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
张献忠是明末民变首领之一，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主要割据于四川，曾建立大西政权。其人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历史记载显示其人曾经进行过多次对平民的大屠杀，后兵败被清军所杀。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张献忠吗？
张献忠——中国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张献忠人物生平经历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明史》称他与李自成同年生，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成人后参军，曾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一作西营八大王。次年，参加王自用联军，为三十六营之一。他英勇善战，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王嘉胤死后，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崇祯八年(1635年)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献忠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
崇祯十年（1637年），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本人也受伤，政治上发生动摇。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今属湖北省谷城县）受朝庭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张献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因对官府腐败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已感不满，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五月初九采用“避实捣虚”“以走致辞敌”的有效战术，重举反明的大旗。以走制敌，转战四川境，使明军疲于奔命。十四年，大败明军于开县黄陵城，长驱出川，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进破光州等地。明督师杨嗣昌因追剿失败，忧惧交加，旧病复发，在沙市去世。
崇祯十六年据武昌，称大西王。不久克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巡府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皇位。
清顺治三年（1646年），局势越来越紧张。当部队到达川北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凤凰山坡时，大西国皇帝张献忠与清朝亲王豪格相遇，两军激战之中，张献忠中箭身亡。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
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
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
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
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
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
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一面。
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www.ngnvip.com）
张献忠屠蜀，究竟杀了多少人？
明末清初，明军、清军、吴三桂军，都曾丧心病狂参与“屠蜀”
张献忠“屠蜀”之说由来已久。大致有两种说法。1、清代时，大都谓其“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尽，以至“千里如烟，空如大漠”。2、1949年后，因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史学界对其极力回护，称“屠蜀”之说乃是“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因为“一切反动阶级总是仇视、镇压、攻击和诬蔑农民革命”。他们认为，张献忠所部杀的只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①鉴于清军入关后有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劣迹，民间也有很多人认为，其实屠蜀的主要是清军，张献忠只是“背锅侠”。
以上这些观点，其实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毫无疑问，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际曾大幅减少，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张献忠对此固然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但客观来说，这种结果主要是四川数十年战乱所造成的。崇祯年间，张献忠数次入川，长期同明军、清军作战。张献忠败亡后，大西军残部、南明军、清军和其他农民军间相互征伐不断。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大致平定四川。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又被吴三桂所据，再度成为战场。
在这些战乱中，除直接死于战火者外，不少百姓死于屠杀。首先，明军军纪败坏，常常劫杀百姓。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赵荣贵率领的明军被张献忠所败，退往茂州。茂州的少数民族没有开城，赵荣贵遂在攻入后屠城。南明总兵王命占领顺庆，要求每家交银子，买“免死牌”、“牛票”，如果拒绝，就“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南明曹勋部在雅州，搜刮民间存粮，老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致使“僵尸满路”。②
其次，豪格等统帅的清军同样残酷，在顺治四年（1647年）被迫撤出成都时，驱赶数千名百姓一起北上，到了绵州，又将他们全部杀死。清军在简州乏粮，于是抓捕百姓，“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豪格曾下令，对于不肯归顺的抗清者，一律诛戮。在潼川杀降而复叛的川兵“不计其数”。
第三，吴三桂部队在四川烧杀抢掠，让四川再遭劫难。吴三桂部将谭宏同清军作战失利，后撤时拆掉浮桥，劫掠保宁，致使“男女溺死无数”。谭宏在辖区内勒索百姓，使得当地人纷纷逃亡，十室九空。吴三桂之乱后，四川很多地方为之残破，如安岳、遂宁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③
战乱之外，四川在明末清初还遭逢旱灾、水灾、瘟疫等大灾祸，死人无数。万历以来，四川屡屡大旱，顺治三年（1646年），峨眉“大荒，饿死者日无记数”；顺治五年（1648年），盐亭“人多饿死”。洪水同样凶猛，崇祯十年（1637年），剑州“两岸军民漂没者千余家”。伴随而来的是瘟疫，顺治二年（1645年），重庆“骈死连村”；顺治五年（1648年），内江爆发瘟疫，百姓逃亡各地，数百里没有人烟。④
所谓“张献忠家庙”中张献忠的塑像
上述这些“屠蜀”暴行，与张献忠相比，终究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明军、清军、吴三桂军的滥杀无辜，同“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比起来，依旧是小巫见大巫。张献忠曾经在四川建立政权。其对川人的屠杀，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其一，张献忠经营四川，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气氛。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株连九家。一旦犯罪，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断手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剥皮填草”的酷刑。
其二，实施严密的特务统治。为防范间谍，限制百姓行动、言论自由，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的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如果逾期不归，这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张献忠还派出几千名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查探，如果发现谁家夜里私语时说到张献忠，就用炭在这家的大门涂上记号，天亮时再抓捕审问。在“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张献忠甚至认为，住在山野间的都是意图不轨的叛逆，会给敌军做“带路党”，要一律剿灭；而城中百姓则是良民。故在四川实行了“除城尽剿”的策略，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其三，在经济上，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打粮”。大西政权禁止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即使是建立了政权，张献忠也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是凭借没收财产和“打粮”筹集军饷和政府支出。地主和富户被抢光后，“打粮”的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⑤可以想见，张献忠那所谓“千船沉银”究竟沾了多少血。
其四，大西政权高度防范、仇视知识阶层。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所有读书人参加。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但对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任用，而只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所以，张的科考，录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权末期，张献忠甚至还假借实行科考的名义，在大悲寺一举屠杀了5000多名士子。⑥
张献忠的暴政，激起蜀人的剧烈反抗。内有反抗，外有清军，大西政权最终无法在四川立足，选择自成都撤离时，张献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军中的传教士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成都人被骗至城外，“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张献忠还“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以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⑦成都遂成一片废墟。
曾经有一段时期，为了证明大西军乃是“农民起义军”，军纪好，不扰民，故常常会引用刘进忠约束士卒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该碑规定：“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等。殊不知，刘进忠因多次劝谏张献忠“生灵不可妄杀也”，以致被张献忠所疑，最后只得降清。⑧
张献忠“屠蜀”，究竟杀了多少人，已难以细考。可供参考的是：当代学术界最早撰文为张献忠辩护的学者任乃强，也不得不承认张献忠杀了“什一二”的蜀人。当时全四川约300万人，如此，死于大西军之手者，至少也有30-60万。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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