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
徐光启中国明朝末年儒学、西学、天学（天主教神学）、天文学、数学、水利学、农学、军事学等领域学者，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基督徒，作为热忱而忠贞的教友领袖和护教士，被誉为明代“圣教三柱石”之首。他还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其农学的代表作是《农政全书》，大大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那么你想 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徐光启吗？
徐光启——《农政全书》编纂者
徐光启人生生平经历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了纪念徐光启而改名为徐家汇)一个小商人的。当时的法华汇还不是城市而是，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
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当时人们说他“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喜欢雪天登城，在龙华寺读书时喜登塔顶，“与鹊争处，俯而喜”。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为文钩深抉奇，意义自畅”，他曾说道“文宜得气之先，造理之极，方足炳辉千古”。这是由神童到才子的形象。
二十岁考中秀才以后，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万历九年中秀才后，因家境关系，徐光启开始在家乡教书。加之连年自然灾害，他参加举人考试又屡试不中，这期间，他备受辛苦。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
徐光启在未中进士之前，曾长期辗转苦读，在破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深知流行于明中叶以后的程朱理学，主张禅静顿悟、反对经世致用，实为误国害民。有人记述徐光启当时的变化说：“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还有人记述说“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指趣。”（邹漪《启祯野乘·徐文定传》、张溥为徐光启《农政全书》所写序言）徐光启思想上的如此转变，使他的后半生走上了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道路。徐光启是明学术界、思想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的一位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
徐光启考中进士，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在北京住了下来。在馆所撰课艺，如《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等，表现了徐光启忧国忧民的思虑和渊博的治国安邦的谋略。
利玛窦在同徐光启见面的第二年，也来到了北京。他向明神宗贡献礼品，得到明神宗的批准，在宣武门外置了一处住宅，长期留居下来，进行传教活动。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常常去拜访利玛窦，彼此慢慢熟悉了，开始建立起较深的友谊。
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爽快地答应了。他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利玛窦每两天讲授一次，徐光启总是准时到达。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于是，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颇感犹豫，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是很不容易的。早先曾有一个姓蒋的举人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徐光启认为只要肯下工夫，总是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也就同意了。
从1606年的冬天开始，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有译得不妥当的地方，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如此反复。徐光启对翻译非常认真，常常是到了深夜，利玛窦休息了，他还独自坐在灯下加工、修改译稿。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他不断地琢磨、推敲，不知不觉地就忙到天亮。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1607年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徐光启想一鼓作气，接着往下译，争取在年内译完后九卷，但利玛窦却主张先将前六卷刻印出版，听听反映再说。付印之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三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大象是一部数学著作。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显得太陈旧了。利玛窦说，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作“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能不能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不理想。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徐光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著作。
万历三十五年（1607）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
万历三十八年（1610）徐光启守制期满，回京复职，此后除几次临时性差事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写给亲戚的信中徐光启自述道：“昨岁偶以多言之故，谬用历法见推……惟欲遂以此毕力，并应酬文墨一切迸除矣。何者?今世作文集至千百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历虽无切于用，未必更无用于今之诗文也。况弟辈所为之历算之学，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如今岁偶尔讲求数种用水之法，试一为之，颇觉于民事为便……弟年来百端俱废者，大半为此事所夺。”（《徐光启集·致老亲家书》）其中的“用水之法”，指的是万历四十年（1612）与传教士熊三拔（S．de Ursis）合译的《泰西水法》，书中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作法和各种水利机械。
在此期间，徐光启还与传教士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此书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数学)、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这些序言表达了徐光启对传人的西方科技知识的看法。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庇护。徐光启的这许多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其他官员的一些意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l3—1618）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这期间，徐光启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并写成他后来的农学方面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
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方后金叛乱军队袭击边关，经人介绍推荐，明廷召徐光启于病中。徐光启在写给焦�的信中写道：“国无武备，为日久矣，一朝衅起，遂不可文。启才职事皆不宜兵戎之役，而义无坐视，以负国恩与师门之教”。他不但自己力疾赴命，同时还感召别人放弃安适生活，共赴国难。至天启三年（1621）的三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从事选兵、练兵的工作。这期间，焦�把徐光启推荐给自己的同年登莱巡抚袁可立，徐光启在兵器方面的才干得到袁可立的充分赏识，后来二人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只可惜在天启四年二人受到阉党的排挤而先后离职。说来也真是巧合，袁可立和徐光启是同年同月生，又是同年同月死。这时的徐光启和袁可立虽已年逾60，而保国守土的爱国忠心，昭昭可鉴，不让壮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新官衔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道，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入《徐氏庖言》一书之中。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并不顺利，徐光启也因操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三月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东兵败，又奉召入京，但终因制造兵器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十二月再次辞归天津。
魏忠贤阉党擅权时，为笼络人心，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肯就任，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回到上海（1624）。在上海“闲住”期间，他进行《农政全书》的写作（1625一1628）。徐光启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时刊刻出版的。天启五年（1625）阉党弹劾徐光启练兵为“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等，《徐氏庖言》的出版正是对这些不实之词的回答。
崇祯帝即位，杀魏忠贤，阉党事败。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原职，八月，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崇祯二年，他又升为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已是朝廷重臣。
这期间，徐光启对垦荒、练兵、盐政等方面都多所建白，但其主要精力则是用于修改历法。前此自从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徐光启即留心天文历法。万历四十年（1612）就有入推荐由徐光启督修改历，未成。至此崇祯二年（1629）五月朔日食，徐光启恢西法推算，其结果较钦天监为密，九月，朝廷决心改历，令徐光启主持。徐光启从编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人手，同时制造仪器，精心观测，自崇祯四年（1631）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别人亲见并记述了他的这段生活，说他“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一榻无椎……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张溥为《农政全书》所写的序）这时，徐光启已70岁了，但其研究热情不减，亲自实践，目测笔书，融汇中西，不愧为一代科学家的风范。
崇祯五年（1632）六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予机要。“每日入值，手不停挥，百尔焦劳”，“归寓夜中，篝灯详绎，理其大纲，订其细节”，这正是他宰相兼科学家繁忙生活的写照。如此繁忙，不久，他就病倒了。这年十一月，加徐光启为太子少保。
崇祯六年（1633）八月，再加徐光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至此，他已是位极人臣了。十一月病危，仍奋力写作“力疾依榻，犹��捉管了历书”，并嘱家属“速缮成《农书》进呈，以毕吾志”。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七日，一代哲人逝世，终年72岁，谥文定，墓地现存于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是年十月十一日（阳历11月12日），与徐光启同年同月生的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袁可立卒于河南睢州。
一只鸡毁了大明王朝：徐光启军事改革因它断送
对于热兵器方兴未艾的明朝末期来说，谁拥有了先进的火器，无疑就是拥有了决定战争胜利的不二法宝。有徐光启等精通西学的科技人才，明王朝不仅改良了大炮的铸造技术，还引进了炮规、铳尺等先进仪器，使击出的炮火又准又狠。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于崇祯三年（1630年）担任登莱巡抚后，还专门请洋人担任教官，经过苦心训练，使自己的部队成为一支受西式训练、拥有尖端武器的“王牌军”。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进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孙元化急令部下孔有德率领800名士兵赶赴前线。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至吴桥时，风雪交加。当时明军的军纪涣散、作风野蛮，让老百姓深受其苦，因此，纷纷闭门罢市，唯恐躲之不及。在自筹粮草时，一名士兵强行抢走了一只鸡，不料鸡的主人竟是当地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王象春根本没把孔有德这个“团级干部”放在眼里，于是不依不饶地要求将此士兵“穿箭游街”。这种仅次于斩首示众的军法，让本就受克扣军饷欺压的士兵们异常不满，于是群情激奋地拥戴孔有德为主，发动了吴桥兵变。很快，叛军就接连攻克鲁西南地区，夺取陵县、临邑、商河的诸多州县，并沿途大肆掠夺，正式变成了土匪。
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率军向皇太极宣誓效忠，变成了清王朝的走狗。孔有德的归顺，不仅让皇太极获得了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得到全套铸弹制药技术和瞄准的知识与仪器。很快，八旗军队就迅速成长为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徐光启和孙元化师生二人苦心谋划的军事改革，因为一只鸡的缘故，不但一切成空，而且还帮助了敌人，直接导致了明清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于是，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明王朝被摧枯拉朽，灰飞烟灭。（www.ngnvip.com）
徐光启，一个终被承认的天主教徒
11月11日下午4时，一群青年走进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参观，这座拥有97年历史的哥特式建筑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教堂”。解说员将众人领至一幅版画前，画的前景是一位穿着儒装的西洋老人和一位穿着明代官服的中国老人，他们站在中堂里交流，背景是一幅中堂画，画的是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
“你们知道这两位是谁吗？”解说员询问，众人摇头。“右边这位是明代进士、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他的教名叫保禄，大家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徐光启的出生地，又因这里曾是三条河流的交汇处，故得名徐家汇。左边这位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的老师。”
正如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所说：现在大家吃番薯，却不一定知道徐光启提倡农学引进番薯。当然，他们更不知道徐光启是上海地区第一个天主教徒。
承认的政治
生于1562年，逝于1633年的徐光启是一个值得言说的人物，他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共有五件：一、提倡农学引进番薯；二、练兵和造炮；三、编纂《农政全书》；四、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前6卷）》；五、组织编纂《崇祯历书》。
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中国的达芬奇……徐光启死后，人们不断给他戴上各种帽子，后世之人或各取所需，或避重就轻，历史叙述总是躲躲闪闪，及至今日生活在徐家汇的青年“不知有徐”，而徐氏身份符号的演变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徐光启的众多身份中最让国人难以启齿的是“天主教徒”。
在2005年组织徐光启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今年（2007年），上海徐汇区文化局又借《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了更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活动的操办者是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宋浩杰，他借学者的嘴巴，向社会释放一枚文化和解的信号，公开承认徐光启是一位天主教徒。
“承认徐光启是一位天主教徒对社会有何益处？”记者向具体操办学术研讨会的李天纲教授发问，他是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说，现实意义是“让社会看到，知道现在的政府是讲事实的，人们可以相信这个政府。”
重新修复的徐光启墓
李天纲很欣赏徐汇区文化局的“务实开明”精神，他特别提到2003年宋浩杰组织修复徐光启墓，按照1903年重修的样子复原，把墓碑前的十字架也修复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前欧洲所所长陈乐民亦积极评价：“我认为这很重要，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徐氏本人的尊重。”
徐光启墓毁于“文革”，修复以前，陈乐民几次到上海，“打听墓地所在，均未得要领，甚至连徐氏其人也少有人知”，陈于是猜想：这难道是与他�依天主教有关？
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几位意大利客人访华，陈乐民负责接待，令他紧张的是，对方提出了拜谒“利玛窦墓”的要求，“还特意提到利玛窦是徐保禄的老师”。历史上，现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大院内的“利玛窦墓”两次遭难，远是在清末被义和团拦腰砸断，利玛窦的尸骨更被挖出来焚烧，最近一次则是“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
经多方联系，略微清整的“利玛窦墓”接待了来自家乡的客人。不料这个引子却让陈乐民对徐光启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300多年前的一个朝廷大臣为什么�依基督教”。后来到巴黎访问，陈乐民特意向法兰西学院的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教授打听原因。对这段历史，谢和耐非常熟悉，陈谢对话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徐光启亲近利玛窦等传教士，最打动徐光启的是西欧科学知识。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科学思维”，学习包括天文气象、测绘、水利等诸方面的科学知识，这是徐氏师事利玛窦等人的最根本原因。其二，徐氏�依天主教，是以“儒家”的“道德观”诠释天主教义，以“儒”释“耶”，希望借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所谓“易佛补儒”。
陈乐民称赞徐光启“是一位开中西交流风气之先的人”，确实，徐、利之交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也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中西文化蜜月期。
“清朝说徐光启太过分了，把西洋人引入中国，清朝可以说他主修《崇祯历书》翻译《几何原本》是功劳，但觉得入教有点过了。民国以降国人崇尚科学，就说他是科学家、科学先驱，再后来说他是爱国政治家，一直回避他的天主教徒身份。”李天纲说，“现在我们就不能回避他的天主教身份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跟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密切相关，不能分开。”
徐光启主修《崇祯历书》就是和一批天主教徒一起完成的，成为此后200多年间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从科学史的角度和历史影响来说，这件事应该算徐光启的最大事功。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天文学人才，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甚至掌控了钦天监事务（国家天文台）。
2007年11月，中外学者们在上海公开谈论“徐光启是一名天主教徒”，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承认历史，承认事实，这是政府建立政治信任的基础。
民族主义的解药
在李天纲看来，当下纪念徐光启还有“另外意义”，即传递徐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温和主义”路线，不啻为为现今不断鼓噪的民族主义开出的一剂解药。
“徐光启的时代，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能够正视中国学术的弱点。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具有自信，并不认为学习西方的长处，就会毁灭自己的文化，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李天纲向记者阐述道，“1600年的中国，徐光启是少数几个了解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之一。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徐光启才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徐光启有一个著名的主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会通、超胜”，这是徐光启为学习西方文化划定的循序渐进三阶段。三阶段里，先要了解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看看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
无疑，4个世纪前徐光启接触西洋文化时的自信和温和态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徐氏在封闭的中华帝国师事洋人，且�依天主教，足见其见识卓然不同于常人，允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陈乐民亦评价说。
徐光启墓地地图标注
在光启公园（徐光启墓地）西南角，绿树掩映着一栋明代民居，名曰：“南春华堂”，门前有一块巨大勒石，上面雕刻着徐光启的侧面头像，头像下面有著名学者王元化亲笔题写的6个大字：徐光启纪念馆。纪念馆的东厅特别布置了一幅“影景合成”的场景，再现了徐光启拜会利玛窦的历史场景。
“影景合成”现场的小电影播放着：1600年春天，徐光启来到南京天主堂，在管家的带领下，进入利玛窦的书房，利玛窦急忙出来迎接，彼此握手寒暄，侃侃而谈，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和博学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
3年后，徐光启再一次来到南京，接受“洗礼”成为一名正式的天主教徒。“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利玛窦，没有西学的东渐，就没有明代的徐光启，也没有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会通。” 宋浩杰评价说。
从此出发，徐光启带着自己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走入了17世纪开始的全球性的中西文化交汇洪流中。与此同时，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对刚刚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知识新大陆”也表现出十分的好奇，利玛窦真诚地尊崇和赞美着儒家，认为是一种值得西方人学习的“东方人文主义”。
“徐光启的时代，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李天纲介绍说，“那时，欧洲国王们不远万里派人到中国来拿线装书，葡萄牙国王最先拥有线装书，法王路易十四羡慕得不得了，也派人到中国来拿，他拿到后很骄傲，展示给公爵、侯爵们看。”
在本届徐光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列出一组历史数据，徐光启时代中国GDP占全世界的29.6%，欧洲14国GDP占19.6%，而他的话亦余音绕梁：“马克思评价文艺复兴时期时曾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徐光启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的一个巨人。”今日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是，这位顺应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的巨人，却不是一个对本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西化论者，朱维铮教授列举的数据从国力强大这个层面展现了徐光启文化自信的底气。
“那时中国跟西方差距不大，中国人很有自信，见着西洋人不怕，只是后来，鸦片战争，中国打不过洋人，见了西洋人，急得要命，心态就不好了。”此后，对于西洋文化，中国人痴迷于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沉湎在战术层面，给林则徐戴上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大帽子。
“现在，中国还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优越感，羞辱感，自卑感融合在一起，欣赏林则徐的“制夷说”，这是错误的。”李天纲认为，中国人应该超越林则徐，回到徐光启的高度，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才不会让他国感到误解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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