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
李善长是明朝开国丞相，他在朱元璋最势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成时的“首席公卿”，是朱元璋的亲家翁。但最终，他还是由于一句话不慎，招惹灭族之灾，全家70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他女儿女婿，也即公主附马（李祺）。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李善长吗？
李善长——被诛杀的明朝开国丞相
李善长人物生平经历
李善长[2]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从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 参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吴元年（1367），论功被封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曾与刘基等裁定律令。 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在朱元璋最势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成时的“首席公卿”，是朱元璋的亲家翁。朱元璋曾特赐他一方铁制的凭券，上面明写着可以免除他两次死刑、免除他儿子一次死刑的承诺，但最终，他还是由于一句话不慎，招惹灭族之灾，全家70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他女儿女婿，也即公主附马（李祺）。
六公之首
明朝建立，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定官制、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事无巨细，都由善长与儒臣谋议而行。洪武三年（1370年），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共六人，而善长位居第一。授封制词中将他比之萧何，褒称甚至。但李善长富贵极便意稍骄，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不满。四年，以疾致仕。病愈后主持修建临濠（今安徽凤阳）宫殿。时朱元璋徙江南富民十四万于临濠，又以善长管理其事。九年，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修圜丘。其子琪尚临安公主，拜驸马都尉。
胡惟庸以李善长推荐，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后为丞相，两人往来甚密。十三年,胡惟庸案发。二十三年,李善长以胡党获罪，谓其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朱元璋手诏条列其罪，传着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诉其冤，朱元璋得书，竟不加罪。关于李善长是否参与谋反，明代史家郑晓、王世贞等人均持否定态度。
死因介绍
关于李善长详细的死因，因其�当时有句话“胡惟庸在朝时”，曾想拉李善长下水，善长不
李善长题跋像
李善长题跋像
从，胡拉李善长的弟弟劝说善长，时间久了，善长终于说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这句话后来由于李善长的下人屈打成招，说了出来，朱元璋便由此定下他的谋反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善长既无谋反的野心也无那个必要，胡惟庸若是做了皇帝，李善长不过也是人臣第一，同现在没区别，为什么要花那个风险去帮胡谋反呢？
青年时期的李善长读书不多，粗通文墨，但为人有智计，喜欢法家学说，“策事多中”，里中推为祭酒。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淮河南北大震，李善长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欲从雄，未果”②，乃避乱东山中。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方任郭子兴麾下大校，用计收得横涧山兵二万，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很礼貌地接待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朱元璋问四方兵起，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说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为人气量大，看得远，善于用人，不乱杀人，五年功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与沛相去不远，你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听后连声叫好，留下他做幕府的掌书记，嘱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得好，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我看群雄中管文书的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要说左右将士的坏话，文武不团结，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败不可。将士垮了，主帅势孤力单，也相继而亡，你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协调诸将，不要学那些幕僚的坏样子。从这时候起，李善长便一心一意地追随朱元璋，随他“下滁阳，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很受信任。随着事业的扩大，四方将士来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处分不积极的将吏，使部下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武将中有以力相争的，李善长就“委曲调护”，致使不发生矛盾。①但是李善长的乡里观念很重，在战争年代，这个缺点还不很明显，到明皇朝建立以后，他的同乡观念不免有结党之嫌，最后则成了致祸的口实。
至正十四年（1354），郭子兴南下，率万人至滁阳，因统朱元璋军，并欲夺善长自用，李善长不愿，朱元璋曰：“主帅，我父也，安得不去？”但李善长极力推托，始终未往，久之，郭子兴也不再相强，而朱元璋却对他更加信任了②。不久，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代领其兵，镇守和阳（今安徽和县）。有一次，朱元璋亲自袭击鸡笼山寨，派少量兵佐李善长留守，临行嘱曰：“敌人一旦来犯，千万不要出击！”当时元朝王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也先先后屯兵新塘、青山等处，闻和阳城虚，急来偷袭。李善长临危知变，暗设埋伏，大败敌军，朱元璋闻报喜曰：“不意缝掖乃办执戈！”③因共谋渡江，李善长说：“我兵众粮少，舟楫不备，请稍候。”碰巧巢湖水帅俞通海、廖永安等，以水军万余来投，李善长大喜曰：“天赞我也！”便决定渡江，败蛮子海牙，拔牛渚，下采石，乘胜取太平。在军队进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长先写好禁约：“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等太平城一下，就四处张贴，军士们看了，“肃然无敢犯”。严明的军纪使朱元璋在民众中留下良好的影响。乃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军纪好，民众都放了心，这名气传遍了，朱元璋军事上的成功和巩固便有了保障。这年，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陶安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李善长。有一天，朱元璋问他：“你常比我为汉高祖，你是�侯。至于徐达吗，也比得上淮阴侯，可留侯在哪里呢？”李善长答：“金华人宋濂博闻强记，又兼通象纬，可当此任。”朱元璋补充说：“据我所知，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于是便聘请两人共谋大业。①可以这么说，以宋、刘为代表的浙东集团在朱元璋一生事业中，与淮西力量发挥着相得益彰的巨大作用。
至正二十年（1360）夏，陈友谅约张士诚合攻应天，朱元璋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康茂才速使陈友谅来攻，李善长不解曰：“我正以来为忧，怎么反叫他快点来呢？”朱元璋解释道：“假如陈张相结，我怎么抵挡得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攻破友谅。陈败，张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李善长称是。遂出兵，大败陈友谅。②
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① 。
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洪武三年（1370），以徐达、李文忠班师回京，大封功臣。当时，将军们功劳大的平定了中原，小的也攻取了闽越州郡，李善长留守南京，“雍容无所见绩”①，朱元璋体会到这一点，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与我共事的时间很长，又努力保障后勤供应，功劳很大，进封韩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参军国事，岁禄四千石，子孙世世勿绝，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大将军徐达功绩赫赫，然犹位在李善长之下。
影视作品中的李善长形象
李善长外宽和而内多刻薄，进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书都事李彬犯法，刘基铁面无私，置之于法，李善长“恶人先告状”，以致刘基被迫告老退职。朱元璋凭借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后，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他们不但有汗马功劳，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势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别是李善长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朱元璋只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发。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 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曰：“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李善长听后叩头称善②。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一百五十户，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与魏国公徐达等。洪武五年病愈后，命他督建临濠宫殿，凡数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李佑担任府州官员。洪武九年，又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为驸马都尉。光宠赫奕，时人艳羡。婚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谢罪，大不敬，请付有司议处。”于是坐削李善长岁禄一千八百石，几及其半。李善长“自是意忽忽不自得”①。
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获诛。胡惟庸是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时善长当政，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②。累迁中书参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来。惟庸任相后，“与善长深相结”③，“贪贿弄权，无所畏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④，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⑤群臣请并诛李善长，朱元璋以彼为初起时心腹股肱，置不问。李善长以年老养疾奏，许之。
自胡惟庸被杀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使下一代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⑥。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
“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明朝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史载：“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卒相收坐重狱。”①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李存义父子实胡惟庸之余党，诏免死，发放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衔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耄不检下”，然仍欲增隆其第宅，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以闻。四月，有京民坐罪应徙边者，李善长又数次请托，免其所亲丁斌等。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知道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词连李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诧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遗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②“又旬日，惟庸谒善长，延之东西向座，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③这时，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劾李善长：洪武二十一年（1388），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掳获元宗室大臣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无数，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绩，而李善长却匿不以闻。④有的更说私书中 有李善长的亲笔信。⑤这时，李善长家仆卢仲歉等亦上告他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①。狱词锻炼完毕，朱元璋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显示有灾变，占得应在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②
李善长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缙、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称冤。朱元璋得书，竟未怪之于罪。
人物结局
胡惟庸以李善长推荐，被擢为 太常寺 少卿，后为丞相，两人往来甚密。洪武十三年（ 1380年）， 胡惟庸案发。二十三年（ 1390年），李善长以胡党获罪，谓其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朱元璋手诏条列其罪，传着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
李善长为何不得善终？
李善长，这个活跃在明初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有着惹人注目的多重身份：朱元璋的淮西老乡；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的重要智囊和后勤补给官；明朝开国第一文臣，第一任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女亲家。
这样一个人，如何从历史中谢幕的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残酷的所谓胡惟庸谋反案稍稍平息之后，原本早已退休、77岁的李善长被人告发与胡案有关，“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也就是说，除了李善长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余人被株连至死，唯一幸存的是他的儿子李祺。李祺因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是驸马，总算被赐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起被发配。李祺的两个儿子（应该尚属少年），实际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孙，也因为沾公主的光，才没有受这个惨案的牵连。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此种种，都是奇惨奇酷之祸！
清初怪才金圣叹被腰斩，临刑前给家人写信时说：“杀头至痛也，藉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李善长虽是明朝开国文臣第一，但肯定没有金圣叹这样的才情，大祸临头时断然写不出这样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妙语”，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遭此奇祸也是“无意得之”。不过，以他宦海沉浮数十年的阅历，以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名言的深刻体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惨案暴来之前，李善长应该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否则，李善长就一定是一个白痴。
避祸无门的李丞相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按照《明史》的记载，这个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此处的用词有些意思，“少读书”，是说他受过一些基本的教育，而这种教育肯定是儒家的；下面又说他“习法家言”，即表明李善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儒生，那种儒生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常常认为天地间有他这一号人物，就是来“上致君于尧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爱“习法家言”的人则往往世俗得很，他们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常常不择手段。
从史实看，李善长的确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谋和手腕，希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而儒生常有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头脑中，是相当稀薄的。
在李善长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口袋里装着锦囊的策士面目。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他回答说：“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仅仅五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就应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刘邦，天下一定是您的。”李善长是不是真的特别关心乱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质疑的，在我看来，他口袋里装着的肯定不止一个锦囊，他之所以打开“不嗜杀人”这个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准了这个锦囊很对面前这位雄心勃勃、一心要夺取天下的主子的脾胃。朱元璋果然大喜，让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为参谋，预机画”是做智囊，“主馈饷”是负责后勤补给。如果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第一功，进而荣升丞相，当能明白李善长对朱元璋夺天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李善长的这种重要作用，是得到了朱元璋认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这样一个曾经位极人臣，而且还是皇亲国戚的大人物，怎么会落到身死族灭的地步呢？
表面的起因似乎是因为胡惟庸的谋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李善长虽与胡氏同乡，且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亲关系，胡惟庸仕途得意，又主要是靠李善长的引荐，但在胡案初始阶段，李善长并未陷入其中。御史台缺长官，退休的李善长还一度被“拉夫”，暂时主持御史台的事务。让人无法意料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脑袋早已“搬家”多年的时候，突然有人跑出来，揭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党”。这个时候，圣恩虽仍如雨露，说“免死吧”，但对李善长来说显然已危机四伏。洪武二十三年，已经77岁的李善长修房子，向信国公汤和借士兵300人干私活，汤和没同意还奏了一本。该年四月，李善长又为一个犯了罪的叫丁斌的亲戚求情。按照常理，这在当时本来是一件并不大的事情，可不知何故又闹到了朱元璋那里。皇帝下令审讯，而这个丁斌过去曾在李善长家服务，很奇怪，他没有就事论事，交待李丞相是怎样为他请托免罪的，却直往心惊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长家族与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义父子，拷讯之下，总算拿到了最有“价值”的内容。
按《明史》记载，李存义父子是这样供认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亲家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起初大惊，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去劝诱，说事成之后当封其为王，善长“不许，然颇心动”。后来胡惟庸亲自出马，善长“犹不许”。过了一段，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说兄长，李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但仅此似乎还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长家的几个奴仆也纷纷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的阴谋。“大逆不道”的罪名终于成立，有意思的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被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20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
开国丞相死在了一起“谋反案”上，看似有极大的随机性，其实不然。读史者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情节：李善长虽然位极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动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退休了。那时候，李善长只有58岁，本是政坛角逐的黄金年龄，而且，所谓身体不好云云显然是托词，他已经活到了77岁，若非有人不想让他再活下去，看样子也还能享一段荣华富贵呢。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何在？应该只有一个，精明过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以韬光养晦来避祸。然而，李善长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对他而言，这一场灭顶之灾，却注定不是他主观上想躲就躲得过去的。
权力学的一条原理
李善长死了，他为什么会死？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牵连。然而所谓胡惟庸的谋反案（详见本刊2008年第九期《胡惟庸：是反臣，还是棋子》一文）本来就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现在细读李存义父子的供词，颇觉有味。不能不承认，主持这个案子的是一个深文周纳的“办案高手”。如果在这个供词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李善长：要谋反的胡惟庸一开始游说他，许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动，甚至跃跃欲试，那会给观者怎样的感觉？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长这样已经得到太多特权享尽荣华又长于世故的人，在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上，哪会像一个毛孩子那样轻率呢？于是，我们看到，供词中的李善长是再三再四拒绝参加谋反的，只不过，这种“拒绝”显得不太坚决和果断，临到最后，甚至还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这样一副面目的李善长，相对而言就“可信”多了，坐以“谋反”的罪名也就不那么让人生疑了。
李善长绝非因胡案而死，还有一个证据。朱元璋炮制胡案，其本来目的，就是要大张罗网，勿使一个他不待见的人轻脱，如果真的查到了李善长家族与胡案的瓜葛，哪怕这种瓜葛若有若无，以朱元璋雄猜好杀的个性，他也会穷治到底，怎么可能大发慈悲网开一面？
李善长非因胡案而死，那么是不是死于政敌的攻讦和诬陷？不能排除这一层考虑。李善长在明初政坛上，一直是作为淮西集团的首领而出现的。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同时必然也积怨很多，在其旧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问题，对李善长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在办理李善长案的过程中，这些人非置李氏于死地的面目，也是暴露得相当充分的。然而在明了这一层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以李善长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势力，除非皇帝突然将风向扭转，否则满朝文武谁能将他扳倒呢？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长君臣之间刚刚出现极微小的一点阴影时，属于非淮西集团的杨宪等人就嗅出了点异味，轮番向李善长进攻，指责其“无宰相才”。应该说，杨宪等人的嗅觉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没有把握住，以为皇帝有些嫌恶李善长就是要抛弃他了，结果终究没有摸准皇帝的脉搏，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例也足以证明，政敌的明枪和暗箭，对李善长都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能够置他于死地的，只不过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间。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堪称这条原理最形象的阐释。
“别离我太近”，因为太近，别人总担心你会不会轻易跨过那条太短的距离，并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而作为明太祖同乡、故友、勋臣、亲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这个离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发迹史，李善长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布满朝堂，势力盘根错节……
这样一个李善长，能让那个虽然在他前面，但离他只有一箭之遥的人放心吗？何况，这个人是朱元璋！
有人会说，李善长和那个信国公汤和一样，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吗？他还有什么会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对此，明末顾起元一言中的：“信国（汤和）之谨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远迹以自引，则益厚其疑。”顾起元的意思是，汤和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忠厚人，其谦退只会让朱元璋高兴，而不会产生怀疑，而李善长就不同了，他是以谋略起家的，所以他的谦退只会被认为是老谋深算者的一时韬晦之计，越这样越让人不放心。顾起元分析得很对，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汤和是一退全退，代表着他从政坛上的完全隐退，而李善长不一样，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响还是一目了然的。
李善长只有不得善终而死，除非老天让他短命。从史籍中分析，实际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几次当着大臣的面说李善长无相才，明末著名史学家史迁说得很干脆，他断定朱元璋即位后即开始厌恶李善长。的确如此，《明史》叙述朱元璋和李善长关系演变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些句子：“帝始稍厌之”，“帝衔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时候，在李善长家族还有着表面风光的时候，杀机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只不过，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候，可能难免想起了当年的患难与共，想起了这个人的种种功劳和苦劳，更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许正是拖了这么久，直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降落到了人间……
《明史》为了彰李善长之罪，说“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贵富极，意稍骄”云云，李善长性格上的这种缺陷，或许确实有，但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长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www.ngnvip.com）
免死金牌为何不能救李善长一命？
1、李善长
李善长(1314—1390)，明朝开国丞相。字百室，汉族，定远(今属安徽)人。少读书有智谋，策事多中。
元末迎谒朱元璋，从下滁州，为掌书记。拜右相国。洪武初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四年致仕。十年复命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二十三年，以胡惟庸党追问，一门七十余人被杀。
从这段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两个情况：
一是李善长为朱元璋开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取得过卓越功绩；
二是李善长后来因胡惟庸案被朱元璋处罚，不得善终。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
按照《明史》记载，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且“法家言”。这种介绍是为了说明李善长既受过一些儒家的基本教育，却又属于那种有强烈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之人。
换句话说，这类人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常常不择手段。
从史实看，李善长的确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谋和手腕，希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之后，因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故一直得到朱元璋重用。
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从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
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
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吴元年(1367)，论功被封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曾与刘基等裁定律令。
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可以说，他为明朝的建立、朱元璋的登基，功不可没。
此时此刻，李善长的身份极其尊贵：既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还是是朱元璋的亲家翁。
特别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
2、免死金牌变废铁
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再安全不过的功臣，拥有三重保护(位极人臣、皇亲国戚、免死金牌)的李善长，在不久后发生的胡惟庸案里，因一句话：
胡惟庸在朝时，曾想拉李善长下水，先是托人说服，善长不从;再自己亲自说服，善长依旧不允;胡又拉李善长的弟弟来劝说善长，善长无奈说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这句话后来被李善长的下人说了出来，朱元璋便由此定下他的谋反罪。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明史》上的相关记载，就在李善长刚刚被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
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
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20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
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一块废铁……
由此看来，只要存在的或可能的、哪怕是臆想的，会威胁到皇帝地位稳固，挑战到帝王绝对权威的人和事，哪怕拥有再厚的功劳薄、再多的免死牌，都是无济于事的。
李善长之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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