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
方伯谦是北洋水师将领，同时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海军高级将领，一直以来方伯谦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据史料记载，9月24日，方伯谦被清政府以怯战之罪处斩于旅顺黄金山脚下，时年42岁。那么你想升入的了解这位方伯谦吗？
方伯谦——饱受争议的海军北洋水师将领
方伯谦人物简介及生平
早期经历
方伯谦（1854.1.14－1894.9.24），字益堂，祖籍福建侯官，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六岁入私塾读书，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入后学堂学习驾驶，十年（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十三年（1874年），获五品功牌，充“伏波”舰正教习。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奉调入台，教练行营精兵。旋调任“长胜”舰大副。光绪元年（1875年），调入“扬武”舰，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旋在台湾剿抚案内经沈葆桢奏保，擢守备，留闽尽先补用。光绪六年（1880）年留学期满回国。充任船政后学堂正教习，旋调练习舰教习，擢都司，仍留闽省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
光绪二年（1876年）冬，船政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欧洲考察，方伯谦入选。三年（1877年）启程赴英，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习驾驶理法。四年（1878年）毕业，派上军舰实习，先登英国东印度舰队旗舰“恩延甫”号（H.M.S.Emryafus），后应方伯谦自己要求，改登“士班德”号（H.M.S.Spartan），留学生洋监督斯恭塞格称其为“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
七年（1881年），调入北洋，委带“镇北”炮舰。翌年，先后调任“镇西”炮舰、“威远”练船管带。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时值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丁汝昌率舰队赴朝，方伯谦指挥“威远”随行，驻朝鲜马山浦。十一年（1885年）九月十九日，调任新购巡洋舰“济远”号管带，旋因援护朝鲜有功，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保，升补游击，并赏戴花翎。
“济远”舰十四年（1888年），因功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同时，与林泰曾一起赴天津，会同周馥、罗丰禄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翌年初，李鸿章奏保方伯谦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仍充“济远”管带。十七年（1891年）五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图鲁”勇名。十八年（1892年）初，署缺三年期满，实授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
赴朝参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军赴牙山，以“济远”方伯谦为队长。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当局之欲挑起衅端，昭然若揭，方伯谦见状，遂上书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其中与海战有关者二事：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张将北洋水势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书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战争。
先是，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又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运兵船至牙山，以增援叶志超、聂士成军，以方伯谦为队长。六月二十二日晚，方伯谦获悉日本舰队将于第二日开到，遂令不堪作战的“威远”先行返航。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护航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上午7时，行至丰岛附近海面，发现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舰官兵进入战斗岗位，准备迎敌。7时45分，日舰“吉野”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挑起了丰岛海战。在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济远”、“广乙”二舰沉着作战，多次击中日舰。激战中，“广乙”船舵被击毁，伤亡惨重，力不能支，首先撤退。随后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驶避。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不久，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误入战场，与“济远”迎面驶过。日舰“浪速”转舵拦截“高升”，“秋津洲”回航追逐“操江”，“吉野”继续尾追“济远”，逼近至2500米处发炮猛击。“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于中午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得以撤出战场。此次海战，中国军舰“广乙”搁浅自焚；运兵船“高升”被击沉，船上千余名中国官兵殉难；运输舰“操江”被日舰掳走。
回威海后，丁汝昌曾向“济远”管带方伯谦及舰上官兵详细询问作战情形。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李鸿章报称：
方伯谦“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至于方伯谦在海战中的表现，褒贬不一。先是李鸿章于七月初六日致电丁汝昌，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接着，清廷又于七月十一日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
黄海海战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后，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海战中，北洋海军的两艘弱舰“超勇”、“扬威”先后中弹起火沉没、搁浅。战至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方伯谦即率“济远”逃出阵外。僚舰“广甲”见状，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击沉。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九日丑刻，“济远”首先回到旅顺，方伯谦报称“济远”“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相隔近4小时，舰队方返回。
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二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同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翌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41岁。（www.ngnvip.com）
百年之冤方伯谦之死
北洋海军“济远”管带方伯谦，因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率舰先退之罪名，于1894年9月24日被清廷以“临阵脱逃”之罪名处斩于旅顺口。百多年来，史学界对于方伯谦之死时有争论，但在大陆的大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均持否定态度，故此问题作为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支课题，只是在专业圈子中为学者所关注。
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战后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中撞扬威”三条大罪被正法于旅顺军前。有人认为，三条罪名并不成立，方伯谦被杀不是罪有应得，而是晚清一桩冤案。
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1894年9月18日)清晨，即黄海海战的次日，方伯谦担任管带的济远舰以炮毁船坏，无法归队先于舰队直接回旅顺。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刘步蟾于电李鸿章称：“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拦腰撞坏扬威”，对方伯谦要“严行拿办”。八月二十四日，方伯谦为丁汝昌所拘，二十五日天未明时，即被处死。
丁汝昌从电请参办方伯谦到对方伯谦的正法，只短短三天，中间且未经任何审讯。有人认为，李鸿章、丁汝昌以雷霆手段处死方伯谦，其实质在于把方伯谦当作替罪羊，为李鸿章、丁汝昌的战败责任开脱。因为黄海战败，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者李鸿章难辞其咎，舰队提督丁汝昌也罪责难逃。为了脱罪，他们千方百计找替罪羊，炮制出诬方的三条罪状，将战败责任全推在方伯谦头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济远舰不是“首先退避”。济远舰是因在战斗中遭受日舰的炮击引起舰体起大火而不得不于下午1时10分之后首先退出战场，这是事实，连李鸿章在处斩方氏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真正“临阵退缩”者应是广甲舰吴敬荣。济远舰是在被4敌舰截击在阵外受围攻，激战三个小时之后，左翼的致远已沉，广甲惧逃，经远离阵自救，只剩济远一舰孤军作战，得不到主队的救援，又因船坏炮毁，人员伤亡严重，于危急情景下冲出重围西撤的。从3时30分以后至5时30分，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周旋，且战且退，“战至日舰收队”。
其次，北洋舰队战阵之乱，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非方伯谦之罪，实应由丁汝昌、刘步蟾负组织指挥不当，编队队形失误之责任。
指挥不当。开战之初阵势已散乱，并把最弱之舰抛于阵脚。当丁汝昌获得日军舰队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军起锚追击。“各军闻令，争先起锚”，由于各舰速度不一，且有些舰只起锚时间较长，于是北洋舰队“不及列队，零落而出”。而就是如此情况下，丁汝昌却令旗舰以八节的速度航行，以致在后之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均赶不及。舰队阵形有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战争发动后，丁受伤，但伤势并不重，却放弃了统帅全军作战之责。舰队没有总指挥，旗舰失去指挥作战功能，敌乘势以快船攻右翼弱舰，复又夹攻；北洋舰队，截击左翼诸舰于阵西，使北洋舰队形势处于极不利地位。这点就连日军后来在总结这次战役时，都发出感叹：“方其战时支那舰队泛沉于汪洋巨浸中，若离若合，一似全无纪律者”，“支那舰队本无次序，至此更无纪律……而其散漫无纪，可叹也”。
刘步蟾擅自改变舰队接战队形，更使船队混乱。海战开始，旗舰“信号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以主舰居其中”，以致“自其开始交馁，即列成凌乱之半月形”。这种阵势，形成了在海战中的不利态势，不利于舰队机动，不利于舰船火炮的发挥，只能使用前主炮射击，不能发挥后主炮和两舷副炮同时射击作用，又不易保持队形，反易遭敌舰炮火命中。刘步蟾又过早下令发炮，“所击皆不中，尽落于海”，并把丁汝昌震掀受伤。此皆组织指挥不当所致。交战不久，定远舰帅旗于第三次排炮时，被敌炮击落，坠人海中便不再升，战阵更乱，“督旗不升，各舰耳目无所系属，督船忽左忽右，亦无旗令，而阵益散”。舰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形成全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各舰处于各自为战，被动挨打局面。不仅如此，由于日本躲开定、镇巨炮，避强攻弱，围两翼弱舰，逐个围击，于是北洋舰队的队形更形紊乱。
最后，扬威舰不是为济远舰所撞。扬威在开战后不久，于1时10分即已中敌炮起火，向大鹿岛方向撤退，并在大鹿岛附近(东经123°40北纬39°37处)搁浅，于十九日被日海军用水雷轰碎。济远舰退出战场是在3时30分之后，此时，扬威已不在战场，因此，可以断定济远舰绝不可能在战场上把扬威撞坏。同时，济远舰又不可能驶进大鹿岛搁浅处撞坏扬威。这因为扬威是在战阵的右翼外侧，而济远则在战阵之左翼，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相撞是不可能的。扬威由战场向西北方向大鹿岛驶去，济远则向战场的西南转西方向旅顺驶回，两舰相背而驶，间距愈离愈远，无论如何在行驶中是不可能相撞。
方伯谦被杀是不是冤案，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败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败在这个王朝从制度上的根本腐败则是肯定无疑的。这个王朝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力下，也曾被迫学习西方，训练新式海陆军，但这些学习只是在一时被打痛了的情况下的生理反应。一旦伤疤好了，不感到痛了，就转而追求享乐，将保国卫土的有限资源用于个人的奢侈生活，用于维持其对中国人民的专制统治上。战争失败了，不是检讨自己的错误，励精图治，而是忙于推诿责任，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道光帝之于林则徐、李鸿章丁汝昌之于方伯谦，无不如此。
方伯谦之死是一桩冤案吗
1894年9月24日清晨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一个赤裸上身，下身白裤的中年男子，被一队卫兵押向旅顺黄金山下大坞西边的刑场上，刽子手刀风过后，中年男子人头落地，引颈受戮者就是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的右翼副将。行刑之时距黄海大海战仅仅7天。
120年后，方伯谦是畏战逃跑，还是炮坏撤离，被李鸿章、丁汝昌当替罪羊，方伯谦之死是一桩冤案吗?方伯谦的故事?
驻英公使眼中的好学生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大兴洋务，创办海军，这给闽乡子弟方伯谦带来了机会，他在福建船政学堂顺风顺水，1877年，清廷发起海军留学计划，方伯谦成为第一届海军留学生，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习，同学中不乏后来的名将名人：林永升、萨镇冰、严复等。
方伯谦确实聪明，这从当年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的英国监督恭萨尔的评语中可以看出，“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清廷驻英国公使郭嵩焘也说在中国留学生中纵论天下、滔滔不绝者中，就有方伯谦、严复二人。后世有学者再细考时发现，原来在英留学时，因对当地饭菜不习惯，方伯谦和严复二人，就经常带着自己的小老乡萨镇冰去郭嵩焘公使家蹭饭吃，同时炫耀一下学识，也不算白吃，只是年纪小的萨镇冰闷头吃饭，插不上话。
北洋舰队的洋雇员也回忆证实，在北洋海军的会议中，每每议论最多、频频发言的就是方伯谦。在后来发现的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合影照片上，方伯谦赫然坐在老师的旁边，受器重程度可见一斑，而邓世昌却是远远地站在后面。
处理父亲丧事时也纳妾
1875年，23岁的方伯谦就把14岁时订婚的许家小姐娶进家门，可是从此以后，方伯谦纳妾的速度超出人们的想像，1886年12月，他回老家处理父亲的丧事，纳了19岁的李氏为妾，三年后，又纳了陈氏为妾，在此一年后又纳妾葛氏。同时，还在北洋舰队驻扎之地，频购地产宅院于福州、天津、威海、烟台、上海。
如此安逸享受的生活是不是侵蚀了方伯谦关键时刻一决死战的意志呢?著名甲午历史专家陈悦说家境一般的方伯谦和邓世昌不同，邓家是广东贩茶的大家，家境优裕的邓世昌不太关注物质生活，反而时刻想着打仗，为国效力。林泰曾是大官的后代、刘步蟾是从低级军官做起，家境一般的方伯谦更容易贪图享乐。不同的出身，迥然的命运。陈悦说方伯谦身上又暴露出一些人性的弱点，比方说虽有一妻多妾，但方伯谦膝下无子，两个女儿出生后也先后夭折。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保留肉身，传宗接代，又打磨掉了方伯谦的意志。出战之前，在大连湾，一位北洋舰队军官接到家人从天津带来的家信，称夫人添了一位公子，这位军官慨然道：“好，我可以豁出去了，因为有了儿子，我可以对家里尽到责任了。”可是，对于方伯谦来说，他一死，意味着方家绝后，他怎能舍命死战?“方伯谦一定是被吓破胆了。”陈悦说，在黄海海战开战两个多月前的丰岛海面上，在“济远”舰的指挥塔里，这里也是有装甲保护的地方，日舰洞穿的炮弹把方伯谦身边的大副沈寿昌轰死，沈寿昌的下巴还挂在传话筒上，鲜血和脑浆喷溅了方伯谦一身，刚交战时表现尚可，打了几炮的方伯谦从此就消失了，可是不久，他的“聪明”再现，
更改了航海日志，称打跑了日本舰队;他告诫船员下属，为了共同利益，不得说出实情，否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叹的是方伯谦的作战胆量和勇气却早已消失在甲板下面的舵机舱里，从未再现。“和邓世昌不同，方伯谦这个聪明的海军军官从来没有做好作战准备。”陈悦说。
有关方伯谦的争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名叫方俪祥，据称是“名将”方伯谦后人的人突然令中国历史上早已盖棺定论的结论有了些许动摇。方俪祥是新中国海军创建者之一、海军元老方莹之女、国民党中将王伯骧之妻、萧万长长婿之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开始为伯公方伯谦鸣冤，称在甲午海战中，方伯谦率舰与敌拼杀，率舰退出战斗仅是出于战术考虑，实属被冤杀，由此引发一场方伯谦是否有罪的争论。
大连民族学院原副院长、著名近史学家关捷曾经见过方俪祥女士，他说：“1994年，在威海举办了纪念甲午战争100年活动，方俪祥就坐在第一排，本来没想让她发言，可是她说自己大老远从美国跑来，不能不让她讲话。”方女士说伯公方伯谦冤屈，说他没有逃跑，是开辟第二战场了，“哪有什么第二战场呀?”关捷说，说他至少还保留了一条“济远”舰，“大节已失，保舰又有什么用?”关捷说。据称，方家后人拿出了方家珍藏的沈寿昌的血衣，想以此证明方伯谦在战场上没有畏缩，也提出船被打坏，被迫撤出战场的依据，试图为方伯谦翻案。陈悦说：“方伯谦的案翻不了。沈寿昌的血衣只能证明沈寿昌战死在岗位上，丝毫不能证明方伯谦如何勇敢;船坏了就更说明不了问题，当时北洋舰队有好几艘舰船刚交手时被日舰炮火打坏，但是人家都在自行修理后返回了战场，方伯谦的‘济远’舰也可以三点撤出战斗，五点再回到战场也行呀，可是全舰队就他跑回了旅顺港。”关捷也认为方伯谦案翻不了，“想翻案的人拿不出什么新证据。”后来，方俪祥召开了一个方伯谦研讨会，关捷说他找了个借口，没去。陈悦也说这场争论在几年之后，很快归于沉寂，更多的历史学家依据史料还是 “维持原判”，没人再为方伯谦鸣冤叫屈了。
当时，北洋舰队执行的是雍正朝军规，对临阵退缩军官的处罚简单而严厉：斩。
方伯谦顶多有点悲情，但是量刑准确，死罪无疑。
曾以为不会被判死罪
在战场上，各舰兄弟骂他是“满海跑的黄鼠狼”，丁汝昌也讽他“方管带腿好快呀”，黄海海战后很快被关押起来的方伯谦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觉得自己不会被处死，因为朝廷很少有处死总兵的先例，而自己就是总兵军衔，顶多是革职后发配，自己有的是钱，可以打点，不用发配边远地区。9月23日晚，李鸿章将圣旨电传旅顺，死刑令已下，方伯谦这才慌了，他的同学林泰曾联络刘步蟾为方伯谦求情，被刘步蟾断然拒绝;后来，方伯谦又痛哭流涕找旅顺陆军守将宋庆求情，也被痛斥回绝。可能是顾及方伯谦一点面子，行刑时间选在人少的大清早，观者不多。清晨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刚从被窝里被拖出的方伯谦踉跄前行，口中念念叨叨，依稀好像是闽南话。行刑的人是一名天津人，名叫杨发，是丁汝昌的护兵，他手里拿着一把日本军刀，而不是行刑常用的鬼头刀，倭刀带风，呼啸而下，砍了三刀后，方伯谦人头落地，周围的北洋舰队水手没有不叫好的。方伯谦逃避了日舰的炮火，还是在日本刀下做鬼。
据文献记载推测，中国历史上殉葬美女最的帝王，是秦始皇嬴政。秦二世在为其老子处理后事时，是如何处决秦始皇生前众多嫔妃的?这在史书上没有交代，成了一个历史谜团，但推测就是坑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记载，“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灵柩下葬以后，有人对秦二世说，机关工匠们制造，他们随葬宝物都非常了解，如此贵重的宝物，早晚会被他们泄密。安葬大事完结，秦二世多了一个心眼，在珍贵宝物埋藏后，便立即封闭了墓道中门，随即又将墓道的外门放下来，把工匠和负责填放宝物的人全部封闭在墓道里边，没有人再能出来。
这也是反盗墓手法中最为惨烈，也没有人性的一招——“活口坑杀”。胡亥究竟坑杀了多少活口，具体无数据。但可以想见，被灭口的不会是几十人，成千上万也极有可能。在早期帝王级葬事中，一般都会将工匠和知情人“坑杀”，美其名曰“殉葬”。传说当年慈禧下葬时，负责工程的大臣从工匠中挑选出81人负责封闭墓道等善后事宜。告诉工匠们，完事后从另一预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当时心就凉了，这是要灭口啊，据说有一个石便耍招侥幸活了下来。不论此事是真是假，从中透露的信息是有用的，清代皇家下葬时也注意反盗。这些工匠被坑杀殉葬，实在是太悲惨，太冤枉了。秦始皇殉葬的嫔妃，会不会以“坑杀”手段来处决?
秦始皇的后宫是古代帝王中人数最为壮观的，他在灭了六国后，将六国后宫里的美女，也一并“接收”了。秦始皇后宫内可谓是真正的“美女如云”，因为美女太多，住的地方都没有，秦始皇还专门为这些美女建造了一两百里相连的华丽宫室，给她们居住，供自己戏乐。秦始皇一死，这些女人惨了。秦二世说，“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意思是，秦始皇后宫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不宜放他们出去”。这些女人最后没有人能再活着，统统被处决殉葬。可以想见，当时决算的场面是十分十分恐怖的，恐怕哭得是地动山摇，闻者浑身发拌。到底有多少漂亮的女人殉葬了秦始皇?《史记》上也没有确数，司马迁用春秋笔法，以“死者甚�”一带而过。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死的人很多，数量巨大。
这些女人最后是怎么被处死的?如果带到“行刑室”，显然是很费事的，生前地位显赫的宫妃可能是这样的死法，死后以棺材收殓，随葬地宫。但绝大多数可能都享受不到这样的“死法”，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坑杀，这种处决手段也是最省事、最能保留全的方法!这种“坑杀”不会是挖个大坑，让这些女人站到坑里，或是将这些女人推进坑里，应该是以与秦始皇最后道别的理由，将这些嫔妃诱引进秦陵的地宫中的不同厢室，然后突然关室门，将这些可怜的女人永久封死在厢室内，秦二世说不宜放出去，也许就有这意思。有朝一日，秦陵被考古发掘了，可能就会真相大白。但我这种推测并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在先秦及三代时期，这样处决殉葬者的事例很多，也是常用手段。
西汉时，出了一个“盗墓大王”——广川王刘去，刘去盗了等级很高的古墓。其中有一座是周代最后一位帝王周幽王的墓。周幽王的墓修得十分高大，墓门打开后，刘去发现，往下全是白垩土。这土实际是一种石炭岩石，有一丈多厚。刘去的手下费了老大的力气，才将挖去白垩土。再往下又看到了大量的云母石。再往下挖了一尺多深，意外看到的100多具尸体，纵横交错，相互枕靠，叠压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个男的，其余全是女的。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站着，身上的衣服款式和活人穿得一样。周幽王地宫中出现这么多女人是一回事情?就应该是殉葬的女人。这些殉葬的女人形态、姿势各不相同，就是坑杀造成的。如果是之前处死的，应该是有规律地摆放，人不是乱七八糟。
女娲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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