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慈禧，叶赫那拉氏，清朝皇太后，为咸丰帝妃子和同治帝生母。是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人称清朝“无冕女皇”，慈禧通过垂帘听政，操纵同治、光绪两朝皇帝，掌握清朝朝政达四十七年之久。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慈禧太后吗？
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干扰清朝政治47年
慈禧太后的私密生活 晚年竟享八个情人！
慈禧太后情人一：恭亲王奕�
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慈禧太后的情人之一，传在慈禧进宫前就已经认识恭亲王了，并一度关系很好，慈禧做秀女的时候由于奕�地位名声高升，担心其会图谋不轨所以一直打压他，后面因为向同治帝谏言不要修圆明园而惹怒慈禧，2人分道扬镳。
慈禧太后情人二：内务府大臣荣禄
荣禄清朝有名的人物，正白旗人，辛酉政变前后受到为慈禧太后的赏识升到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帝死后，慈禧巩固了自己的大权后开始宠爱荣禄，有传言称荣禄是慈禧的初恋，慈禧年少时候差点被强奸因荣禄所救，从这以后2人就一直有暧昧的关系。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慈禧逃西安，荣禄一直侍奉。
慈禧太后情三：太监总管李莲英
李莲英在入宫前，生活落魄，曾入狱，沈兰玉将他引进宫里当了太监，李莲英有一手漂亮的梳头功夫，受到慈禧的喜爱，慈禧对李莲英宠眷不衰，二人常在一起并坐听戏，凡李莲英喜欢吃的东西，慈禧多在膳食中为他留下来。
慈禧太后情人四：古董商白某
传光绪八年在北京琉璃厂内有一个姓白的古董商人，长的非常帅气，由李莲英介绍给慈禧，并得到慈禧的宠幸，传白某进宫一个月后被放出来，但是慈禧却怀孕了，慈安知道后大怒。
慈禧太后情人五:饭馆伙计史某
在流传着一个故事，慈禧很喜欢吃金华饭馆的汤卧果，每天都要派人去买，李莲英与金华饭馆的一个姓史的伙计很熟，经常带他到宫中游玩，一次被慈禧发现，位姓史的伙计长得玉树临风，仪容俊美，于是将他留在宫中昼夜宣淫，一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慈禧不敢养在宫中，便寄养在醇亲王奕�家中，并杀了史某灭口，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情人六：琉璃厂琴师张春圃
同时在琉璃厂的一位琴师张春圃，也曾与慈禧有暧昧关系，张春圃以为弹琴糊口，琴技出神入化，在士大夫中口碑极好，慈禧听到张春圃的名声，就把他召入宫里弹琴。
慈禧太后情七：英国作家巴克斯
巴克斯一位很有才气的英国作家，因为他和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他在三十岁以后潜心研究中国大清宫廷的隐密生活，被视为当时最权威的历史学家，因此很讨慈禧太后的喜欢。晚清的宫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大量的西方人士，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兴高采烈，开始鱼贯而入，进入神秘的中国皇宫。
慈禧太后情八：太监总管安德海
同治初安德海受慈禧太后宠幸开始干预国政，辛酉政变一举成功，慈禧太后破格提拔他为总管大太监。
慈禧的小名：是“兰儿”还是“杏儿”？
“兰儿”说很流行
慈禧小名是“兰儿”，这种说法很流行，现在难以讲清楚它的记载源头。1916年蔡东藩写成《清史演义》，此时离清亡只有五年时间。该书第六十三回“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就明确说：“那拉氏幼名兰儿，父亲叫做惠征，是安徽候补道员。”
民国时期有的演义小说对此描述得更是绘声绘色，如李伯通《西太后艳史演义》说：道光十六年(1836年)，惠征的佟佳夫人又怀孕了，“到得十月初十这天，夫人坐蓐临盆，忽梦着大大月亮入怀，一阵异香，还带些兰麝气味，当时产下一位千金，因取个乳名，叫做兰儿”。该演义还写道：“不上两年，这兰儿又添个妹子，名叫蓉儿。”
慈禧出生在道光十五年，李伯通误作十六年了。但这些演义的说法应予重视，毕竟清朝官书是不记载慈禧的名字的。当然，慈禧的小名也不能仅凭这些演义为据。
清宫太监在回忆宫廷生活时(见《清宫太监回忆录》，收录于《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提到了一种现象：
忌圣讳这件事, 上年纪的人大概都晓得，在宫里, 这更是一件最要紧的事。不单是与万岁爷的名字同音的字不能上口, 太后、妃、太妃的名字也一样。这些应避的字音是要牢牢记住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小德张，本来他的名字是春喜，因为隆裕太后小名叫喜哥，喜字犯了圣讳，小德张就被改名叫恒太了。
《宫女谈往录》一书载述在慈禧身边服待八年的一位何姓宫女的回忆，里面特别说到：
最讨老太后喜欢的还是在西头卧室里的一盆兰花。在宫里，谁都知道老太后的乳名叫兰儿，可谁也不说，都暗暗地记在心里，避着圣讳。譬如该给兰花浇水啦，我们只提给花浇水，不提兰字。如是偶然说一个兰字，老太后也不怪罪。
书中还提到，宫内称呼这位宫女为“荣儿”，而慈禧妹妹的小名叫“蓉儿”，因此慈禧管这位宫女叫“小荣子”，不带“儿”字，“也有时会偶然叫一声荣儿，但并不为这个改我的名字，说明老太后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全顾忌”。
“兰儿”的“兰”字，宫女的解释是“兰花”，前引李伯通的说法是“兰麝气味”，两者有差别，但这反而说明了两种说法可能并不同源，相异的史料更增强了慈禧的小名是“兰儿”可信度。
不过，依上面所说，宫里许多人都应知道慈禧的小名，但后来太监们的回忆又似乎无法印证这一点。太监信修明在慈禧身边八年，他晚年的著作辑为《老太监的回忆》一书，其中对慈禧极为同情，同时披露了外人不甚知道的一些情况，如慈禧是老子信徒，“广仁子”是她的道号;太后是位头发已然脱光、“脑袋成了秃瓢”的“秃老太太”。书中更提到了溥仪的乳名是午格，可惜未提及慈禧的小名。总之，“兰儿”说还有待于相关材料的进一步挖掘。
“玉兰”“杏儿”与“阿翠”
慈禧小名是“玉兰”的说法流传也很广。1983年出品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在选秀女一场戏中就利用此说，巧妙地安排咸丰帝与慈禧见面，道具就是绣着玉兰花的手绢。也有的解释说，因咸丰帝最喜欢玉兰花，就将此名赐予获选入宫的慈禧。
咸丰帝是否喜欢玉兰花不得而知。有趣的是，野史中倒是记载了咸丰帝所喜欢的圆明园“四春”，——也就是四个汉人女子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牡丹春——都是以花命名，里面却没有玉兰花。
现在有人坚持认为，“兰儿”“玉兰”的说法都是从慈禧入宫被封为兰贵人的“兰”字想象而来。这种观点也是值得重视的。
“杏儿”说是一种后起说法。源于2005年出版的那根正《我所知道的慈禧——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一书，作者自称是慈禧弟弟桂祥的曾孙，即慈禧皇太后内侄曾孙。按那根正的说法，“慈禧的乳名只有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听父亲说起的：“慈禧的小名叫杏儿，学名叫杏贞。”并披露这小名是慈禧的爷爷给起的，原因是“当时家里种了几颗白杏树。在满族人看来，红杏没有白杏好，所以家里就种了这么几棵。这样，爷爷就给她取名叫杏儿”。
慈禧不仅有小名,竟然还有大名(学名)，这真是言前人所未知。这种说法源于慈禧后人，自然不能忽视。现在网上不少文史爱好者已将慈禧定名为“叶赫那拉·杏贞”了。但清史学者冯其利曾发表《那根正先世考查》一文，对那根正所述先世事迹提出质疑。这实际上涉及到他的作品从根本上是否可信的问题。
至于“阿翠”说，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但并非新出，反而可能是最早关于慈禧小名的一种说法。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格在《春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寅恪十余岁时，曾见日本人所著书，言后小名阿翠。曾朴《孽海花》亦有是说，但无从证实，姑附记于此。”
陈寅恪生于1890年，1902年赴日本，1904年再度赴日本，1907年回国，他见到日人所著书应是在1902~1907年间。曾朴的《孽海花》第二十七回，写到咸丰帝翻看秀女花名册：
翻到老佛爷的一页，只见上面写着“那拉氏，正黄旗，名翠，年若干岁，道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生”。
上世纪40年代，博洽多闻的冒鹤亭考订《孽海花》中的人与事，只是指出了“慈禧生道光十五年,非十四年”，并没对“名翠”说什么，见他的《孽海花闲话》。
今天我们看档案知道，记名秀女的排单也就是花名册，并不开列秀女的具体名字，也不具体写哪一天出生。再者，慈禧是镶蓝旗满洲人，后来抬入镶黄旗，因此正黄旗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么多的错误不禁让人对曾朴的说法生疑。
有一条材料差不多能够否定“阿翠”说。《宫女谈往录》里提到慈禧身边有叫“小娟子”“小翠”的宫女，书中还写到慈禧屋里有两只缅甸猫，有一次，老太后微笑说：“娟子、翠儿，看好大白、二白，回头我有赏。”
上面谈到慈禧不太顾忌宫女的名字与自己妹妹的相同，但若慈禧小名真是“阿翠”，那她绝对不会允许有叫“小翠”的宫女在身边的，起码也要命宫女改名，不会自己天天“翠儿”“翠儿”叫着。
是过度“消费”名人吗?
就清朝后宫而言，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后妃名字，许多现在还都知道，但入关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如顺治帝的董鄂妃的名字，人们就不知道。再如清末有名的珍妃、瑾妃，唐海�(他他拉·海�)在《回忆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一文中说：
自二妃进宫后， 我家从祖母到一般佣人都称瑾妃为“四主”，珍妃为“五主”。“主”字是对后妃的尊称，“四”和“五”是按我家中同辈女孩的排列。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没有人敢提起二位姑母的闺名了。二位姑母到底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珍妃、瑾妃的名字，到如今似乎也没有人知道。
不见记载，研究阙如，人们不知道这些女性名人的名字, 这的确为文学影视等的创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总不能从出场到终了，不分场合一律都叫“董鄂妃”“珍妃”吧。因此对她们进行必要的起名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1948年出品的电影《清宫秘史》中，有一场戏表现光绪帝向珍妃吐露心声，称呼是“二妞”。虽然此镜头也令观众别有一番感受，但究不如呼她的真实闺名来得亲切。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黎力(笔名凌力)在创作历史小说《少年天子》(1987年初版)时，为董鄂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乌云珠”。其实这是满语，意思是数字的“九十”。
慈禧太后的情况却是如此不同。她不是没有小名，而是太多了, 以致到现在还莫衷一是。她的小名令后人津津乐道，固然有所谓“名人效应”在，但这位清末最重要的风云人物生平的方方面面，包括小名之类“细枝末节”，对注重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来说，确是必不可少的。
早在1910年就出版了英国人濮兰德、巴克斯的《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过去译作《慈禧外纪》)一书，第一章就是“叶赫那拉家世及慈禧幼年”，此章最后一段专门论述慈禧的名字(称谓)，其中并没有提到她的小名，那是两位洋作者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缘故。（www.ngnvip.com）
慈禧太后的时代
近代中国很多历史人物是需要重新评估的，比如慈禧太后与袁世凯。
为什么需要重新评估，一是站在历史的情境中，他们当时做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二是站在现实的角度，现实并没有走出历史。
晚清如果按皇帝年号及执政时间分段的话，可以分这么些时代：
1.道光时代（1821年-1850）
2.咸丰时代（1851-1861）
3.同治时代（1862-1875）
4.光绪时代（1876-1908）
5.溥仪时代（1909-1912）
晚清若从1840年算起，到1912年灭亡，大约是70年，70年中，有将近50年，是慈禧太后的时代。
这个时代，太后面临两个局。
首先一个是世界之局，也就是说，大清面临的敌人与以往三千年都不同了，用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往，是传统的中国式的治乱大循环，现在，除了中国式的治乱大循环，比如她的丈夫咸丰遭遇的洪秀全起义；那么还有就是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让道光皇帝忧愤而死，第二次鸦片战争让咸丰羞愤而死。
还有一个局，就是咸丰死后的国内政局及其走向问题，于私，牵涉到太后个人权益及地位问题；于公，牵涉到未来大清的国运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咸丰与他信任的顾命八大臣之主心骨肃顺，是比较顽固而偏左的民族愤青派，而慈禧太后与之结盟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是与英法联军打过交道、开了天眼的比较偏右的务实派。
所以，1861年的辛酉政变，于公于私都是好事一桩。于私，它保证了皇权内部的稳定；于公，正是慈禧太后与小叔子奕�联手，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开始了改革开放，既重用汉人（这倒是肃顺的政策），还学习西方（这是肃顺没有的政策）。
怎么评价太后的洋务运动呢？它是大清版的四个化。洋务运动的老司机之一李鸿章要会开玩笑，也会高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鸿章的安徽小老乡唐德刚倒是开上玩笑了，说，中国应该五个现代化，一句话，总是缺少一味药，政治现代化。但是，能四个现代化就不错了。
唐德刚说，中国搞“四化”的老祖宗最早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和徐继畲等人。慈禧太后应该是洋务运动的总舵手与总设计师，在她手下出现一帮“四化”名臣，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当时唐的安徽老乡李鸿章，他最大的成绩，便是把他的宝贝北洋舰队，搞到世界前八。但甲午一战，证明光四化不行，还得五化，加上个政治现代化。这个应验了杨小凯所谓的“后发劣势”。后来本来是有优势的，但是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总认为模仿技术比模仿制度多快好省，意识不到它可能是空中楼阁，短期看可能很辉煌，长期看，隐患多，甚至导致最终的失败。大清就是后发劣势最具说服力的样板。
中日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的年终汇报演出，演出结果很丢人。不只是模仿西方技术，同时模仿西方制度的小日本居然把只模仿技术的大清打得找不着北。还得西方列强出来拦架。
羞愤之下，中国冒出一个康有为，想依托光绪皇帝搞一次政治改革，也就是五化。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改革比革命更难。唐德刚说，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敌我分明，一枪了事。变法者，变自己之法，相当于人民内部矛盾，抽刀断水，沾涟不尽。比如康有为的变法，就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而且这种争，首先是权利之争。一句话，表面上是改革，实际的落脚点还是争权。康有为本人作为改革家，应该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三者皆备，可惜他是教条主义、激进主义加赌徒品格；光绪作为康有为的改革靠山，知识和智力浅陋不足，品性也比太后差了老远，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这里可以简单扫瞄下康有为的维新：
1.恭亲王临死前告光绪：“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2.马士对光绪评价：“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
3.严复对康有为评价：“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
4.慈禧太后不反对改革，但有底线：第一维稳，第二防大权旁落
5.康有为学历史上的张柬之，要袁世凯做他的李多祚，围园弑后。过了。
还可以扫瞄下外电对维新派的评论：
1.英国观察者贝思福：“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
2.英国公使窦纳乐：“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3.英《字林西报》：“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光绪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
4.赫德私人信件：“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它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甲午之败，上层反应是“五化”，下层反应是退化——慈禧太后时代最丢人的一幕是义和团。它是大清改革开放的大倒退。有关义和团，我的评价如下：
1.历史角度讲，中国农民起义谈不上爱国爱民，改朝换代工具。
2.政治角度讲，义和团是太后的一个棋子。
3.从文化冲突角度讲，西方认定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这种黄祸，他们最早追溯到了成吉思汗横扫欧洲的历史，最近扫瞄到了我们的红卫兵运动。
4.从革命理论讲，《共产党宣言》只认大工业的产物——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阶级，农民是保守甚至是反动的。
5．从运动实践看，太后宣战乃世界奇观，没有宣战对象，只有所谓的“彼等”，就是他们；没有递交战书，就是内部发了一个动员令，大家冲啊杀啊。最后惹进来的是八国联军，实际上赔偿的是11个国家。义和团的杀人成绩：253名外国人，这叫长毛；3.5万中国基督徒，这叫二毛子；三毛子无数，中国向来没有精确数据，反正只要跟洋沾边的、打过交道的、用过洋产品的，都算汉奸，可以格杀勿论。
倒退的结果，八国联军进中国，慈禧太后化妆为农妇逃到西安。这一逃，她清醒多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大。历史由此进入晚清改革的深化时代。也可叫晚清宪政时代。
晚清宪政虽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具体怎么走，大小臣工心里都没谱，与此同时，八国联军进中国导致的遗留问题——俄国独占中国东北引起了日本的不满，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引起中国朝野震动，难不成是日本的立宪，才打败的专制的沙俄？那就出洋考察吧，所以有了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出洋归来，立宪成为朝野最大的呼声。问题是历史老人调戏中国：第一，转型最需要威权，改革最需要稳定，但关键时刻两大威权，太后与光绪先后死去，太后傻冒，又立一个尿裤子的小皇帝；第二，中国国情，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改革最需要稳步走，但是一确认立宪，朝野人士又跟打了鸡血似的，朝廷预备九年立宪，这个时间表够急的了，相形之下，小日本的立宪，1868年启动明治维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时长跨度20多年。而中国人面对九年的预备立宪，一万个不乐意，九年太久，只争朝夕，强迫政府一再收缩，五年，三年，两年，一年，当下，马上……
清政府原本的立宪打算，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从1908年算起，预备立宪期九年。这节奏，1917年立宪。朝野激进人士却抗议，预备个屁，说干就干，当下就组织内阁，明年就开国会。较量到1910年，政府没法了，答应，当下就组织内阁，1913年开国会行不？有些人满意了，有些人继续闹。1911年政府终于组织内阁了，按说它就是个过渡内阁临时内阁，1913开国会，还能把这个内阁选下去的嘛。但朝野激进士却宣布它是皇族内阁，是大欺骗。这其中最急的是革命党，革命党不怕政府假改革，就怕真改革，所以真改革也得给你宣传成假的。
总之1911年是大清王朝致命的一年。遵大家所迫真心立宪了，却被污名为假的；铁路私人经营全是贪污腐败，政府想恢复国有化吧，又被宣传为侵吞民间资本和投降卖国；与此同时，革命党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一片乱哄哄中，革命党居然成了。还真应了唐德刚那句话，革命易成，改革难行。问题是革命以后呢？孙中山倒想做接盘侠，但是不管出于哪方面的原因，他都不堪胜任，所以历史选择袁世凯，由此进入袁世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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