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要谋士，幼名天僖，法名道衍，字斯道。中国元末明初政治人物、诗人，燕王朱棣的谋士，并为靖难之役的功臣之一。交际广泛，与文学家宋濂、杨基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是朱棣的唯一朋友。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姚广孝吗？
姚广孝——朱棣的主要谋士、中国元末明初政治人物
姚广孝人物生平经历
姚广孝（1335—1418），长洲人，即今江苏吴县人。俗姓姚，初名天僖。十四岁时，度发为僧，改名道衍，字斯道，号独庵，亦自号逃虚子。三十岁时，姚广孝前往径山随师习禅。其间，他游历四方，与当时许多吴中文人往来频繁，交游酬唱，评书品画，所以有人把他列为“北郭十友”之一。及至四十八岁，姚广孝经人举荐，入燕府辅佐燕王朱棣，并密劝燕王举兵，策动“靖难之役”。靖难之谋既成，做了皇帝的朱棣便拜姚广孝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复其俗姓，赐名广孝。不过，姚广孝虽贵极人臣，却不改僧相，仍居僧寺，清净自修，且重新监修了《明太祖实录》及《永乐大典》。永乐十六年（1418），姚广孝八十四岁，病逝于久居之庆寿寺，受追封为荣国公，谥号恭靖。 姚广孝居于吴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与北郭社的成员常有同游、酬唱之乐。他曾写过《题张山人适乐圃林馆十首》，乃是与北郭诸友同咏之作。其中有“去官归故里，侨隐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风席上琴”一首，言同里张适辞官退隐山林，诸友人相访之事。当时同往乐圃的，亦有高启、倪瓒等人，众人饮酒、吟诵，颇得逍遥情致。而“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一首，则是姚广孝写乐圃林馆幽静、空寂之味。远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嚣，乃是元末明初，文士们向往之境。而驯鹤与蓄鹅的闲情逸致，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禅者圆融于心之参悟。
姚广孝既是通晓文艺、擅长诗文的僧人，自然与文人交往颇多。于此十余年，姚广孝与社中灵魂人物高启最相投契，赠答尤多。高启是元明之际最出色的诗人。按照清人赵翼的说法，其诗“使事典切，琢句浑成，而神韵又极高秀，看来平易，而实则洗炼功深”。此即是说，高启作诗，有兼师众长，待其融于心而浑然自成的特色。而姚广孝亦“读古今圣贤书，研究道理，作为诗文，刻意追古”。两人彼此切磋，渐成相通之作诗、赏诗的标准与理念。譬如，高启以为作诗“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姚广孝未有此类言说，却循此躬行实践。所以，高启在为姚广孝《独庵集》作序时，言其爱广孝之诗，读之不厌，更赞其诗“浓淡迭显”、“圆转透彻”，“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可见得，广孝诗染当时之文风，通达古今，与文人切磋，彼此影响，渐成一派。
姚广孝曾作《绿洲曲》，五言四句，写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语，却入禅味。禅宗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教义之一，故禅与诗的关系，譬如春与花，“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思与诗，融会通达而无滞碍。宋代严羽以禅喻诗，言“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诗禅一致，拈出“神韵”二字，以言透彻玲珑之境。诗境与禅境，并不全同，以禅喻诗亦非以禅说诗。诗之美，在于气物感人、吟咏情性，以自然之春风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欢离合、生活际遇，感发心灵。而禅之深，在彻见自性，于山色云林，平常生活中，参悟佛之诸法实相。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譬如禅之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胜。故禅味入诗，即是于心灵感发之中，了悟人生价值与宗教体验，以臻审美与圆融之境。
姚广孝曾作《杂诗八首》，其中一写孔子，一写秦始皇，可见出姚广孝对现实生活种种之历史感悟。孔子一篇云：“仲尼昔在鲁，里呼东家丘。谁知百王师，圣德与天侔。要令臣子惧，笔削成春秋。遗经勤后来，一变乃从周。”秦始皇一篇云：“祖龙并六国，势大莫与争。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群经化灰烬，法令从吾行。剧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鸿鹄骤—举，四海如沸铛。不逢赤帝子，天下谁能平。”27其所谓“笔削成春秋”，实于思想的角度，言孔子经典作为后世之规范，有治国安民的效用，亦能构建一个颇有秩序的社会。而所谓“鸿鹄骤一举”，则表现了一种救世心态。秦汉之际，与姚广孝所处之元季乱世十分相似。他以赤帝子，也即刘邦为喻，则是期待一明君出世，平治天下，以救民于“剧政”之痛苦中。此即姚广孝心中对人世之关爱。姚广孝本是医家子，自是熟谙种种病痛人之苦难。为医者，救乡人于肉身顽疾之痛；为圣为贤者，则救世人于精神妄念之苦。姚广孝陷溺于此，成为一种在世的情感牵系。
姚广孝常怀耽溺之苦痛。前述所言，于姚广孝心底，有感性的、耽溺于世的一面。他牵系政治，欲以儒家之理想社会救人世之苦难，故其写诗，常有现实之感怀。且此种感怀，常是自信与积极的。譬如他写“悠悠范阳郡，蔚蔚娄桑村。村民深居稠，鸡犬日相闻。闾相具揖让，古来风俗淳”28。或有桃花源中真淳之民风，或有盛唐诗人敞亮之精神。然此一《秋蝶》，却有淡然之阴霾，好像另一种声音，言理想未得之苦痛。
广孝潜心习禅，亦怀人间事之理想及抱负。其理想及抱负，非一己之功名，乃是化众生为善，待佐明君，平治天下，救民于乱世之苦痛。然元季明初，政纲混乱，盗贼四起。虽有张土诚割据江南，偏安一方，后亦有朱元璋统一中原、建立明朝。然此二者，皆非姚广孝所理想之人物。故长久以来，他始终活在“机”之期待里。至遇见当时之燕王朱棣，姚广孝年近五旬。而至辅佐燕王成为一代永乐大帝，姚广孝则年近七旬，已是垂垂老矣。生命之流逝，于姚广孝而言，譬如钟摆往复于左右，成为—种永恒。而在此永恒与无限里，个体之生命譬如渺小之萤虫，被吞噬于时间之维。于是，一种惶恐之感，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在不少的诗作中，姚广孝往往以此自喻。譬如，那首《秋蝶》以蝶喻心。蝶之遇秋，譬如心之遇霜。蝶遇寒秋而“凋残”，心则在无尽之等待里“憔悴”。一种归宿难觅之感，一种“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之慨，乃是显然可见的。
知性使姚广孝有一种超然精神。他可以无心一己之利害得失，亦可以摈弃任何有目的之欲求。深岭之中，云松之间，可以栖心；昼夜交替，四时变化，皆是自然而然。对他而言，心存于此境，便也澄澈了，便也能够了悟应对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之法了。来与去，终与始，总是顺此因缘。就好象“声来本无始，声去宁有终”，而“禅翁已深悟，焉能动乎中。”30姚广孝晚年曾作《少师真容自跋》。诗云：“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算作此种反省与自识。参禅使姚广孝秉有一种知性，去观照广袤无垠的宇宙，周而复始的生命。而儒家圣贤之学，则使姚广孝寄广博之爱于人世间。一种感性的、人世之爱，与另一种知性的、出世之悟，郁结心中，便全在一句“何者为悟道”里了。所以，姚广孝的生命里，始终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浓郁而澹泊、热烈而清冷的气息。
姚广孝：大明第一奇人
历史上的姚广孝有诸多怪处，他生自医家，却偏爱谋略；他不为生活所迫，却自幼出家；他既入空门，却热心政治；他不辅洪武、建文，却偏助燕王；他未受十年寒窗苦，却主编《永乐大典》。他无书不精，无物不晓，每言必中，算无遗策…… 这位披着袈裟的政治家，在明初的风云际会中以其卓著功勋而留名青史。
见藩王巧遇朱棣
姚广孝公元1335年生于苏州，其家世代行医，祖父、父亲都是乡间郎中。姚广孝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虽然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
姚广孝从小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初步学习了一些儒家经典。但姚广孝读书，与许多人大不相同：他既不想应试做官，也不想像前辈们那样行医生为生，而是一心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14岁时，姚广孝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兴趣转向佛学；17岁时，他在杭州的妙智庵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又以“逃虚子”自称，当时人称他为道衍和尚。
皈依佛门的姚广孝四海为家，他曾拜元末著名道士席应真为师，学习《易经》、方术，尤其对排兵布阵、用兵伐谋感兴趣；他向遇庵大师学习内外典籍之学，对佛、儒二家进行对比研究；他与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宋濂、高启等人结为诗文好友，文学修养也大大提高……在学佛访友、诗文酬和中，姚广孝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叩钵吟诗，高谈阔论，这确实不像安分的出家人，倒像个胸怀大志的书生。然而此时的姚广孝恃才傲物，以才气自负，常常深藏不露，不与世俗人交往。在元末乱世，他的聪明才智并不为太多人熟悉。
明朝建国后，姚广孝看到天下渐渐太平，辅佐朱元璋建立盖世伟业已没什么可能，想着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却没有施展机会，有时难免心灰意冷。直到有一天，一位相面大师的一句话，让胸怀大志的姚广孝再次点燃了内心的激情。
这一天，姚广孝正和好友在河南嵩山少林寺谈经论道，恰巧碰到了当时最有名望的相面大师袁珙。袁珙一看到姚广孝，就大为惊讶：“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怎么还会有相貌如此奇异的僧人？你看这一双三角眼诡异非凡，面似一只生病的老虎，骨子里却透出一股杀气，这肯定是一位精于权谋的高人，将来一定能建立千秋伟业。”姚广孝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一阵窃喜。他连忙拉住袁珙的手，并引为至交。
洪武十五年（1382年），已经47岁的姚广孝终于觅得机缘。这一年，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皇后不幸病逝，朱元璋在天下广寻高僧，分配给各个皇子，让高僧们在众藩王的封国里修寺诵经，为马皇后祈福。姚广孝受人推荐，也在应征之列。当朱元璋安排这批高僧与众藩王见面时，姚广孝一下就相中了被封燕王的四皇子朱棣。
姚广孝看到燕王朱棣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最具帝王相，便自荐跟随朱棣。朱棣见姚广孝三角眼，体态臃肿，反倒有些不情愿要他。姚广孝走到朱棣面前，悄悄地对朱棣说：“贫僧若能为殿下所用，定能为您奉上白帽子。”朱棣感觉和尚话里有话，“王”带“白”帽不就是“皇”吗？于是便把他拉到内室详谈。姚广孝纵论古今，分析时局，鞭辟入理。朱棣听得连连称是，当即向朱元璋请求把姚广孝许给自己。
此后不久，姚广孝便随燕王来到北平（后改为北京），名义上住持庆寿寺，实际上经常出入燕王府，成为燕王最重要的谋士和心腹。
助燕王运筹兵机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将皇位传给孙子朱允（建文皇帝）。姚广孝感觉机会来了。他想方设法帮朱棣树立信心，怂恿他尽快起兵夺取皇位。
虽然朱棣觊觎帝位已久，但以一隅反天下，心里还是没底，不敢轻意付诸实施。姚广孝劝他尽快发兵，他却心事重重地说：“现在建文皇帝并没有失去民心，我起兵不得人心，结果难以预料啊！”姚广孝说：“我一直研究天文历法，深知现在天下应是殿下你的，天道在我们这边，不必担心民意。”但朱棣依然下不了决心，每天兀自长吁短叹，一筹莫展。
一天，两人在一起看书作对，朱棣随口吟出一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在旁脱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他的意思是，民心现在也不在建文帝一边，由于建文帝打压他的叔叔，天下大乱是迟早的事，希望朱棣能当一回救世主，为民行道。朱棣心中开始松动，但仍有所顾虑。
姚广孝见如此，便对朱棣说：“殿下与其在府里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倒不如到外面喝酒散心。”朱棣一听挺有道理，就和侍卫们打扮成相同装束，到王府外的一个小饭店喝酒。正喝得高兴，突然出现一位老者，只见他环顾四周后，快步跪倒在朱棣的面前，顿声说道 ：“殿下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呀？！”朱棣大为惊异，心想：“一个素不想识的人怎么会从众人中认出自己呢？”心中正在纳闷，只听那人接着说 ：“小人姓袁名珙，自幼精于易理面相，能知天命，卜未来。殿下相貌堂堂，平常衣物岂能掩盖您的光辉？”
朱棣于是把袁珙带回王府，请袁珙再仔细给自己相面，袁珙说：“殿下您有天子之相，今后定能成为太平天子，天下黎民百姓都会享受你的福气。”朱棣听罢，渐渐坚定了起兵的决心和信念。其实，这次戏剧性的相面不过是姚广孝一手安排的。
没有姚广孝的策划，朱棣未必敢举事；没有姚广孝的擘画，朱棣也未必能成事。
姚广孝负责帮朱棣做军事准备，打造兵器，操练将士。由于打造兵器会发出铿锵的响声，将士操练也容易引人注意，姚广孝便在燕王府开凿了地下室，上面建有房屋，周围修筑厚墙，并在城墙四周埋下大大小小的缸瓮来消除噪声。他还让人在燕王府内饲养鸡鸭鹅，想用这些家禽的叫声遮掩打造兵器和士兵操练的声音。
与此同时，朱棣天天与姚广孝商量起兵策略。一天，两人正商量到紧要处，忽然暴雨如注，狂风大作，把房顶上的瓦也给掀掉了，碎片落了一地。燕王心中一惊，面带惧色地说；“这是不祥的征兆呀，我们是不是不该起兵呀？”姚广孝听后，哈哈大笑，说：“殿下，此祥瑞之兆也！您没有听说过‘飞龙在天，从以风雨’吗？您就是真龙天子，马上就要换黄屋了。”燕王一听，转忧为喜，遂加快了起兵准备。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以“清君侧”为名举兵，这场战役历史上称为“靖难之役”。姚广孝奉命留守北京，但整个战争的战略战术都是由他谋划的。建文二年，朱棣率大军围攻济南，酣战三个月没有攻下。姚广孝马上派人给朱棣送信，建议他暂停战争搬师北平。姚广孝认为，朱棣与朱允的帝位之争，与普通百姓、甚至众大臣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关键是对京师南京的争夺。因此，他建议朱棣轻车简从，绕开大中城市，直扑南京，只要拿下南京，就大功告成了。正如姚广孝所料，南京攻克之后，朱棣就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大明江山轻而易举地落在了朱棣的手里。可以说，如果没有姚广孝“直入京师”的建议，以朱棣的兵力，靖难之役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那个时候，鹿死谁手，难以预料！
拒封赏亦官亦民
虽然姚广孝并没有亲临战场与朱棣出生入死，但由于他在起兵谋划、战略战术中的重要作用，朱棣认为“靖难之役”的首功非姚广孝莫属。他要求姚广孝除去“道衍”的法名，并希望他还俗。为了达到目的，朱棣还专门奖励姚广孝一处大宅院，并给他送去两个貌若天仙的宫女。
姚广孝是何等聪明，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狡兔死，走狗烹”的惨剧已在过去不断上演。于是他坚决不愿还俗，但同意继续入朝为官。朱棣送给他的两个宫女，他看也不看，赐给他的大宅院也不经常回去，散朝后还是回到寺院居住。朱棣见他态度坚决，也不再坚持让他还俗，就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仍旧入朝议事。于是，在永乐朝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僧人，上朝时着官服，回家便换僧衣，那自然就是姚广孝了。
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但实际上姚广孝仍然是朱棣最重要的谋士与心腹，朝中重大事务，朱棣都要找姚广孝商量。
朱棣即位后，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侄儿手里夺走了江山。他既担心失踪的侄儿有一天会带着军队打回北京，也怕自己的弟弟们会仿效自己，再发动一次靖难之役。
于是朱棣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改洪武和建文两朝的实录，即政府档案和官方文书，意在表明：当年燕王智勇双全，战功赫赫，太祖在世时就有意立自己做皇位继承人。这是在为自己的登基寻找借口。75岁高龄的姚广孝负责监修这项工程，这件事耗时七年之久，直到姚广孝去世才告完成。
姚广孝还主持修纂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和平建国年代，姚广孝充分展示了他渊博的学识，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姚广孝还监制了“永乐大钟”，至今仍悬挂于北京大钟寺，以其苍凉浑厚的声音为人们祈福。
永乐十六年（1418年），积劳成疾的姚广孝病情危重，已经无法下床行走了。朱棣得到消息，连夜赶到他居住的庆寿寺，两人又一次促膝长谈。不久，姚广孝去世，终年84岁。朱棣下令“缀朝”两日，尊重姚广孝的意愿，仍以僧礼下葬。
姚广孝的袈裟，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规则：越是得意，越要检束；越是成功，越要退缩；越是登峰造极，越要急流勇退。可是，自古以来，能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唐人胡曾《咏史诗》曰：“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当年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后的悲剧下场，不就是他不解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的这一天，才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逐狡兔的快乐再不会有，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有头有脸有发言权，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位及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www.ngnvip.com）
明朝姚广孝使得北京“宜业”不“宜居”？
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宣布大明王朝迁都北京时，一定想不到600年后的人们会对他精心造就的这座城市怀有各种不满。
人们抱怨这里房价高、雾霾、缺水、缺电、堵车，吃食粗糙，公交拥挤，通勤时间长，交通管制频繁……总之，一切跟“宜居”有关的东西都会遭到无情的吐槽，批评的最终指向经常是规划——因为“规划差所以北京不宜居”：为什么马路修得那么宽？为什么街区的尺度那么大？为什么中心区不建高楼？为什么机关大院的围墙那么高？为什么公园与家的距离那么远？
600年前的总规划师姚广孝，很可能会困惑于今天人们的各种不满。在他为北京城设计的那张蓝图里，也许无所不包，却唯独没有“宜居”这个词。作为京城的总规划师，姚广孝深知老板朱棣的心思，大明王朝千里迢迢到这个地方建都，肯定不是为了“宜居”。否则，皇帝大可留在金陵城里继续莺歌燕舞，或者另找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安营扎寨，“直把杭州当汴州”。
朱棣看中这块濒临塞外的风沙之地，有着他深远的考虑。南京的朝堂之上，无人看不出这位新皇帝的意图，“天子守国门”的决心让臣子们莫不叹服，他们开始用恢宏的词藻赞美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北方城市：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实在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
新都城的选址定下来后，北京城的一切按照朱棣的需求来设计：要有巍峨壮丽的建筑，要有宽阔笔挺的马路，要有方正阔朗的格局，要有整齐划一的秩序。总之，一切要求大尺度，要求壮丽与恢宏，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皇城不气派，如何镇得住下面的臣民？
在总规划师姚广孝的眼里，京师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军事防守与皇权的展示，如果一定要“宜居”，那只要朱棣一个人的“宜居”就够了。他一定想不到600年后的今天，小民百姓也会对这座城市提出“宜居”的苛求。
对北京城最早的缔造者们来说，能够拆除围墙，打开城门，开放市场，允许营商与迁徙自由，就已经是莫大的恩赐，还指望“宜居”？除非北京能像香港、上海那样，从一开始就按市民的需求来规划城市。
从1421年到1949年，北京城都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城的规划仍然承担着太多的政治使命，市民的需求被尽可能地压缩。
从一开始，北京城里的大马路与大广场，就不是为了方便市民的生活，而是出于军事检阅和政治集会的需要；地铁最初的修建也不是满足通勤的需要，而是出于战备需要，“必要时，一号线可每天从西山运送5个师到北京市区”；长安街在规划时甚至考虑到飞机起降的可行性。
毛泽东甚至还设想让北京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他希望从从天安门上望下去，能看到一片片烟囱。所幸这个画面没有出现，但北京确实在毛主席的顶层设计下，曾经发展为一个大型工业城市，直到最近十年才艰难地完成产业转型。如果一开始就朝着“宜居城市”的目标发展，北京早就是一个优质的政治、文化与服务业中心城市，哪里会走那么多弯路。
“宜居”重要吗？
作为一个曾经的北漂，我常常困惑于北京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人们对“宜居城市”通常有一些预设标准，比如逐水而居，物产丰饶，良好的空气与绿化环境，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优质的公共服务。如果按照这些标准，北京可能是中国大城市重最不宜居的城市之一，但问题是北京又是中国大城市中人口吸纳能力最强的城市，没有之一。
为什么？是不是“宜居”根本就不重要？若论“宜居”，那珠海、海口、三亚这些中小城市，应该是最“宜居”的。事实上，根据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宜居城市排行榜中，这三个城市确实名列前茅，前十名只有香港与深圳两个超大城市，其他均为中小型城市。
问题在于，人们根本不会根据“宜居排行榜”来选择城市。很多大城市都不宜居，却丝毫不影响其人气指数。那么，城市吸引人口的筹码到底是什么？有人马上想到“资源”，北上广拥有全国最优质的教育、医疗与行政资源，所以能够吸引到最优质的人口。
这么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深圳是一个最好的反例。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深圳不仅土地资源，教育、医疗与行政资源排名倒数，但丝毫不影响深圳强大的人口吸纳能力。
北京、深圳以及东莞、无锡，靠什么吸纳到那么多的人口？答案显然不是“宜居”，也不是“资源”，而是“宜业”，人们挤破脑袋来到这些城市，你当真以为过来呼吸新鲜空气？找工作、挣钱、实现人生的价值才是正经事。有这个前提在，人们完全可以忍受一线城市的各种不易。
城市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真正魅力在哪里，不言而喻。
“宜居”和“宜业”，不可兼得
人们对“宜居城市”的一种理解是，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短距离的通勤；另一种理解是，较低的容积率、较高的绿化率、疏散的人居环境。在中小型城市，二者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但在大城市，二者很可能是冲突的，只能取其一。无法想像一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还能在保证容积率的基础上做到小尺度的通勤。
北京和香港可以看作是两种宜居概念的极端，北京的大尺度空间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较低的容积率与相对疏散的人居环境，但它的问题同样很明显，这里就不赘述了。相比而言，香港确实满足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短距离的通勤等条件，但其高密度的人居环境、狭小的居住空间同样饱受诟病。
根本的问题在于，城市要发展壮大，就需要有大规模的人口与产业聚集，城市的价值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但聚集同时带来竞争的压力，城市的水资源、土地资源、道路资源被摊薄，用水难、房价高、堵车等城市病随之出现。这个矛盾仅仅靠空间尺度的规划是无法解决的。
对大城市来说，“宜居”和“宜业”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一面。
也许可以这么说，城市最早为战备需要而设计，后来是为了权力的展示而设计，到今天则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设计，“宜居”的诉求从来就没有摆在第一位。暂时来看，城市不会让生活更美好，至多只会让你的就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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