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
蔡锷是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吗？
蔡锷——中国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蔡锷人物生平经历
救国的萌芽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全国经界局督办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蔡锷抵达昆明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www.ngnvip.com）
蔡锷与小凤仙的乱世情缘
时1913年秋，蔡锷将军奉（袁世凯）旨进京，实为软禁，孙中山犹如“失去千军万马”。
在京被软禁期间，蔡锷依然活跃子在政坛，积极拉拢民主人士，集合蒋方震、阎锡山等人组成军事研究会，力劝袁世凯军事改革，此时的袁世凯早已被权力的欲望所控制，极力推行军事独裁，倒行逆施，党同伐异，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此时的蔡锷，已无实权加之被严密监视，改革无望，内心十分苦闷。
将军出身的蔡锷，威严而又不失风雅，常混迹于北京八大胡同原本效仿段祺瑞使袁世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然而却在这里结识了小凤仙并演绎出一段传奇佳话。小风仙是何许人?同盟会会员张相文《南园丛稿》中的《小凤仙传》写道：
“小风仙、钱塘人。父某清季武官，落职后，贫不能自活，携家卖饼上海，久之益困，遂质凤仙于妓寮，以凤仙齿稚，英警�不许。复携至北京，张艳帜于云吉班。风仙性慧，款接间，时从诸文士执经问字，久之遂能通大义，阅书报，翩然闺阁名媛也。”
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意，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俩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后，蔡锷为国家计，请小凤仙予以协助，摆脱袁世凯的监视。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对蔡锷脱离北京有这样一段描写：
“从十月下旬起，他(蔡锷)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智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认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此外，《邵阳日报》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刊登贺舜田的文章，谈及曾鲲化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的软禁，精心策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露天茶社。他同小凤仙面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然自如。这时，跟踪而来的密探充作游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
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脱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且留衣物在桌椅上便不在意。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二十号曾鲲化，……男扮女装，曾鲲化利用当时任交通总长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蔡锷将军的成功脱险，为护国讨袁，推翻宪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蔡锷病逝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身披黑纱，送有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串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从得知更多的真相，只能从蔡锷出逃前对小凤仙说“奈何身已许国，再难许卿”，隐约揣测出蔡锷将军隐约对小凤仙的情愫。
蔡锷将军的一生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洞口县，一说蔡锷故居位于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人，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
蔡锷在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学生时代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一说蔡锷故居位于[1] 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2] 。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发动起义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锷进京
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4] 。但是，1915年5月25日[5]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四川战役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逝世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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