿务局修筑津榆（唐山至胥各庄）铁路。
光绪十年，法军侵略越南，鸿章与法国总兵福禄诺（后升司令）在天津私订《天津简明条约》（简称《李福条约》）。十月，慈禧五十寿辰，赐鸿章御书“揆元经体”匾额，仍授文华殿大学士。是年，重修包公祠，费银二千八百两，自撰《碑记》，勒石于祠东。
光绪十一年四月，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有关朝鲜事务的《天津条约》。六月，鸿章以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特纳于天津商订《中法新约》（即《中法越南条约》，又称《李巴条约》）。九月，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命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庆郡王奕�和鸿章为会办大臣，鸿章掌握实权。
光绪十二年，以全权大臣定法国通商滇越边界章程。
光绪十三年，会订葡萄牙通商之约；在黑龙江开办漠河金矿；在天津设立宝津局，用机器制作货币。
光绪十四年，将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在旅顺建设船坞，建置库厂，分筑炮台；在威海南北各口筑炮台十余座，命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练习风涛阵技，同时招集商股借外债和官款，修筑津沽铁路。
光绪十六年，派郑观应等在上海正式成立机器织布局。
光绪十九年正月，鸿章七十寿辰。慈禧太后御书“调鼎凝厘”匾额，“栋梁华夏资良辅，带励河山锡大年”对联，“益寿”字，赐蟠桃图、无量佛诸珍物；光绪帝御书“钧衡笃祜”匾额，“圭卤恩荣方召望，鼎钟勋�富文年”对联，“福寿”字，赐无量佛诸珍物，盛况以传中外。
二十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赏鸿章戴三眼花翎。五月，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军进攻汉城。六月四日，清政府敕叶志超、聂士成率淮军助朝镇压。日本政府以为发动战争时机已到，六月派出大批陆军从仁川登陆。鸿章命卫汝贵等进军朝鲜，中日开战。至八月十八日黄海战败后，翰林院联名列举罪状，奏劾鸿章：“倭来船则放之……”外间并有传闻，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八月拔去鸿章三眼花翎，摘去黄马褂。十月，日军进攻大连湾炮台，丁汝昌请率海军支援，鸿章不允。旅顺被占，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军占领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海军全部覆没。二月，清政府赏还鸿章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授以全权大臣往日本议和。二十三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二十八日，鸿章在第三次谈判归途中遇刺，手枪击中面部颧骨，血满袍服。清廷闻之，传旨慰劳，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偃卧密授事机，又命其长子、参赞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出面办理议约。三月二十三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此，回至天津，称病不出。次年四月初，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式，特命鸿章为头等钦差大臣前往致贺，兼游欧美各国。上念鸿章垂老远行，国威新挫，赏其经方、经述随即出使侍奉。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由京出发抵彼得堡，向俄皇递呈国书，代光绪帝遥馈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等物。尼古拉二世对鸿章亦优厚备至，赠宝星一枚等物，拨专款三百万卢布作为铁路“租借交涉特殊用之基金。”四月仰承慈禧太后意旨，与俄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在彼得堡秘密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五月，鸿章自俄入德境，次日，德皇召见，盛宴相待，并观看德军操演，参观来复厂、司坦丁制造厂；延请德医用X光检查面部枪弹（一颗子弹仍存在左目之下），登访前相俾士麦，还留影题字。至荷兰，朝见王太妃及女幼主，赠送古瓷瓶等物，王太妃贻鸿章金狮大十字宝星。至比利时首都，往观克革烈枪炮公司。至法国巴黎。抵英，朝见维多利亚女王，赠珍物。女王亦赠鸿章维多利亚头等大十字宝星。同时参观英国海军舰队，造船厂、水雷厂、钢厂、邮电局、福赐大桥，观看炮兵操练和试放快炮，向戈登像献花圈，拜访格兰斯顿，访问史蒂文森故居。七月抵美国纽约，向总统递呈国书，谒格兰德总统墓，访问议院。后往加拿大。八月乘美国之船回国。九月抵京复命。二十三年充武英殿总裁，赏给头等第二大带、双龙宝星稽查。二十四年八月，以外国交涉事，诏命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九月命山东查勘黄河工程。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鸿章奉命从广东行至上海，命提督梅东益等搜捕直隶义和团。七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义和团和旗兵在宫门外联合抵抗。八月，慈禧太后、光绪帝仓惶出逃。各国公使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政府接受。鸿章力与辩论，经过千磨百折，竭尽心力，相持历岁，才定和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和议成，八国联军撤退，鸿章力请皇太后、光绪帝回京。鸿章奏旨新政，设政务处，任督办政务大臣，施署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总理外务大臣奕�和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德、英、俄、法、日、美、意、奥、西、比、荷）驻华公使签订《辛丑条约》。是年，鸿章忧郁焦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至七月，骤发咯血不起。九月二十七日午时卒于京师贤良寺，终年七十九岁。[1]
湘军幕僚
1853年（咸丰三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5月首次
李鸿章
与太平军交战于和州裕溪口。
1856年（咸丰6年）9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1858年（咸丰8年）12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1860年（咸丰十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组建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编成淮勇五营，李鸿章率13营淮军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3月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
李鸿章
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1862年（同治元年）11月18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1864年（同治3年）率领淮军各部攻入常州，大肆杀戮太平军。清廷赏骑都尉世职。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第一个是曾国藩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然而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1866年（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1867年（同治6年）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他在军事上坚持上任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顺利镇压剩余捻军。
1869年（同治8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12月被任命赴贵州督办苗乱军务。1870年（同治9年）七月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1871年（同治10年）七月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
洋务重臣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
李鸿章
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是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李鸿章
1871年（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1879年（光绪五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1876年（光绪二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割让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但辽东半岛触动列强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清廷须缴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其后，沙俄以“还辽有功”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两港。
1896年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这引发了他对俄国人的报复，在最后时刻拒绝签约。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年8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中俄密约》；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此举使我国东边的邻居日本望而生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晚年生涯
1884年（光绪十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李鸿章
1894年（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8月16日（公历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1894年8月18日（公历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究其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翁同�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后人因此对李鸿章高价赞誉，认为他“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实际上倘若李鸿章没有过于抓北洋海军权力与“保船避战”政策，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经费不至于减少如斯，甲午海战的结局亦有可能改变，而不是窝囊的被全歼于渤海湾海港内。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遵从朝廷的宣战诏书，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更是以将朝廷诏书蔑称为乱命的方式促成此事。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清朝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8月15日，清朝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01年（光绪27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 ——“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享年79岁。
李鸿章，一个被污蔑了百年的英雄
李鸿章的一生满是悲壮和凄凉的，他以外交能手自负，却无法改变大清国被动外交，遭遇割地赔款的局面。最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1883年美国总统格兰特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及自己在国外所遇到的四个最了不起的人分别是：法国首相甘贝特、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和中国的李鸿章。他被西方誉为“东方伸斯麦”，与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
他曾以仅仅9000名刚刚招募的淮军，便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天才忠王李秀成率领的10万大军。因此，他成了上海富商和上海租界英美法等国眼中的救世主。他是洋务运动灵魂人物，有的洋人不知道有皇帝而知道有他。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里面办实事最多的人。他认识到西洋文化的先进性，那时清王朝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已经紧张，各国对满清虎视眈眈，他曾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他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数不胜数。
他也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他是清廷第一个提出防日战略的人。他曾大声呐喊：奋起护我“蓝色疆土”，大中华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都不容外敌觊觎。他曾系统提出防范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强。
李鸿章若生于盛世，必流芳百世，可惜他生于乱世，虽也大有作为，但仍遗臭万年。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李鸿章的一生再合适不过，李鸿章有大智慧，比起守旧派，他能清醒地看到中外形式，尽管作为满清重臣，他无法跳出自身的局限，但他依然在保皇的前提下，大力改革。
李鸿章一生中最令人诟病的便是他签订的《马关条约》，曾经清大臣第一人的李中堂从此成了涣散中华民族精神的卖国贼、苟且偷生的小人。
其实说是他签订的，实在是冤枉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慈禧太后叫他去签的，换句话来说，是慈禧太后要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只是替慈禧太后背了黑锅。这并不是李鸿章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大清朝已走向没落。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她说要签，谁都为之奈何。那时候就是孙中山去了，也得签。
李鸿章铮铮铁骨，满腔爱国情怀，大力改革后仍要接受丧权辱国的局面，那种心情，当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日本人只给他说三个字的权力，签，不签。李鸿章知道自己的任务，但他依然咬牙说不签，日本人大怒，拿枪用枪托打在李鸿章的头上，李鸿章的脑袋登时冒出血，他面无惧色，仍然说不签。
对不怕死的人谁最没辙的，日本人面对这样视死如归的人，敬佩之余也十分无奈，不能让李鸿章妥协，只能向慈禧太后施压，慈禧太后闻言，连忙给李鸿章传话：这约得签，不管日本人说什么，能换和平就好。
李鸿章说到底是满清重臣，他无力摆脱这沉重包袱，他妥协了，不因日本人的恐吓，不因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因中国内部的压力。
签约是肯定的，但在具体条款，他还在坚持。慈禧派李鸿章去是对的。为了国家他可以强硬到不怕死，也可以“软弱”到放下他高贵的重臣架子。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最大努力，但作为战败国使臣，毕竟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马关条约》是李鸿章最为代表签订的，但最终决定权在慈禧太后，李鸿章一辈子谨小慎微，签订《马关条约》的所有历程，他都如数上报慈禧，换而言之，慈禧对中日谈判的全过程和最后结果都了如指掌，李鸿章在日本硬撑，慈禧却在筹备寿宴，她不想打仗，她告诉李鸿章，不管日本人说什么都答应。世人对他的痛恨可以理解，但客观分析，真正卖国的是慈禧太后，李鸿章权力再大，也只是慈禧太后手里的棋子，慈禧太后的决定他无力改变，慈禧太后才是议和卖国的总后台，而李鸿章只是替她背负了千古骂名。
李鸿章视《马关条约》为终生耻辱，发誓从此不再踏入日本半步。他73岁访美回国时，所乘坐的“华盛顿”号巨轮途经日本横滨。需要换船返程，因有“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誓言在先，他拒不登岸。随从无奈，只得搭起了一块跳板，他不顾掉到海里的危险，费力登上返程的轮船。
李鸿章一生有勇有谋，敢作敢当，是晚清的顶梁柱，只可惜帝国黄昏，孤臣一哭，大树飘零，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当时的清朝积重难返，李鸿章扛起晚清半边天，每次承担的都是帝国最不堪之事，难怪梁启超后来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
1901年11月7日，就在他逝世前的一个小时，俄公使还在他的病床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睁大着眼睛，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身边的人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话刚落音，李鸿章便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他留下了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11月8日出版的英国《泰晤士报》，用了足足两个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李鸿章的生平。美国驻华使馆降半旗表示致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听闻此消息均“哭失声”，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北京建祠。清代汉人官员北京建祠者，仅李鸿章一人。（www.ngnvip.com）
李鸿章的战争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这场战争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不是鸦片战争，而是这场战争，真正让国人有了亡国灭种之危的椎心之痛。
旅日学者宗泽亚在其《清日战争》一书中，撇开习见的对慈禧、李鸿章等人的历史偏见，凭着自己工科的背景，以及多年对双方尤其日方战争档案的检阅，更多以种种“技术细节”来梳理这场战争，如兵源、日常训练、兵站、后勤、战场救护、卫生医疗、有无独立的炮兵编队、战场军纪维系、军费筹措等等。当然，作者对交战双方的历史观、国际观和战争观也有着详实而客观的记录。
翻检这段历史，李鸿章的身影隔着久远的年代依然鲜明凸显。中日甲午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是日本以举国之力与李鸿章这个满清封疆大吏之间的战争。
北洋水师和驻朝军队都是以淮军打底，形同私兵。直隶总督张树声、水师提督丁汝昌，以及先后驻朝主持军务或入朝作战的吴长庆、叶志超、聂士成等都是淮军悍将，而一路折冲樽俎主持朝鲜开港订约并与日本竭力周旋的马建忠，也一直是李鸿章的“幕府要人”，曾长期为李打理招商局事务。
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的战争”并不为过，一如平复西北和新疆之乱，并从俄人手中收回领土的那场漫长战事可称为“左宗棠的战争”，其班底是以湘军为主，而为其购买新式武器并从外国银行借贷筹措军费的则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之一，是以前现代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之低及周转速度之慢，比如战争往往已进入尾声，他省协饷的军费银两及援军还在路上，实在难以“举国之力”打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天子“御驾亲征”之外，更多只能靠封疆大吏自行相机处置，相关战争能力越强，战争的个人色彩就越鲜明。
“一个人的战争”不自晚清始，南宋的岳家军、明朝的戚继光和袁崇焕等在某种程度上都适用于这个范畴，其共同的特点是既有的官僚体系和体制框架掣肘能力大于资源输送能力，使得以“中兴”自许的文臣武将被迫“另辟蹊径”。当然，这其中的分寸并不好把握，对既有体制的绕行常备视为有“不臣之心”，稍有不慎即可惹来杀身之祸。
与前朝相比，晚清的“私兵”现象更为突出，中央大权旁落的趋势更加明显。自太平军兴，八旗绿营一败涂地难堪一用，地方武装兴起，且军费以厘金形式自筹，先有湘军，后有淮军，最后又有小站练兵催生的新军，均带有明显的个人和派系色彩，中央往往只能遥制，鲜能直接节制。
汉人督抚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前现代国家的君臣关系有许多模糊暧昧之处，总带有不规则博弈的气息，加之满汉�格，面对满清皇族猜忌，在没有改朝换代这一选择项的情形下，欲中兴国家，似乎只能选择“拥兵自重”，且必须兴产以养兵。
也由此，在“同治中兴”年间陆续展开的洋务运动，也同样带有浓厚的地方督抚色彩，所谓官督商办企业，其“官”也即其发起者多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封疆大吏，其“商”也即其主事操办者多为官之门生故旧，以便收发自如，发挥如臂使指之效，但其弊端则是官督商办渐成官商不分之势，企业管理运行也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暧昧随意色彩。
以此来看,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成败自然迎刃而解。当洋务运动更多呈现分权特色时，明治维新则是倒幕、削藩、拥立天皇等集权化运动之后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促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动员集合资源并向企业挹注的一场国家资本主义运动。
后来伴随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日本在“松方正义改革”之后实行了国家预算管理，面对一度高启的财政赤字，为达预算平衡，决定对国家兴办事业实行私有化，以补充财政亏空。这种产权的让渡,让日本民族资产阶级对天皇政权更形拥戴。而形成较鲜明对比的是，当满清政府最终决定经济集权，将官督商办企业等加以国有化时，换来的是官绅精英阶层的离心离德。
回到甲午之变，李鸿章打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多年的心血可能毁于一旦，畏战求和、不敢放手一搏的心理有其合理一面。面对日本的举国之力，李鸿章则内外交困，外有不谙实务只懂放言高论的清流的攻讦，内有颟顸保守不甘大权旁落的满清贵族的掣肘。虽然在此前朝鲜壬午之变时，从张树声派舰，吴长庆发兵，到马建忠先发制人挟大院君返国从而令日军师出无名且有所忌惮，整个淮军体系的应对堪称行云流水，但李鸿章深知一时一地之上风并无法长期阻遏日人的勃勃野心。
甲午战前海军新一波军费筹措之艰辛，让李鸿章充分体认到中日两国资源动员能力之悬殊。后人往往苛责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之过，殊不知以当日中国之GDP总量，区区四亿两白银何足道也。问题在于偌大一个GDP并无转化为现时可支配军费的便捷途径，而此前黄河河患经久不愈，更令本就捉襟见肘的军需支出百上加斤。反观日本内可发行战争公债，外可远赴伦敦金融市场举债，其对现代金融工具运用之娴熟，令中日之间尚未开战而胜负之势已明。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曾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阵痛过后则顺利收获国际制度红利，从而成为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好学生，进而跻身工业化国家之林。
甲午一役，令洋务一派彻底丧失了合法性，更给满清权贵联合基层农民的逆潮流盲动排外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吊诡的是，尽管满清权贵表面上重新成功集权，然而那一场由“中央”发动对抗八国联军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争，却遭到以湘系和淮系为主的封疆大吏的集体杯葛。“东南互保”的出现明确昭示中央权威的彻底破产，也为清亡以后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自清以后，历经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阶段，地方割据局面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大小军阀公然称王称霸，而中央权威始终不能落到实处。由此导致中日间断断续续的战事，也始终表现为地方军阀的战争，如“九一八事变”可以看做张学良的战争、长城抗战乃至“七七事变”则可以看做冯玉祥、傅作义和宋哲元的战争。
只有当蒋介石主动投入中央军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各路军阀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听命于中央统一指挥下的战区划分，中日战争才算得上一场全面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构造才算正式开始。
无论从“技术”视角，还是从“制度史”视角，都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前现代对现代的战争，也是一场注定必输的战争。一个不能实现全方位现代化的国家，仅仅靠武备的现代化，不足以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前人，他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以我们的眼光和立场来打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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