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康有为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等，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小时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1858年3月19日（戊午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自幼学习儒家思想，他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康有为吗？
康有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人称“康南海”
康有为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小时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1858年3月19日（戊午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自幼学习儒家思想，他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公车上书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 通过了这个万言书。
1895年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历史真相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康有为自称得知《马关条约》签订，在松筠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事实上，这次行动康有为仅有众弟子支持，而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均为其他人。由于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没有实际从政经验，康有为依靠其激进且不符合实际的改革观点于当年5月底第三次上书，这得到光绪帝赞许。但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最明显如其《康南海自订年谱》）他的做法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现象。而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许多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是被康有为的派系不断地涂抹，篡改了历史，并被之前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实则是由当时的翁同和、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
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尚有较大争议。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皇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为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后经学者考证，光绪皇帝收到的每笔奏折，全文或摘要皆须送慈禧审阅，在清宫档案中均有详细纪录，因此慈禧对变法内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变法，戊戌变法不会维持一百天时间。只是因为改革中光绪皇帝身边的维新派官员，鲁莽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激进政策，才导致慈禧发动政变。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1897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1900年2月11日，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14日，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著各书严查销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
逃亡海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皇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离京,从天津塘沽南下逃亡香港后辗转日本、美国、欧洲，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间，康有为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腊、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杨锐之子杨庆昶诣都察院，将密诏上缴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请昭雪杨锐,康有为篡改密诏从此真相大白。
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1904年，康有为还在瑞典买下了一个小岛，并在岛上搭建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北海草堂”。据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研究员考证，康有为花了2.8万克朗买下，又花了7999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结识了17岁的美国华侨何旃理。何不仅通晓四国文字，且熟悉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听了康有为的演讲后迷恋上他。康有为当时已娶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二太太梁随觉，但何旃理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康有为。
1908年，康有为与北极光有过一次梦幻般的邂逅。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遭遇的奇景：“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如非亲眼目睹，一个封闭国度之人难以如此生动地描述“午夜时分，却日如正午”的极光美景。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在六位太太中，康有为似乎格外疼爱何旃理。何于1914年病逝，此后每逢周年忌，康有为都要在其灵前焚香哭拜；清明时节，则亲临墓地祭祀，偌大年纪的人，在坟冢前涕泪交加，长跪不起。
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
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
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作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苟延残喘20多小时，于1927年3月31日（阴历二月二十八）清晨5时断气。据说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
1927年康有为逝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江浙，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为系“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封闭一天园。虽托人说情，也未有结果。抗日军兴，杭州失陷，二姨太梁氏亲生的子女三人，将一天园出售，从此风景绝佳的一天园逐渐湮没。
康有为书法中崇高的“审丑”理想
1、抑帖尊碑的书学思想
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好古尚朴的学术风气逐渐在清代中晚期延展开来，文人学者的艺术趣味转向古质朴茂的篆隶古体书学。邓石如将金石书刻中的点画特点，转化为一种可“书写”的笔法，成为碑学乃至近现代书法开创性的人物；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阐述了南北书风的差异，在“二王”帖学之外，书法史的演进又呈现出一条被时代遮蔽的线索，即碑学的发展。
邓石如与阮元为碑学在清代书法中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包世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尊魏卑唐”的审美取向。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写到：“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老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销，或搜自官厨之石，洗灌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可见，晚清时金石碑学在学书人心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了。
康有为的书学思想是清代中晚期碑学中兴的极端表现。之所以说他极端，是因为康氏对于碑学的倡导不仅像前人一样是对于“帖学大统”的矫正或补充，而是试图把碑学的审美取代帖学，立为正统。《广艺舟双楫》中第一章《原书》中即写到：“凡人类文字的演变，包括中国文字书体从篆书变为隶真行草，也像其他事物一样，遵循由繁难趋于简易的发展过程。”康有为这种“自然演变”的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只有彻底的革新才是书法发展的最终出路，而这种革新正是碑学对于帖学的取代。
《广艺舟双楫》的书学审美指向可以概括为：抑帖、尊碑、卑唐、尊魏。康有为对于唐楷的批判非常激烈：“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又如康氏对碑学无以复加的褒扬，“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复求其末。”“六朝人书无露筋者，雍容和厚，礼乐之美，人道之文也。”康氏对于帖学的批判是非常辛辣的，他很直接地将他对于书法评判的看法著述于文字。尽管对邓石如、阮元、康有为、梁启超构建的碑学观念体系，从民国时期到当代一直都存在争议，也且不论康氏的书法理论是否绝对客观，但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梳理以及对于碑学的阐释影响颇大，朴茂雄强的碑学审美已经成为书坛共识，造就了足以与前人比肩的一座艺术高峰。
2、亦承亦变的康梁书风
康、梁二人认为以帖学为基础的馆阁体病诟颇深，上谏予以废除，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写到:“其试帖风云月露之词，亦皆无用；其楷法光乌之尚，尤为费时。”梁启超也在《请变通科举折》中有言：“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但就史料来看，至少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康有为对于科举还是抱有热望的，这时《广艺舟双楫》已经刊行，这一年也正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相识的年份，当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而康有为尚是秀才。通过科举入仕意味着对于馆阁体的认可，康、梁都曾对这种应试的书体下过苦功夫，康有为最初是从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入手，后来又临习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康氏有着扎实的唐楷功底，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他的政治抱负。在后来康氏的书信来往中，有很多有关碑帖并重的论述，这些给朋友的书信温和而中肯，与《广艺舟双楫》中的激烈说辞不同，可见在康氏早年的书法实践与审美认知中，“碑”与“帖”在书法的演进中都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至少不是帖学一无是处，也不是碑学充当“救世主”的角色。
康有为的书法创作与其书学理论是有矛盾之处的，这在康、梁二人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至汝学书本极易，今之生硬乃由学分故也，然汝书之短在方笔多不善转运，若书札能运圆笔更佳。”这是1910年康有为给梁启超的一封回信，里面“生硬乃由学分故”“若书札能运圆笔更佳”就是希望梁启超以帖学来矫正他书法中的问题。梁启超接承康有为的衣钵，推崇北碑，但对于碑帖的思考没有康有为那么极端，尊碑而不卑帖，梁氏在《稷山论书诗序》中写道：“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者，其妙谛又非贞石刻文所能尽也。”从20世纪初，梁氏开始关注北碑及汉隶，但是对于帖派书法也未曾忽视。可见梁启超走的是“碑帖互补，兼容并蓄”的路子。
康氏《广艺舟双楫》中所阐述的书学思想并非是他最的书法见解，有一部分是他政治变革思想的影射。在谈论书法的文字背后，实则隐含了他力主变法的政治观念，这种“变者，天也”的思想始终贯穿始终，在他的政治改良中，也在其书法理论中，而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梁启超。
3、崇高的“审丑”理想
康有为年轻时便博览西方群书，对西方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涉猎，尤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类从蛮荒进入文明是天理法则，事物的不断变革、更新才是常态，西学思想与今文经学的结合成为康有为革新的思想基础。先毋论这种思想的影响有多大，康有为接受西方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在时间上比王国维等人要早很多，所以可以说康有为是现代美学的先导。在书法美学领域，康有为是中国书法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传统书法美学与现代书法美学的转折点。《广艺舟双楫》洋洋洒洒六万余字系统地讨论了书法美学的历史变迁与美学新潮，尽管清代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刘熙载的《书概》等书学著作问世，但无论是内容的丰富性还是讨论的深度上都无法与康氏的《广艺舟双楫》相比。
“审丑”是康氏书法美学中的一大特点。
自明末清初，人们开始辩证的看待美和丑，书法家傅山提出“宁丑毋媚”的命题，但在“审丑”的理论问题上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康有为。康氏褒扬北碑时说道：“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可见这种“骨血峻宕”“拙厚”在康氏看来是一种美的表现，而且是高于帖学的柔美之美。这种“审丑”的审美取向在康有为书法的奇崛与古拙中也可以看到，这里面包含了他对于主体性的彰显，也包含了他对于自身书法的自信。他曾自负地写到：“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这种自信表达了他不止于摹写的一种崇高的美学理想，试图重塑一种大巧若拙的审美标准。
就书学理论而言，康氏抑帖而尊碑，希望改变当时书法的美学基础，建立以碑学为中心的书学审美体系。现在看来，康有为对于当时妩媚柔弱的书风的批判是有其价值的，他为书法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但康氏“抑帖尊碑”的断论是偏激的，他意识到“变”的重要性，但对于为何变、如何变他并没有很好的把握。梁启超对抑帖尊碑有较为客观的认识，把碑帖兼容并蓄，互为表里，是对康有为书学思想的修正。（www.ngnvip.com）
康有为：虚伪丑陋的圣人
历史上，那些慷慨悲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知道、布道者，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让人无限敬慕。只是，现实中他们并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论，仔细解剖观察他们，圣人、伟人的躯体上，到处都有你我凡人一样的毛病、破绽。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个多世纪前的响彻中国的风云人物，这位维新派领袖少年时自命名“圣人为”，晚年提倡孔教而被社会公认为“南海康圣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改革家、戊戌变法的主角，很多人恐怕想不到，这位圣人口出宏论、言行不一。
他每天说要戒杀生，却日日吃肉；他常常谈一夫一妻，自己娶了六个老婆，五六十岁时还纳十八九姑娘为妾；他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对家里女人都做不到；他更主张全人类平等，家里却让包括印度人在内的男仆女仆侍候着。
在其高调的道德呼吁，拯救国家济世救民的光鲜磊落“救世主”形象下，却是言行不一从众庸俗的小人之象，甚至不乏丑陋不堪的一面。人们以为康圣人“日日以救世为新，刻刻以救世为事”，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通缉，后来辛亥革命后又成为落伍时代的边缘人物，该是穷困潦倒失意至极；事实上，这位康圣人一直过着妻妾成群豪奢浮华的个人生活。
“妇女解放先驱”妻妾成群
大凡有些文人心态的人，往往在老年时候，将青春姣好的女子作为精神鸦片，“一树梨花压海棠”，在年轻肉体上寻找灵感或者青春激情，提振自己衰朽身体下的精神。康有为是妻妾成群的老男人，只是他显得更加无耻。
1898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40岁的康有为没有像谭嗣同一样“杀身成仁”，开始逃跑，在受到清政府灭族缉杀通令下，开启了在欧美日本等国外流亡的生涯。只是，康有为的政治流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悲凉，不仅经济上得到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更是先后收纳了两位十八九岁的年轻女人。
1907年，康有为到五十岁知天命的年纪。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落魄失意的他在欧洲北美度过了近十年。这一年，在当地华侨热诚邀请下，他来到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听众中有一位聪颖美丽的17岁华侨姑娘何旃理，被康有为的传奇和宏论所迷惑，而后表达对大师的崇拜爱慕。
芳龄女子正是崇拜英雄的时期，已经是爷爷辈的康有为康有为毫无愧色，这位小女孩的冲动激情也许正中下怀，遂开始了不伦的婚姻，陪伴着康有为在海外继续流亡。可惜，冲动的何旃理红颜薄命，24岁患病身亡。
无耻的是，拥有了年轻的何旃理之后，不餍足的康有为再觅新欢。1912年，在徒弟梁启超邀请他去日本后，康有为又将十六岁日本女佣市冈鹤子变成了自己太太。不过，这位新太太没有多久就不得已回国了，一种是活法是，鹤子与康有为的儿子发生了恋情并生下了孩子。
老朽的康有为的渔色行动远没有结束。当他60多岁垂暮之年，泛舟西湖之时，看上了一位19岁的姑娘张光，他本是西湖上的贫寒的船娘，在大款康有为的金钱攻势下成了老头子的新欢。康有为不以为耻，还在上海大张旗鼓地举办婚礼，迎娶孙女辈的的张光。9年后，康有为猝死后，张光成为未亡人，孤独凄切地度过了余生。
一生共娶了六位太太，这在晚晴民国时代并非罕见的奇事。然而，无耻的是，康有为在理论上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奠基者，提倡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可谓近代提倡妇女解放第一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康有为从“天赋人权”的平等观念谈妇女解放问题，认为“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平等皆独立”、“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并对女性的未来生活予以美好的设计。康有为反对”一夫可取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认为如此”公理不合，无益人道“。
康有为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提倡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可是，现实中的康圣人却是南辕北辙，一生风流，处处留情，妻妾成群。
老文人与年轻女子的结合，在中国被视为是一种雅趣。在所谓的“忘年恋”中，女性的青春本身在“杠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杠杆另一头上则是权力、声名下不受控制的欲望。康有为虽然极力宣扬的女子独立，提出了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平等理论，自己却根本不愿意实践，而是恰恰违背其男女平等的观念，在纳妾的无耻旧俗传统中放纵自己的欲望。
鼓荡女权却妻妾成群，康有为理论与行为的悖反，是将年轻美丽女人作为男人精神鸦片的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这种变态传统到了21世纪，潜化成一种男性心理，因此出现了老年知识精英与年轻女性的“黄昏恋”，而“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的诗意爱情宣言，与康有为的老年心态是相通的。
高调言论下的功利虚荣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了。
皇帝没有了，辫子被割掉了，康有为的明君变法强国梦想彻底破灭。六年后，不甘心的他是1917年张勋复辟中的主角，曾经时势造就的英雄，在新时势中沦为丑角。让人关注的细节是，作为参与张勋复辟的主要任务，他的决心却来自于“仙判大吉，故放胆为之”；当复辟闹剧失败，康有为又让人去集云轩“问吾何时出为宜”。
康有为号称孔子信徒，却连违背“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精神，无论政治大事还是个人安危都热衷占卜。康有为还迷信风水，为自己在青岛象耳山觅建了风水宝地，“吾生数十年，所得只有此一地。”但是，如此的龙穴，却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炸坟，带着白发的颅骨游街。
所谓的康圣人就是如此人格分裂、言行不一。他以圣人自居，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怪诞狂放之气，在戊戌变法的中，他更是以“帝师”形象出现；这种气质的另一面就是急功近利、轻狂妄进、重名轻实，没有主导变法的实际政治能力，无法在具体的政治漩涡中力挽狂澜。
因此，康有为既是执着追求弘崇高济世理想的“圣人”、君子，是理想主义士人、狂生；又是根本无法一一落实甚至成为反面的庸人、小人，忧心戚戚为人不齿。在光明宏大的目标和具体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和鸿沟。
在张勋复辟事件中，康有为与爱徒梁启超分别是拥护和反对两派，康有为不反省自己，还咒骂学说为“梁贼启超”，作诗把梁启超比作向后羿学箭却害死师傅的逢蒙。而康有为声称的却是师生之间自由，各有自立自主之权。实际上，他却是处处以家长专制的师道尊严，惟师命之是从，不给学生言论自由，更不允许弟子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同去高革命。
当梁启超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精神，对康有为尊孔保教提出批评，这让康有为极恼羞成怒。梁启超感叹说：“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根本不给学生发表自己言论学说的机会。
康有为标榜“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然而，他却认为孔子的微言大义是绝对真理，孔子是个“大医王”，“圣权无限”，把孔子的言论捧为的绝对真理，”范围万世“，“无方不备”，把孔子推为教主，自己成为孔教会会长，在尊孔迷信中丧失了理性，甚至提出人的膝盖就是给孔子下跪，“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康有为提出“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平等思想，还说仆婢的做法有违于人道就像违反“几何公理”一样。在康有为晚年，他妻妾子女成群，伺候他们的包括10余个女仆、30余个男仆，甚至还雇佣了印度阿三看门，没有一日不役使仆婢。
康有为其他弟子也发现了其言行不一的“虚伪”特点，其弟子陆乃翔曾作《南海先生传》，出了说他讲男女平等却妻妾成群之外，还说他“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议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
康有为在修身、齐家方面的的道德欠缺，与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目标格格不入。不过，这也不尽是虚伪。美国著名学者萧公权的分析说:“康氏本人未尝没有觉察到这些不一致，但他有一解释，盖理论乃是将来的缩影，而实际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这可见康有为根本是一理论家，理论上极超越时代，而实际操作上却是另一回事。
康圣人的问题正是那些弘道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毛病，因为他们设置了超越现实的高远目标，而个人才情修养难以达到。所以，康有为做不了改革变法的政治家，只适合做“体制外”批评的异见知识分子。
豪奢晚年：贪污华侨捐款
1913年，康有为结束了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十六年海外流亡回国。此后，政治上失落边缘的康有为，开始了“钟鸣鼎食”的晚年豪奢生活。
吴昌硕曾为其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其间，康有为并没有多大痛苦，因为从小他就有山水旅游癖，反而是如此类似孔子式的现代版周游列国，耗费甚巨。康有为靠的是海外华侨的爱国募捐赞助，特别是在海外成了号称百万人的保皇会后，公私不分，其中不少钱作为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他甚至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据为己有。
回国后，康有为四处筑屋，在筑于上海、青岛、杭州的花园别墅颐养天年。在上海先是住租住亭台楼阁、占地颇广的“大观园”式的辛家花园；后来建造了占地近10亩的中西合璧花园住宅 “游存庐”；在青岛，康有为购买了德国占领青岛时总督府的靠海花园官邸，面积一千多平方米，改名为天游园；在杭州西湖边，建成30亩的一天园。
康有为既然妻妾成群，自然经济压力不小。一家十几口人，老爷、太太、公子、小姐，需要几十个仆人专门伺候。康有为还模仿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养士”，门生故旧和食客数十人。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说康有为：“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研究，康公馆总开支每月二千多银元，一年要消费两万多银元；而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月收入是8元，北大教授的月收入为二三百元。
如此浩大的开支，钱从哪里来？
康有为首先卖文售字。作为晚清书法家，他主动刊登润格广告，“中堂七尺者三十圆(银圆)，每减一尺减二圆，每加一尺加二圆；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圆。磨墨费加一(圆)。”对于求字者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陌生百姓，有求必应；中堂、楹联、条幅、碑文，无所不写。
此外，康有为与当时的大军阀吴佩孚、张宗昌等大军阀大官僚，他们还偶尔对康有为“馈赠”金银。
康有为豪奢生活让人质疑的是，他贪污了不少华侨捐献给保皇会的财产。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海外以营救光绪皇帝为名在东南亚和北美募捐了大笔钱财，有说法称不亚于同样在海外募捐的孙中山。但是，与孙中山组织发动多次武装暴动相比，康有为除了游历欧美之外，毫无实际作为。康有为晚年出售的文物古董，而这些不少都是利用保皇会的给他的公款买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没给后代留下分文迥异。两年后，在国民党北伐胜利前夕，康有为猝死在青岛的“天游园”。去世后，他留给后人的仅上海、青岛、杭州的别墅花园就有数处。
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康有为只是旗手，并非舵手。在1898年中国难得的战略转型机遇中，正是康有为这样的虚骄的弘道主义者，让历史的机遇疏忽而失，不仅没有拯救滑入深渊的清朝，更断送了以最小成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机遇，中国滑向了义和团盲动以及以后半个世纪的革命巨幅震荡。
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等人的才气和热情固然震人心魄，但是，不过是振臂一呼的理想主义士人，并非有着实际政治经验的政治家，他们的虚燥之气无法因势利导团结各种有利力量，推动变法破冰，而是小挫之时便寻求疯狂冒险。包括谭嗣同等人，其道德牺牲让人心痛唏嘘，戊戌变法这来之不易中国自强机会的丧失，让人反省的不仅是慈禧“反动派”邪恶，也有维新派的高调与稚嫩。
中国一向不缺不甘寂寞好为人师的弘道圣徒，单从政治上看，他们以弘道自居，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只是二三流的政治家；在学术上，因为心在政治，也难以做到真正的一流学者。康有为正是这样的虚骄圣人。其学生曾将自负于宏大的目标和责任的老师定义为思想及型的“先时之人物”，即乃是造时视的英雄，而非实践家型、实时造英雄的“应时之人物”。这种理论高调却难以落实的政治动物，在此后的革命、运动中不绝如缕。然而，政治民生是否实在的进步，需要的更多不是动辄国家、民族命运甚至人类未来的思想家，而是言行谨慎、甘于寂寞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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