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
辜鸿铭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辜鸿铭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极具世界效应。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演员辜鸿铭吗？
辜鸿铭——号称“清末怪杰”
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人物生平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3]
辜鸿铭作品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4]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新文化的死对头。
辜鸿铭老先生虽然学富五车，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极力挽回中国文化的尊严自然是好的，但是难免有过激之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固然是好，其中难免有糟粕，外来文化依然。一味的抬高我中华民族的地位，岂不有犯了狭隘民族主义之嫌么。所以说，辜鸿铭老先生是可尊敬之人，其观点也是可尊敬的。但是不管对人对事，有批判的眼光去看总是没有错的。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www.ngnvip.com）
怎样评价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
辜鸿铭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贯通中西，融合孔孟，而我给他的评价是“可惜”两个字。
他游遍欧洲，学会十几种外语，然而大清不予重视，只能做张之洞的师爷；他真正认识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先进，但意识过于超前，身处于乱世之中，无几人能理解他一生学术成就；他心高气傲，才华横溢，对于英语、德语等语言的了解甚至超出本国人，但是面对在中华大地上肆虐的外国势力及其走狗却无可奈何，只好用尽一切机会对外国人逞口舌之利，却无助于国家命运的改变；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了解西洋的繁华和强大后依然转身投入旧中国这必沉之船，却无法实践孔子“其不善者则改之”的格言，为了热爱祖国，连许多陋习都继承下来，可谓爱屋及乌，可惜的是这种爱也妨碍了他的进步，引用一句对他的评价“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浏览他的历史，我们能看见一个被命运戏弄，然后又戏弄命运的高傲而孤独、对祖国充满热诚的灵魂。
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为何痛骂袁世凯
在近代文化史上，辜鸿铭是一位奇人。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脑后留着一条长长的象征着忠君尊王、怪癖守旧的辫子，其最大的癖好是，狂放好辩，讽时骂世。像康有为、严复、胡适等一大批名人，曾都挨过他的骂。但真正被他冷嘲热讽、嘻笑怒骂最多的，恐怕要数袁世凯，当面骂，背后骂，生前死后骂，中文洋文骂……
辜鸿铭1885年从出生地南洋回到祖国，就职于张之洞帐下。1903年，他作为幕僚随张之洞奉旨进京，在天津与袁世凯第一次见面。袁世凯为讨好比自己资深的张之洞，对他们百般献媚，尽心迎合，还特派北洋兵队为张之洞守护所下榻的寓所。辜鸿铭对袁世凯的为人是清楚的，因戊戌年间的背叛，其人格早为人们所不齿，因而对他的这一做法很是反感。当袁世凯摆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向他请教到西洋练兵的要旨所在时，辜鸿铭觉得教训他的机会有了，于是说：“宫保且恕在下直言，在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兵队守护者，皆为朝廷恩赏。今吾张宫保入都，宫保大人竟亲派兵队守护其寓邸，是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也。”“如是，兵众见宫保大人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将只知有大人而不知有国家也。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统兵统帅戮力，临阵必至彼此不相救顾，如此虽步伐齐整，号令严明，亦无以制胜也。故在下曰，练兵之要，首在尊王。”一番话，把袁世凯说得脸色白一时红一时，只得连声称是。
辜鸿铭虽也有一半是洋人血统，但很不喜欢洋人在中国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有一次，一位洋人对他说：“在我们西方人的种族当中，有贵种、贱种之分”，“凡我西人到你们中国，虽寄居日久而体质未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若一到中国，寄居未久而体质大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辜鸿铭深知眼前洋人对袁世凯颇多欣赏，于是，特意借机忤逆袁世凯。他说：“君不见，我中国亦非无此辈者流也。譬之袁世凯，甲午前袁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得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其被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圃，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与尔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也。”最后，他归纳说：“吾古贤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亚圣孟子亦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所以，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一席话，说得那洋人一时愕然无语，好像是自己也在被辜鸿铭痛骂似的。
1912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国民政府的临时大总统，辜鸿铭对他的嘻笑怒骂变得更为尖锐。辜鸿铭有忠君尊王的情结，因此，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是一场灾难。他曾公开说：“真正的灾难，还不是伴随着流血和财产破坏的这场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它意味着群氓已将整中国踩在脚下。”当时，他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奇迹般重印，为此他专门新写了一篇痛骂袁世凯的文章《雅各宾主义的中国》加入其中。他说：“袁世凯奉命出山保卫大清，可他出山后，不是像一个有廉耻的人那样去尽职尽责，而先是恭顺地屈从于革命党，然后百般狡计，使其统帅的士兵坠失忠君之心，并拥兵自重，逼迫皇帝退位，最后成为民国总统。”“他不仅毁却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在文章中大骂袁世凯是“彻头彻尾地流氓无赖”，是“懦夫和卖国贱”，甚至连“小偷和赌徒都不如”。真可谓把袁世凯骂得狗血淋头。
最有意思的是，辜鸿铭本是一名顽固的帝制派人物，但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他不仅没有感到欢欣鼓舞，而且变得郁郁寡欢，足不出户。他以为，袁世凯是无赖、贱种，不能做万民尊崇的皇帝，只能拥戴逊帝宣统复位。因此，当他听到复辟的消息后，回到北大上课时，他在课堂上整整骂了45分钟，从进课堂开始一直骂到下课。回到家中，尽管闭门不出，但只要有人来访，他便破口大骂起来。最后，袁世凯这个只当了83天的皇帝，还真的在骂声中死去了。万民拍手称快，辜鸿铭尤为高兴。他在京城把酒相庆，逢人便说：“这个骗子和贱种，早该死，死得其时也。”当北洋政府下令为他举行国葬，要求举国上下哀悼三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时，他却专门请来戏班子在家中唱戏三天，邀请中外友人一起同享快乐。
概而言之，袁世凯的为人处世方法、以及逼退宣统皇帝，多为洋人所赏识；而辜鸿铭却不以为然，长期冷嘲热讽、嬉笑怒骂袁。想法除掉辜鸿铭吗？袁世凯又怯于辜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辜鸿铭学贯中西，通晓9国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西方国家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能不见辜鸿铭。”袁世凯曾托人找辜鸿铭，以月薪500大洋的高价请他做自己的家庭教师，想以此封他的口，但他坚决不干。这就是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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