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
高拱是中国明代嘉靖、隆庆时大臣，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是隆庆后期大改革的开创者和万历初元大改革的奠基者；也是卓越的思想家，是理学、心学的批判者和实学、气学的倡导者。对于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高拱吗？
高拱——中国明代著名内阁首辅
高拱人物生平经历
祖籍山西洪洞，先世避元末乱迁徙新郑。祖父高魁，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高尚贤，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幼聪颖，“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因首辅徐阶推荐，拜文渊阁大学士。然性情高傲，“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与徐阶相抗，竟至相互攻讦，后为胡应嘉、欧阳一敬所逼退。隆庆二年七月，徐阶退休归乡，隔年冬天，张居正与李芳等奏请复起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尽改除阶旧制，“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有官员被黜，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隆庆四年阿勒坦汗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授予指挥使官衔。又推荐殷正茂为总督平定云南苗变。
高拱与张居正原本尚称友善，但当明世宗去世时，当时的朝廷首辅徐阶与张居正共同写就嘉靖遗诏，并未通知高拱，二人顿生龃龉。此外，在隆庆五年高拱的手下传言张居正接受徐阶三万金贿赂，二人心中误解日益加深。隆庆六年正月，以高拱为柱国，专横更甚，日渐狎奢，给事中曹大野上书言及高拱不忠十事。是年五月，穆宗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穆宗握着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张居正将他扶起。
坟墓：俗称“阁老坟”，位于新郑市北约0．5公里阁老坟村西北约100米处。坐北面南。据《新郑县志》载，原墓地南北长250米，东西宽约150米，由南向北有石坊和拱形大门楼，门前有一对石狮。大门内为陵园，南北长230米，东西宽95米。二门内有神道石刻仪仗。后边是拜台(即祭祀坛)，左右有厢房。最后是祀祠大殿，殿后60米有墓冢，上圆下方，高8米，周长95米。冢四周有5棵柏树，意为“五龙捧寿”。陵园建筑早年被破坏。墓前石刻仅存碑座。
1982年1月，被原新郑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新郑县文物保护单位。
史籍记载《明史》卷二百一十三 列传一百一 高拱传
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逾年，授编修。穆宗居裕邸，出阁请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累迁侍讲学士。
严嵩、徐阶递当国，以拱他日当得重，荐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擢礼部左侍郎。寻改吏部，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召入直庐。撰斋词，赐飞鱼服。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入阁。拱与朴皆阶所荐也。
世宗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庐，时窃出。一日，帝不豫，误传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给事中胡应嘉，阶乡人也，以劾拱姻亲自危。且�阶方与拱�，遂劾拱不守直庐，移器用于外。世宗病，勿省也。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
穆宗即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而是时以勤与张居正皆入阁，居正亦侍裕邸讲。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会议登极赏军及请上裁去留大臣事，阶悉不从拱议，嫌益深。应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将竣，忽有所论救。帝责其�牾，下阁臣议罚。朴奋然曰：“应嘉无人臣礼，当编氓。”阶旁睨拱，见拱方怒，勉从之。言路谓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劾拱尤力。阶于拱辩疏，拟旨慰留，而不甚谴言者。拱益怒，相与忿诋阁中。御史齐康为拱劾阶，康坐黜。于是言路论拱者无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拱不自安，乞归，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隆庆元年五月也。拱以旧学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阶亦乞归。
寻考察科道，拱请与都察院同事。时大学士赵贞吉掌都察院，持议稍异同。给事中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贞吉，专横益著。尚宝卿刘奋庸上疏阴斥之，给事中曹大�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谪外任。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帝终眷拱不衰也。
始拱为祭酒，居正为司业，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冯保者，中人，性黠，次当掌司礼监，拱荐陈洪及孟冲，帝从之，保以是怨拱。而居正与保深相结。六年春，帝得疾，大渐，召拱与居正、高仪受顾命而崩。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遒、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明日，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拱意必逐保也，急趋入。比宣诏，则数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居正乃与仪请留拱，弗许。请得乘传，许之。拱既去，保憾未释。复构王大臣狱，欲连及拱，已而得寝。居家数年，卒。居正请复其官，与祭葬如例。中旨给半葬，祭文仍寓贬词云。久之，廷议论拱功，赠太师，谥文襄，�嗣子务观为尚宝丞。
入阁参政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高老庄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重为首辅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议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逐归田里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迅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高拱的那些传说有哪些
高拱（1512—1578），字肃卿，1512年出生于新郑县高老庄，新郑县名宦高尚贤之子。自幼勤奋读书，立志学以致用。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初任翰林院编修。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尽心竭力，深为裕王所倚重。嘉靖四十五年（1566），经内阁首辅徐阶推荐，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穆宗即位，拱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因与徐阶政见不合，称病回乡。隆庆三年（1569）年，穆宗召拱还阁，使任首辅兼掌吏部事。拱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选贤任能，大胆改革吏治；注重培养将才，为国多有建树。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临终召拱与张居正为顾命大臣，立遗诏命国政专属内阁臣。然中官私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神宗嗣位，拱欲惩中官专政。中官冯保与张居正合谋，诬陷擅权不可容，诉于太后。太后宣两宫及帝诏，罢拱相位，逐其出朝。拱回乡闭门不出，发愤著书。由于“老不尽舒，才不进酬”，于万历六年（1578）抑郁病死，葬新郑县城北郊阁老坟村。
《高拱传说》起源演释流传于明末，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约有400多年的传播历史，有文字记载的高拱传说，见于当代书刊中。影响深广的传说有：
八卦洞传说
高拱被徐阶推荐入阁。穆宗即位后，因与徐阶争权，借故有病辞官。隆庆三年冬，又复官入阁，为首辅。新郑人民为了缅怀凭吊先贤，把高拱的遗物和巨幅画像陈列在八卦洞中，供人们参观供奉。八封洞也就传扬开了。
高千庄由来传说
被誉为三朝阁老的高拱，曾在嘉靖时拜相入阁，隆庆年间官封首辅大臣，真所谓官高爵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僚客。由于官场黑暗，争权夺利，高拱执政期间，少不了得罪一些权贵和同僚，继高拱之后任首辅大臣的张居正就是高拱的冤家对头。高拱下野后，张居正喋喋不休地在皇上面前说高拱的坏话，想把高拱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高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加上张居正经常在皇上面前诽谤攻击自己，倒不如离开京城，告老还乡。于是，便写了一个奏折交给皇上，皇上看完后立即批准了。高拱携带家人，打点行装，悄无声息地离开京都返回故里。一路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眼看新郑老家已遥遥在望，众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觉放慢了速度。突然，一名家人驱马前来向高拱报告：“后面有数十人骑马追来！”高拱命众人急速前进。就在这时，高拱乘坐的马车车轴断了，车子不能走动。这时，已隐约听到急剧的马蹄声和呼喊声由远及近，众人急了一身冷汗。高拱仰天长叹：“吾命休矣！”话音刚落，一名身体魁梧的家将靠近车来，把衣袖一挽，将胳膊伸进车轮里，用手拽住车身朝车夫高喊：“快走！”车轮转动了，家将胳膀的鲜血洒满了前进的道路。到了县城城门口，向守城士兵说明了情况，高拱一行顺利地进了城，守城士兵随即把城门紧闭。人们把高拱乘坐的车辆车轴切断处的村庄叫高切庄。因方言“千”、“切”不分，现在人们叫成了高千庄。
高拱与成皋寺的传说
地民众按照高拱所说的能“成个事”三个字内容之谐音意，利用中牟县运送的砖料，在宋时“旌贤崇梵院”宋贤相（王曾）祠堂大门前面广场地上紧靠宋贤相（王曾）旌贤崇梵院东侧建起了一座“成皋寺”，与“旌贤崇梵院（又名王曾祠堂）”，并排建成了一个整体造型奇特、气势恢宏、殿宇壮丽。并建有“前三门、中三门、后大殿”别具一格的“成皋寺”大寺院。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为寺庙会日。这个故事流传至今。
《高拱传说》的内容是多方面的。1、反映了高拱自幼聪明过人，气度非凡，勤奋好学，简朴守信，嫉恶如仇，胸有报效国家之大志，并通过神话的形式较为全面的折射出高拱少年时期不平凡的成长轨迹。如《长明灯》、《贬土地爷》、《巧对戏言》、《巧改对联骂贪官》、《选丑妻》等。2、反映了高拱勤奋理政、廉政为民，高风亮节的官风宦德，褒扬他身居高官而不贪，不以权势耀门庭的清官风范，从而表达人们对政界官清政廉的敬仰和期盼。如《仁义胡同》、《嫁女》、《祝寿》、《陪宴》等。3、反映高拱热爱家乡、关爱民生的高尚品德，进而表达人们对执政者体恤民情，造福百姓，关爱民生，服务大众的美好愿望。如《买棒槌》、《借豆》、《新郑大枣甜似蜜》、《进贡免粮》、《八卦洞》等。
高拱传说的特征鲜明，表现在：一、扩布密集，流传集中。在新郑有关高拱的传说故事五彩缤纷，比比皆是，在新郑广为流传的就有60余个，并且知晓者众多。尤其是在市区和高拱故里一带以及中牟、尉氏两县更为密集，现时健在的老人都可以生动地说出一串串关于高拱的传说故事，一些中青年人也会说出一二，这一现象表明，高拱的形象在当地民众中间有深远影响。二、神话色彩凸显。高拱是史有记载的明代三朝宰相，距今仅有400多年，由于他倍受家乡人们的崇拜敬仰，不少传说故事在几百年的流传中，被演绎成生动的神话故事，使这一历史人物更加神圣不凡，充分彰显了民间文学的演变特征。三、地方特色浓郁。高拱传说以世俗化为主要特征，这些传说故事与文献记载联系不太密切，几乎很少涉及高拱当时政界及宫廷秘史和官宦之争，由于都是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民间传说，每个故事都朴实生动，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中原民间乡土气息，十分贴近百姓生活，因而备受人们喜爱。四、有较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高拱传说故事每一篇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诸多特点。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艺术感染力。
高拱传说具有珍贵的民间文学价值，它是植根于民间、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对于研究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民俗文化及明清时期的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都有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明代廉政文化、促进当今廉政建设社会和谐将起到积极作用。对弘扬传统文化，激励中华儿女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热情、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将起到促进作用。（www.ngnvip.com）
高拱是个怎样的人
一、“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明穆宗、明神宗及内阁重臣张居正对高拱的改革功绩和经世才能都给予了肯定性评价，均认为高拱是有明一代“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六年(1572)正月，明穆宗在加勋高拱柱国、进兼中极殿大学士的《诰命》中，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和改革事功作了高度论评：
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同年五月，穆宗驾崩。六月，皇太子朱翊钧登极，是为神宗，改元万历。因高拱与张居正权位相逼，张与宦官冯保相勾结，于六月十六日宣诏驱逐高拱，酿造高拱冤案。但高拱病逝一年后即万历七年(1579)，当时官方对高拱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贡互市、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的靖边功绩作了肯定性评价：
俺答孙降于塞，拱靖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纷。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区画当而贡事成，三边宁戢。又广寇鸱张，辽东数与虏角一时，督抚剿除，拱主持力为多。
万历三十年(1602)初，高拱夫人张氏和嗣子务观两次上疏乞赐荫谥。三月，礼部在批文中对高拱和平解决贵州安氏内乱、促成俺答封贡的靖边功绩作了高度论评：
如处安国亨之罪，不烦兵革而夷方自服，国体常尊，所省兵饷何止数十万?又如授那吉之降，薄示羁縻而大虏称臣，边氓安枕，所全生灵何止数百万?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功不可泯，特允所请。
四月，神宗根据礼部之议，诏令为高拱平反昭雪，赠太师，谥文襄。在这道《诰命》中，神宗诏曰：
(高拱)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尚想肤功。
不久，神宗又颁布一道追赠高拱为特进光禄大夫的诰命。这道《诰命》对他的丰功伟绩再次作了评价：
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其中特别称赞高拱在军事方面的卓著功绩，把他同魏绛、范仲淹相提并论。魏绛是春秋晋国大夫，悼公时山戎无终子请和，魏因言和戎五利，晋候乃使绛与诸戎为盟。于是晋无戎患，国势日振，八年之中，九合诸侯，霸业复兴。范仲淹在宋仁宗时，与韩琦率兵同拒西夏，镇守延安，边境得相安无事。神宗认为，高拱为国谋利可与魏绛相提并论，决策制胜可与范仲淹并驾齐驱。隆庆时期，明朝面临着南倭北虏、东蛮西夷的入侵之势，边疆岌岌可危。由于高拱决策正确，用人得当，遂使“西虏稽颡称臣，东番投戈授首，贵彝�服，岭寇抵宁”，边境安宁达三十年之久。高拱真不愧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末年，由于高拱与张居正权力之争，导致高拱罢官回籍，但在罢官之前，两人曾有过一段密切合作时期。此一时期，他们力行挽刷颓风的改革，揭开了隆万大改革的序幕。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对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为熟悉和了解。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岁寿辰。张居正为此撰有两篇寿序，其中对高拱的军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复海运等方面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言：
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
在另一篇寿序中，张居正除了对高拱的经世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外，还对其礼贤纳士、惟才是用的道德品格加以称赞，言：
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可见，张居正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实政功绩、道德品格等方面都作了高度评价。如说，高拱“发谋揆策”，穆宗“受如流水”。事实的确如此。从《掌铨题稿》250疏来看，高拱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及措施，都得到了穆宗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贯彻执行，没有一项被否定，真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用”。其在阁部、在吏部，的确是“虚怀夷气，开诚布公”。用人行政，一裁于公。甄别吏治，讲究实政。少有失误，“改不旋踵”。张居正的所有评价均有指证，句句都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的，把高拱称为“平格之臣”也恰如其分。
二“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
高拱的改革功绩不仅得到了明代官方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时期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一致肯定，都认为他与张居正一样，是一位“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
万历三十年(1602)，礼部侍郎郭正域认为，高拱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是对高拱的继承和发展，指出：
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徐阶)，后为江陵(张居正)。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他认为，高、徐在改革或是保守的政治纲领，在崇尚实学或是心学的学术思想方面都是根本对立的，“宜不合也”。而高、张矛盾则不同。他们在治国方略上力主兴利除弊的改革，在思想上共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二者有其先后师承关系。他们的矛盾只是权力之争的矛盾。在郭正域看来，高拱虽然志大才高，但城府不及居正，最后落个“志不尽舒，才不尽酬”的悲剧下场。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实的。
万历四十年(1612)，原内阁大学士沈鲤指出，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才气过人、功勋卓著的“社稷重臣”。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褒一贬一，或一概“轻訾”骂倒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
余往守翰林，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其实两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轻訾也。近新郑公论大明，业已蒙恩追恤。而海内亦渐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
万历四十二年(1614)，户部主事马之骏指出：
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他认为，高、张都是当时最著称的名相，其卓著功勋“皆大略相埒”，皆为“豪杰之致”。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袒高绌张，或袒张绌高，都是片面的。另外，马之骏还特别称誉高拱的军事才能和靖边功绩。隆庆四年(1570)秋，“抚戎议起，廷论沸羹。不啻会昌之议泽潞，景德之议澶渊。而公慷慨担荷，亦实不下李(李德裕)、寇(寇准)，……又非李、寇之所敢望也”。在马之骏看来，高拱的靖边功勋不仅不在唐朝李德裕、宋朝寇准之下，而且也是他们望尘莫及的。
李腾芳认为，高拱与张居正一样也是功绩卓著的政治家。他指出：“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他高度赞扬高、张的才识，认为二公的改革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
明末清初，史学家对高拱也持肯定态度。支大纶言：“高拱当鼎革之日，居保济之任，开诚布公，周防曲虑，不阿私党，即古社稷之臣，何以加焉。”陈治纪说：“且夫新郑公之德，允为治安良相。”谈迁说：“新郑始志，不失为社稷臣。”傅维麟说：“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综核名实为己任。其所条奏，铨政边才，凿凿可施之当今。练达晓畅，救时贤相也。”孙奇逢指出：“公于诸边情形，无不熟谙而洞悉之，故边人有事来请，公辄为指示方略。政府不谙边务，而边人能立功于外者难矣。”孙氏认为，高拱不仅功绩卓著，而且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高拱“秉心易直，确有执守，夙夜惟以国事为念。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中州家范之严，咸称高氏。”王鸿绪也说：“自是三十余年，边陲晏然，拱之力为多。”由上可见，当时许多史学家都认为高拱是“社稷之臣”、“治安良相”或“救时贤相”。
高张对立、绌高袒张的观点，至清代还有所反映。顺治四年(1647)，有人认为张居正身后之祸是“高新郑构之也”。对此，翰林宋学洙驳斥道：
尝考新郑罢相，固在江陵壬申(1572)柄政之初，而新郑捐馆，实在江陵戊寅(1578)葬亲之岁。江陵壬午(1582)薨时，新郑亡已五年矣，安得谓甲申(1584)之难，发于新郑耶?
不仅如此，宋学洙还分析了隆庆末年高、张友情分离的原因，言：“其构新郑也，救徐文贞也。文贞为江陵馆师，又拜相之荐师也。考江陵拜相谢文贞时，文贞面嘱之曰：‘家国之事，一以奉�。’则安知非虑新郑之构己，而�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拟破其家。文忠用智用愚，阴持四载。徐公之狱未即成，而穆宗晏驾。故江陵机罢高公相，而予徐公以安，所谓国士之报也。江陵岂不爱新郑者，权其师友之重轻，遂不能置身于两厚。”宋学洙以张居正《答上师相徐存斋》有关7封书信、《答高中玄相公》有关10封书信为论据，说明张居正重师轻友、不能两厚的处世态度正是导致高、张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这一见解是合乎情理的。
康熙七年(1668)，新郑知县湖北江陵人李永庚与张居正是“世戚亲旧”，但却没有褒张贬高的偏见，对高拱有着正确的认识。他指出：
公(高拱)与予乡太岳张公，同以名相，显重当时。其揆辅表见，勒在史册，皆所称贤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郑云。但江陵威重，新郑笃实，其心同正，……而进江陵者退新郑，进新郑者退江陵，均之不知江陵、新郑者也。
李永庚认为，高、张虽各有短长，然“其心同正”，都可称为名相贤豪。如果将其对立起来，就不能真正理解二人。正如他说：“予生于江陵，且与相国(居正)世戚亲旧，尝悲其事;而诵前史，识往哲，又未尝不雅重新郑，愿为之执鞭也。”
魏源也指出，高拱等人促成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不仅结束了明朝与蒙古各部兵戈相加的战争局面，而且也开创了清朝和平安定的局面。他说：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张廷玉等人撰修的《明史·高拱传》，一方面称赞“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并对高拱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的显著政绩给予了基本肯定。但另一方面又指出高拱持才自傲及其性格缺点：“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自而傲”。这一评价，显然是受到了传统的“褒张贬高”的影响所致。
三、“尚通”、“尚实”的著名思想家
如果说明清时期对高拱的评价，重点在于肯定他的改革功绩和经世才能，是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救时贤相”，那么近学者在肯定他的改革政绩的同时，又重点评述了他的“尚通”、“尚实”的气学哲学和实学思想，认为他是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是批判宋明理学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
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认为，俺答事件的圆满解决是高拱靖边实践的巨大功绩，指出：
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
当然，作为次辅的张居正也有辅佐之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首辅高拱。正如高拱所说：“是举也，非鉴川(王崇古)弘才赤胆，孰能为?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当前，有些学者在论及促成俺答封贡的功绩时，将其功劳完全归于张居正，而对高拱不置一辞，甚至有意抹煞高拱的功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明清史专家孟森指出：“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隆、万间军事颇振作，高拱、张居正皆善驭将。”的确，高、张二人不但是杰出的政治改革家，而且都是为相兼帅的著名军事家。他还指出：“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在此，他把三人的矛盾完全归结为恩怨权势的矛盾，虽有不当之处，但把高拱称为“救时良相”、“驭将之才”则是确当的。
著名思想史专家嵇文甫先生在解放前后对高拱作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三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这些论文从实政功绩、学术思想及高、张关系等方面，对高拱作了全面论述。1943年，嵇先生在其所著《晚明思想史论》中，首先提出了张居正的学术渊源于高拱的著名论断。他指出：
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互以相业相期许。……江陵有这样一位学侣，互相切磋了好几年，当然不能不受很大影响。这是论江陵学术渊源和进学历程者所不可不注意的。
1946年，嵇先生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一文中，提出“高拱是明代良相之一。他和张居正始而同在翰林，同在太学，又同入内阁，做宰相，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若一体而不可分。后来权位相逼，竟至离贰，拱被逐而居正独握政权，以成万历初年之治。于是乎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又说：
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较起来，……有许多事情江陵似乎还是继承他抄袭他的。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
1962年，嵇先生在《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中，再次肯定“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我认为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他的著述里面，有很多精彩地方，值得继续发扬。”1963年，嵇先生再次发表了《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又申述了以上观点：“应该知道，在他们成为政敌以前，他们原是多年志同道合的好友，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我总认为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在嵇先生看来，在政治上，高拱开创的改革事业被张居正所继承，二者有着先后传承的关系;在学术上，高拱建构的以“尚通”、“尚实”为根本特征的学术思想体系，完全可以同其前著名思想家王廷相相媲美。这些论断在高拱研究中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从今天看来也是真知灼见。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诸多学者基本认同嵇先生的观点，将高拱定位为著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葛荣晋教授说：
在政治上，出现了以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从“富国强兵”出发，提出了拯救社会危机的一系列方案。高拱大胆提拔潘季驯、王崇古、戚继光等人，推行“南剿北抚”政策，世称“救时宰相”。
在学术思想上，葛教授提出高拱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著名观点。他说：“高拱不但在王廷相逝世后曾作《浚川王公行状》，称赞他‘立言垂训、根极理要，多发前圣所未发’，而且在自己的《问辨录》、《本语》等哲学著作中亦多次引证王廷相的话，作为自己气本论思想的根据。在思想上，他深受王廷相的影响，把他看成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牟钟鉴教授也指出：
隆庆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与重托下，高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明朝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生出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
在他看来，“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高拱与王廷相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在理论上呼应契合，战斗精神很强”;“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做人求诚，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然而，“其学问鲜为世人所知，其事功又为史家所略笔，有关研究文字寥寥可数。此种寂寞状态，令人为之惋叹”[33]。的确，高拱研究的寂寞状态，现在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明清史专家韦庆远教授认为，高拱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创造出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
高拱内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识见和魄力，叱咤风云于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础。
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韦先生还提出，高拱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显赫成果，在于有其深厚的学术根基，即高拱撷取了儒、法两大学派的精粹，构筑起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这一变革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尚变。“作为隆万大改革前一阶段的主要领导人，高拱的主导思想是，承认变动，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革以求治。”二是务实。“高氏以实学思想抨击理学末流，用以为隆庆阶段改革树立指南，开阔视野，规范工作。”“高拱钻研学术是为达到经世的目的，主张‘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体现着一个务实型政治家的追求和理念。”显然，这是新时期对嵇文甫先生提出的“尚通”、“尚实”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从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高拱在明代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他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政，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开创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成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在学术上，他又针对宋明理学家“空寂寡实之学”的流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以经邦济世为核心的实学思想和以气学为根本特质的哲学思想，建构起较为周延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成为明代著名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显然，那种“抬徐压高”、“褒张贬高”，否认高拱是政治改革家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偏见;那种无视高拱的思想建树，否认他是思想家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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