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名琛
叶名琛是清朝中后期著名将领，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人称六不总督，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叶名琛生前叱咤风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变乱纷起的环境中，多少总督、巡抚因不能应付时局而落马，但偏偏叶名琛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叶名琛吗？
六不总督叶名琛——清朝中后期著名疆臣
“海上苏武”叶名琛重要事件
概括
晚清对敌中，有马饿死，此马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战死于广东沙角炮台的守将陈连升乘坐的黄骝马。此马为英兵俘虏，但不接受英人之食，终日嘶鸣，以“义节之马”而为后世敬仰。又有高官饿死，此人即是叶名琛。作为晚清御敌过程中牺牲的最高级官员，叶名琛死得还是壮观的。他不食英人食物，效仿周代伯夷、叔齐兄弟俩，活活饿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然而，人们除了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他的外交失措外，长期没有正视这位倒霉的悲剧人物，他连一匹马的名声都未曾得到。叶名琛是否愚顽，是否错误处置亚罗号事件，是否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则需要我们慎下结论，以避免长期以来脸谱化晚清人物的历史观。
官场仕途
叶名琛于道光五年（1825年）中副贡生，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取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陕西兴安府知府，其后历任山西雁平道、云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广东布政使等官，道光廿七年（1847年）升任广东巡抚。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与两广总督徐广缙一同支持在鸦片战争后阻止英国人入广州城运动，因此功封男爵；其后又因在广东征讨盗贼反乱，亲自处决犯人，诛杀数万叛贼。当时因清朝上下排外气氛高涨，属于强硬派的叶名琛受到重用。咸丰元年（1851年），赏加太子少保衔；咸丰二年（1852年），升任两广总督；咸丰五年（1855年），加封为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
获爵位
《清史稿》称：“ 名琛性木， 勤吏事， 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 因狃於前事， 颇自负， 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 略书数字答之， 或竟不答。”
但这位自负的疆臣， 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深得咸丰帝宠信， 长期担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其间， 最有争议之事是其动用民意， 遏止英人进入广州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允许英人五口通商， 得派领事于五处， 专理商贾事宜。于是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 均相继设立领事馆。但是， 最先和洋人接触的广州城， 却碰到了地方的强烈抵制。史载， 当时因广州绅民“ 平英团” 与英人在三元里决战后， 积嫌已深，乃“ 合词请于大府， 毋许英人入城” 。时耆英为两广总督， 不能禁遏，而英人又屡请履行条约， 允其入城。耆英既不敢纳又不敢拒， 就秘密告诉英人， 说粤民鸷悍， 请徐图之， 期以二年后践约。道光二十九年（ 1 8 4 9 年） ， 耆英被召入京， 徐广缙代为总督。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 要求履行耆英的答复。徐总督秘密召集诸乡团练， 先后达到十多万人。他们驾着小船围攻英船， 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英国人本准备把徐总督滞留为人质， 但是， 十多万人的齐声呼唤， 气势震天， 英国人害怕了， 不再提入城之事。
此时， 广州地面一派群情激昂， 说洋人其实很好控制， 有些人甚至提出干脆乘胜断绝与洋人的通商。香港总督文翰照会徐广缙， 表示愿重定通商专约。广州方面要求将严禁入城的意思写进约定之中。文翰害怕因此阻碍通商大局， 于是同意了这个要求。
整个过程中，叶名琛是二把手， 广东巡抚， 积极参与此事的策划和执行。所以， 当他和徐总督一起上疏时， 宣宗大悦。诏曰：“ 洋务之兴， 将十年矣。沿海扰累， 糜饷劳师， 近虽略臻安谧， 而驭之之法， 刚柔未得其平， 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 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 徐广缙等悉心措理， 动合机宜。入城议寝， 依旧通商。不折一兵， 不发一矢， 中外绥靖， 可以久安， 实深嘉悦！” 因封广缙一等子爵， 并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后来，徐广缙被调往剿办洪秀全起义。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就任港督包令重提入城旧事，被叶名琛断然拒绝，包令乃记恨在心。英政府的广东领事巴夏礼也和包令一样，入城不得，便等待时机以扩大在华利益。叶名琛固执地认为只要动用民心，即可阻止西方入侵，同时不顾条约规定，无视所谓“国际规则”，的确顽固迂腐。但问题是，如果接受不平等条约，一定可以避免进一步的侵略吗？虽然这是个无法得到答案地设问。
亚罗号事件
可耻的侵华借口“亚罗号事件”
如果把19世纪的西方扩张，换成现在流行的话语即所谓“全球化”的话，那么，叶名琛是全球化的绊脚石。
时下中国以饱满的热情拥抱至今并无定论的所谓“全球化”，并伴随着“规则意识”的“觉醒”。但是，在激情之余，我们是否应该冷静思索全球化这一模棱两可的词句下所暗含的规则意识，以及到底这是谁的规则，其中又体现了何种正义呢？
晚清以来，国际社会的规则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惟其改变者，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919年国人发现的“强权即公理”，是否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了呢？这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其说是改变了国际社会的规则，毋宁说是提高了国际社会原有规则执行的成本。对于规则本身，并没有造成根本的颠覆。
从这个问题的思考出发，回顾一下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以期证明规则意识的本质是强权意识。
亚罗号（Arrow）实在是一只不起眼的小商船，就跟当时众多的中国商船一样,它利用了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曾经在英属香港登记，以期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干些规则之外的勾当。但是，当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登船查禁海盗时，这只船的登记证刚好过期。有三件事情证明中国对此船的检查符合国际法规定。其一，此船只登记证过期（英国议员在下院作证时已经自己证明了这点）。其二，此船并未像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所言悬挂了英国国旗，而只是悬挂了信号旗。所谓中国水师扯下国旗，应该是扯下信号旗。其三，即便英国宣称对此船有管辖权，但是，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惯例，悬挂国旗的船舶必须与船旗国有真正联系（亚罗号的船主曾是中国人苏亚成，后为苏亚明，而他雇用英国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做船长并不能改变此船的物质所有权），船旗国应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的管辖和控制权（ 即仅仅悬挂国旗是不够的）。同时， 国际法惯例赋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属于某国时，某国可以根据下列情况进行检查（即登临权）：该船从事海盗或贩卖奴隶的行为；无国籍；拒绝展示国旗；虽然悬挂外国国旗，但实际上与军舰国同一国籍；等等。
从澳门运送大米到广州的亚罗号在被检查前，已经被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Josedo Rosario）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澳门当局曾经准备登临船只检查，却被亚罗号逃脱。而当此船到达广州时，梁国定接到报告，此船上的一名海盗梁明太竟然大模大样地以水手的身份出现在亚罗号上。水师们当即上船缉拿全部14名水手。经过肯尼迪的斡旋，梁国定带走12名以资调查。 至于中国水手是否扯毁了英国国旗， 据梁国定说， 当时并未见该船升起任何国旗。而英国《泰晤士报》的最初报道，也未提及此严重事件。同时，香港的英文报纸也报道说，一艘在案发时停泊在旁的澳门划艇证实并未见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
但是， 狡猾的肯尼迪在水师走后， 突然升起了米字旗！ 而巴夏礼则得报后赶往码头， 拿出《虎门条约》， 要求按照规定将人交还。道光二十三年， 即1 843 年， 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也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 如凡中国人与英国人“ 交涉词讼” “ 其英人如何科罪人（ 即定罪） ， 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 发给管事官（ 即领事馆） 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方面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人也不是英国人， 不适用《虎门条约》。巴夏礼极为强横， 双方争执中，一个水勇打了巴夏礼一巴掌。
巴夏礼旋即转而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 并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压水手，公开道歉。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12人中有粱明太、粱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并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交涉中，叶名琛据理力争，声明亚罗号是中国的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1 00 0 洋银购买， 且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 无侮辱国旗之事。得到巴夏礼的禀报后，英国公使包令查出此船的香港执照已经过期两个礼拜；但是，他暗示中国人并不知道，应该向中国人说明此船完全受英国的保护。随后，包令、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此时他们通知英国海军准备扣押一艘中国官船） ， 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 限叶名琛2 4 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
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 叶名琛决定让步， 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了海盗的另外1 0 人。次日，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许文深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
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叶名琛发布告示，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到底是以规则意识参与全球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件“与虎谋皮”的大事，亚罗号事件的教训实在发人深思。
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 从纯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 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英国人的蓄意侵略和叶名琛的处理手段，得到马克思的理性评价。马克思在两个月后写了《英中冲突》一文，以社论形式登于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文说：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在西方舆论对叶名琛的一片谴责声中，只有马克思赞扬了叶名琛。他说：“ 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马克思还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社论中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 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 他说， 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无礼，“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六不总督
战争开始后，叶名琛上书咸丰帝，说道：“ 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 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可见他是把作战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
事实上的叶名琛， 一方面表现得非常镇定，他“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 。当英军三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 叶名琛正在阅看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 必无事， 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 可传谕收旗帜， 敌船入内， 不可放炮还击。” 次日， 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 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 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却害怕了， 说“ 风大， 难马射， 请早收围” 。叶名琛这才退堂， 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议对策， 断言十五日无事。
叶名琛的镇定， 首先来自他的巫术活动。原来他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 长春仙馆”， 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 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语。其过十五日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而广州城恰恰十四日沦陷。当时民谣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
但是， 另一方面， 叶名琛还是作了积极迎战准备的。除了发布告示悬赏杀敌外，他还下令整备团练二万余人。各地民团积极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 同仇敌忾”。民团的骚扰也有一定的效果：其一，他们用装满火药的沙船袭击岸边的英军军营，虽然没有炸死他们，也着实吓唬了这300名士兵。其二，他们沿用赤壁之战的火攻之法，用四只筏子，点燃后漂到英舰旁，造成了英军的混乱。其三，英军的一艘小船，曾经碰触到民团抛掷的火药瓶，烧毁。
广东水师也发动了袭击。比如， 他们安放的水雷爆炸， 可惜稍稍提前了一些。再有， 广东水师的几艘战船曾经炮击两艘英舰达二十分钟。同时，水师船只不停地骚扰英军补给船，并发动对英军驻扎地的火攻。
如此看来， 叶名琛得名“ 六不总督” ， 即“ 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相臣度量， 疆臣抱负， 古之所无， 今亦罕有” ， 实在是冤枉。其的原因，一在于随后中国战败，总要有个替罪羊，叶名琛就成了众矢之的。其二， 对叶名琛的“ 六不” 定论， 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如此则无法能够全面再审视这位悲剧人物。据学者考察，叶名琛当时能够动用的兵力非常有限，因为南方的绝大部分兵力都被抽调到镇压太平天国的前线去了，英军是趁虚而入，动用民团是不得已的办法。在有限的条件下，叶名琛是战了的，只是战而不胜。同时，他拒绝讲和，也无可厚非；如果讲和，无异于投降。因此，他没有和，也没有降，也没有逃跑，一味死顶，则是事实。但是，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是他的扶乩求仙，实在是愚昧之极。
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但何尝不是帝国的无奈呢。（www.ngnvip.com）
六不总督叶名琛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强硬应对入侵者
1849年，英国人要求进驻广州城。叶名琛不答应，他指挥广州各地组织乡勇，全力备战，防止英军来袭。据当时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的报告称，那时，有成千上万的农村武装进入广州城，誓与广州共存亡。英国侵略者也被吓着了，于是改变策略，要求和中国政府谈判。叶名琛和另一个总督徐广缙干起了一件封建社会最胆大包天的事，那就是伪造皇帝诏书。最终，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的企图破灭了。当时，广州民众还特意搭建六座宏伟的彩牌楼来为叶名琛和徐广缙庆功。道光皇帝更是开心得不得了，还破例加封叶名琛为男爵，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极少数成为男爵的汉人之一。
间谍战突击侵略者
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叶名琛依然采取强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10月14日，英国海军虏去一艘中国水师的官船。21日，英军攻击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当时，叶名琛的精锐部队都在江浙作战，广东的财力基本已经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消耗殆尽。他无兵可派、无险可守、无钱可用，只好与英国侵略军展开间谍战。1856年，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统，侦察敢于为英国侵略者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逮捕了七八十人。他还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英国人后来也承认，从叶名琛治下的广东几乎得不到什么信息。与此同时，叶名琛启用了他多年来经营的谍报系统。这些探子与叶名琛信息交流频繁，每五天就联系一次，给叶名琛提供了大量关于香港的英军部署和调动的情况。叶名琛自得地说：“我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知己知彼使叶名琛在广州作战的初期获得了胜利。
变被动为主动的袭击
此外，叶名琛以重金鼓舞士气，凡斩英人首级者赏银元三十，务必把英军“根诛尽灭”。他积极采取袭扰战的方式，使英军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顾。夜晚时他派遣沙船，满载炸药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军。同时，还派出火筏对英舰进行火攻，使英舰不敢靠近岸边，从而减少了白天中国陆军所受到的炮火压制。11月15日，中国水军还趁大雾垂江炮轰英国舰队长达二十分钟之久。英军司令西马糜厘对叶名琛的战术毫无办法，法军见势不妙借口保卫香港早早地撤出了广州。经过四个月毫无结果的对峙，疲惫的英军不得不放弃进攻广州的意图，开始撤退。
同时，叶名琛对英军的后勤基地香港展开了攻势。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叫苦不迭。叶名琛还派人突袭香港。1851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英军的巡逻队，杀死一名英军军官。这类的突袭行动还很多。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在面包房里秘密地放进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叶名琛的行动使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大批英国人逃到澳门避祸。1857年7月，包令也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
遭汉奸出卖兵败被俘
叶名琛运用间谍战、贸易战和袭扰战，依靠士绅训练乡勇积极抗击，没有让英国人占到任何便宜。
然而，朝廷似乎有点胆小怕事，叶名琛将胜利的消息上报后，非但没得到皇帝的嘉奖，朝廷反而训斥他不该轻启战端，要他与英国人谈判。
1857年10月，额尔金率领援军进驻香港，敌我双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额尔金在听取进攻广州的英军指挥官西马糜厘报告后，深感叶名琛是个很难对付的军事将领。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盘算怎么对付叶名琛，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最后，他决定避开叶名琛，直接找中国的皇帝。但是就在这时，一艘广州的官船被英军截获，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军获得。包令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叶名琛已经无兵可派没钱可花了，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包令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不顾已经被解职，奔上额尔金的旗舰力劝额尔金改变北上的决定。
就在这时，汉奸出卖了叶名琛，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见势不妙，便同敌人勾结，英军轻易占领广州。叶名琛忠于职守，不离督府，最终被俘。
被满清政府刻意丑化
广州沦陷后，英法联军在此建立了傀儡政府。英国人认为“叶名琛无疑是英勇、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要想完满解决如何占领广州这个难题，“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
广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导致作为帝国心脏的北京被占领。难逃历史罪责的满清政府利用当时在广州的英国人制造出来的谣言转移视听，将叶名琛丑化成一个自大傲慢又愚蠢的官员，战败的责任就由皇帝和清廷那里转移到叶名琛一个人的身上。
就这样，在外国侵略者、汉奸和清廷三者心照不宣的推波助澜下，出现了薛福对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戏谑。
就这样，叶名琛由一名能攻善守的将领变成了一个“千古罪人”。着实让人惋惜不已。
六不总督叶名琛的悲剧下场
鸦片战争之前，在广州做官，是肥差。但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广州做地方大员，却是一个苦差事。因为两广总督，要负责五口通商事务。尽管打了一场败仗，被迫开了门，但在皇帝眼里，所谓的五口通商体制，无非是从前一口通商的扩大而已。外夷的事，从前没有官方之间的交涉，现在不能没有了，但也仅限于广东地方的地方官。让他们远远地支应着洋鬼子，别让这些人来烦皇帝。然而，洋人不好对付。打仗之前，洋人就多事，打完了仗，他们的事就更多了。谁做两广总督，谁麻烦。
叶名琛1847年做广东巡抚，协助耆英处理通商事宜，1852年做两广总督，独当一面。一直到战争爆发，1857年被英法联军掠走，一直在做这个苦活儿，跟惹不起，而且总来惹你的洋人打交道。更苦逼的是，这期间恰好是天下多事之秋，遍地烽烟。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则是两广起事的野心家觊觎之地。作为地方大员，叶名琛一方面要镇压农民起义，应付洪兵的围攻，一方面要保障贸易，维持广州的财源，为陷于困境的朝廷分忧。
叶名琛的个子很高，有1·8米左右，后来的名臣，大概只有李鸿章可以和他媲美。但是，人却很邋遢，袍子穿得很脏，都不肯洗，生虱子是免不了的，大有王安石的风格。家里有钱，但他很节省，也很清廉。这一点，使得这个人很得道光和咸丰这两个超级喜欢节俭的皇帝的欢心。叶名琛的前半生，相当顺利，中进士，点翰林，由翰林院编修外放，一路顺风顺水。此公出身官宦世家，祖上曾经是成功的商人，商而优学，到叶名琛这辈上，已经是几代为官做宦，成为汉阳名绅之家了。由商而入仕，是清代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样出身，混出名堂的人不少。如果不是后来摊上“夷务”栽了，叶名琛多半也是一代名宦。因为处理内政，他的确有两下子，尽管杀人如麻，但毕竟击退了洪兵的围困，大体扫清了两广，给朝廷保住了这个财赋之地。手里的本钱，除了那些不中用的绿营兵，就是一些乡勇。应该说，他的作为，不比当年任何一位名臣差。
但是，碰上了洋人，他的才能，也就打折扣了。也没法不打折扣，因为他的使命，本身就很尴尬。他负责通商事务，但皇帝的旨意，却是要尽量把前来通商的洋人堵在外面，能不进城，就尽量不让进城，能不交涉，就尽量不交涉。五口通商，却让五口的对外贸易都瘫痪。当英国人发现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的中国大门，里面居然还有一道看不见的影壁，想通过进一步的修约，打破影壁，进到内院的时候，叶名琛的差事，就更难做了。因为，无论他个人有什么看法，对西方有何种认识，在皇帝那边，都是一道铁闸，他没有任何权限，来谈这个事情。更何况，叶名琛也的确没有这个自觉，去更深地了解西方。
所以，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发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浸透了水的棉花包，软硬不吃，水火不进。无论你说什么，他都给你挡回来。如果洋人去找别的官员，人家又会将他们推回到叶名琛那里去，因为按体制，只有他叶名琛，才有资格跟洋人办交涉。而这个叶名琛，连洋人进城这样写在条约里的条款，都不肯答应，又能谈出什么名堂呢？英国人屡屡吃瘪碰壁，法国人因马神父被杀案件的交涉，也被叶名琛搪塞、推诿、扯皮的功夫弄得几乎要发疯。人都被杀了，叶名琛告诉你，那里根本没见过这样一个人。
就这样，叶名琛和他的皇帝，一步步把洋人逼到了非开战不可的地步。事实上，1856年的英国公使包令，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准许的情况下，已经借口亚罗号事件，大开杀戒，不仅轰掉了广东水师，而且轰开了广州城，派兵进城去抓这个令他们恨得牙根痒痒的两广总督。只是，叶名琛事先躲了，才没有被抓到。
虽然说，经过亚罗号事件之后，叶名琛未必意识到了战争的到来，对于战争，叶名琛却也不能说没有准备。他抓紧时间修复了城墙，修复了炮台，重新装备上了大炮，而且还招募了大批的乡勇。也跟当年一样，准备了大批的火船，准备烧敌人的战舰。照例开出了很高的赏格，悬赏英国人的人头。更奇的高招是，花重金派人去香港打探情报，搞绑架、暗杀、小规模的袭击。甚至在香港的面包房里下毒，只是由于砒霜分量下得太大，人们吃下去马上作呕，吐出来了，才没有死人。然而，他的情报却出了大问题，他的探子比下毒的特务还要低能，出了大乌龙。明明克里米亚战争英法战胜了俄国，但他得到的情报却正好相反，是俄国大胜。加上印度士兵的叛乱（这个情报倒是准的），结论是，英国根本没有力量发动战争。所以，英法大军开到之时，广州的防御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结果，英法联军，就像喝粥似的攻下了广州城。叶名琛这次没有躲起来，好像也没法躲了，就在官衙里，被人家逮了个正着。当然，城既然已经破了，这个结局，他也是知道的，所以，在衙门都跑空了的情况下，他特意将顶戴花翎戴好，穿上正式的袍服，端坐在大堂之上，等着英国人的到来。
英国人对这个努力保持官派的叶大人，也给予一点尊重，没有扯下他的顶戴花翎，也没有推推搡搡，更没有给他戴上刑具。而且，还给他配了几个仆人，带上了他爱吃的一些米粮，请他上船。叶名琛自己，一直以为英国人会带他去见英国国王，但是，他的旅途终点，却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其实，到了目的地之后，很长时间他不知道到了哪里，当知道身在印度之后，只好随遇而安。在加尔各答，他写诗，作画，见客。直到从中国带来的米粮吃光，于是绝食，“不食周粟”而死。
在清朝的传统里，一个封疆大吏，城破之日，最好的结局，就是战死，战死不成，那么就自己上吊抹脖子好了。如果逃走，那么肯定要被治罪，连累家族都抬不起头来。但是，不死，做了俘虏，名声也会大坏。在中国，传统是不待见俘虏的，所谓不待见，主要是自己人不待见。当年，力战力竭而被俘的李陵尚且遭到满门抄斩，何况别个？所以，时人讥笑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肚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直到今天，这个叶名琛，依旧是个白鼻子的丑角形象。
显然，叶名琛并不怕死，而且也有条件自杀，他的不死，是由于他负责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守，当然守不住，战，更是没有资本，而和，虽是皇帝之所愿，但不答应洋人的要求，从何去求和呢？既然不战不和不守，投降和逃跑根本又不可取，那么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当俘虏了。在外人看来，叶名琛做了俘虏，被抓到了洋人的军舰上，甚至被押到了印度加尔各答，依旧撑着天朝大员的架子，不过是死要面子而已。但是，当事的叶名琛却未必这样看。对他来说，他跟洋人的交涉，就是这样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已经做了俘虏的叶名琛，在英国人面前，一直努力在保持自己作为受命与洋人办理交涉事务的封疆大吏的架子。对他来说，无论英军将他押解到什么地方，他都是在履行他的职务。所以，被人押到了英国的无畏号军舰上，他认为这是为了要见英国的远征军统帅额尔金，额尔金久候不至，他还感到奇怪。甚至到了加尔各答，他还认为有机会见到英国国王，甚至觉得，只要见到了英国国王，他有机会说服人家。
当然，他的使命永远都不会完成的。所以，到了后来，他似乎有点明白了，自己写诗，自命苏武。只是，他比苏武还惨，苏武还肯吃匈奴的牛羊肉，而他，带去的米粮没有了，就死活不肯吃饭了。然而，不食周粟的壮烈，并没有感动皇帝。在他的被运回国内之时，咸丰皇帝对这个致死都没有忘记使命的臣子，没有一点恩典，家人只能将他草草下葬。
叶名琛是后来历史上众人眼中的怪物。其实，他就是一个那个时代所能做得最好的王朝官员。他的作为，比起破城之后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要好到不知多少倍。这两个宝贝，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居然在联军的卵翼之下继续任事，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政府首脑。但是，偏偏这俩宝贝，皇帝没有怪罪，后来的史家也没过多地批评。反倒是这个叶名琛，名声大坏，惹后人笑了又笑。
在今天看来，叶名琛的确有点可笑，他跟他的皇帝一样，始终没有走出天朝上国的幻觉。即使现实令他头破血流，做了俘虏，他还是走不出来。在他负责五口通商事宜的几年中，他始终将维持朝廷体制和尊严放在第一位。不大乐意见那些前来交涉的夷人，即使不得不见，也不能在两广总督的衙门里，因为，不知道该给人家开哪个门，决不能用敌体之礼，那就意味着他跟外国的使节，平起平坐了。在他眼里，始终认为对于英国人来说，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只有英国国王，偏偏英国国王，又不肯屈尊前来。
有实力的人，自大一点，人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根本打不过人家，不堪一击，却依旧撑着高人一等的架子，未免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清醒地意识天朝的衰落，古老的中国，终将被带入西方世界的人，有吗？根本就没有。即使后来的洋务派好汉，办洋务求中兴，也未必能清晰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
叶名琛不怪，甚至也谈不上迂腐，在那个时代，那个位置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员，大概也只能这样。后来的人，其实没有资格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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