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到底是怎样的
其实历史上的商纣王并非只是残暴，而在历史上的贡献也是有的，而对于商纣王的六宗罪虽然是不可磨灭，但是你知道历史上的商纣王到底是怎样的吗，对此揭秘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到底是怎样的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揭秘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到底是怎样的
商纣王的历史贡献：
1.他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商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
2.他曾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反对神权，改革旧俗。
3.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大胆地从中下层提拔了一批新人，为其革新路线服务。
4.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是统一古代中国的先驱者。
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
首先，”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再莫名其妙的人，也不会如此不堪地往自己的脸上抹灰吧！他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的第三十二位帝王子辛，也叫”帝辛”。
据正史所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殷商末年，它有两个主要的敌手：西部的周方国及东部的夷人部族（甲骨文里被称作人方）。
由于周方国在西部行征伐之权，国势迅速强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不过文王曾与纣王在山西黎城恶一场，被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文王的统一大业将就此完结，而文王被俘、囚于�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姬昌很可能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
自此，武王姬发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而纣王则变生肘腋、两面受敌。击败周军以后，纣王略作休整，便兵发东夷，无暇西顾，使周方国得以重整旗鼓。
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
夷人尽管善弓，但商军的箭镞以青铜打造，精巧而锋利，其射程远、杀伤力大，而且商军作战部队中甚至出现了“象队”，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象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人的胸膛然后把尸体抛向空中，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被纣王指挥的商军一阵冲杀，层层包围，东夷人的部队大部分做了俘虏?
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
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战争。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其实很多在我们现在对历史商所有帝王看来，这六条根本不算什么，甚至有些可以并不认为是罪状。
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 濮、蜀（均居今汉水流）、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今河南孟县南）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 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我爱昆仑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从此，站立了数百年的商朝灭亡。 (www.ngnvip.com)
商朝的灭亡真的和妲己有关系吗
每个王朝的灭亡，几乎都与一个女人有关，上古的夏、商、周三代也不例外。夏桀时的妹喜，商纣王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
事实上，历史上这类女子多被冤枉，商纣王时的妲妃也算一个，把一个政权的灭亡完全算到一个女人的头上是欠公允的。
据司马迁的说法是：纣王我爱昆仑而死，妲己为周武王所杀。另外《世说新语》中引孔融的话说，周师进入朝歌以后，妲己为周公所得，后来成为周公的侍姬，这可以从周师进入朝歌以后，再也没有贬抑妲己的话语，得到一些侧面的证实。 周文王和周武王立誓要灭掉商朝，是基于政治发展与私人仇恨所产生的态度，丑化妲己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商朝的灭亡是因为大力经营东南，重心已经转往长江下游地区，使得中原一带空虚，周人才得以乘机蹈隙，硬是把商朝的亡国，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就常识的观点看，也是很难使人苟同的。
帝辛暮年热中于声色之娱与酒食之乐确实是事实，说纣王“惟妇人之言是听”，就是对妲己的话言听计从，这一条罪状，并不切合实际，因为商代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妲己能够影响政治决策的力量，实在微乎其微。
妲己只能算是商纣王晚年生活的伴侣，对妲己，商纣王谈不上言听计从，倘若妲己在被帝辛宠幸的那些年月之中，具有政治权力，何以妲己的族人始终就没有能够得势呢？
如果说苏妲己有罪，顶多只是苏妲己入宫以后，由于争宠而与其他的嫔妃引起纷争，那些失宠的妃子各有氏族背景，因而加深了纣王与诸侯小国之间的冲突而已，如果硬要说苏妲己是亡国的祸水，也未免太高抬她了。其实她是完全做不到的。
考古专家们在商代第一个都城－－河南省偃师商城内发现规模庞大的石砌水池遗迹，证实商代帝王池苑确实存在。《史记》中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考古专家们在偃师商城内发现的“池”，经研究与史籍记载相近，是供商代帝王娱乐的池苑。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说，夏商帝王沉溺于宫室陂池，以前只见于文献记载，而今在偃师商城内发现大型人造水池，不仅印证了古文献记载之确实，而且相当直观地揭示了商代早期帝王池苑的规模。该水池于1999年被发现，长约130米，宽约20米，现有深度为1.5米，四壁用自然石块垒砌而成，池底内凹，水池两端各有一条水渠通往宫城外，与城外护城河相通。
学者们基本否定了水池主要是用来“提供水源”的说法。杜金鹏说，在偃师商城各个宫殿建筑附近有多处水井，说明人们可就近汲取井水，更重要的是，在水池附近也有多口水井，使用年代与水池相同，井内出土了大量汲水用的陶器。水井与水池并列而存，可证明水池的主要用途不是提供生活用水。
杜金鹏说，但大型水池的存在，无疑会提高附近地下水位，从而间接地起到了“提供水源”的效果，也可用来防火、美化环境、改善小气候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纣王）好酒我爱昆仑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我爱昆仑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益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 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后人眼里，商纣王的这种“裸奔”癖好是无法容忍的，纣王也因此成了我爱昆仑君王的代言人。
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苑囿里裸奔，未必就是我爱昆仑。古代有“欢乐谷”的遗俗，为的是解决未婚男女的性问题。周代时，也依然组织男女于桑林里“奔”。《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周朝官方就会指定某些地方作为欢乐谷，令未结婚的男女聚到此处，结识性伴侣，不必履行结婚手续就可同居。
原始人类没有婚姻一说，也就无婚姻制度的产生。到了氏族社会，才开始采用集体群婚制，即一个氏族的男性或女性集体嫁到另一个氏族。这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族群繁衍和防止乱LUN导致族群退化而形成的一个习俗。再到私有制社会，才有了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固定夫妻关系，于是也就产生了婚姻制度。
男子是私有制社会的主体，产生于私有制的婚姻，与人的财产关系密切相关，女子也被看作男子的财产之一。在商周时代，婚姻制度并不完善。那些“奔者”的同居关系并不稳定，他们在某个地方同居一段时间后，等到下一次欢乐谷开放的时节，可能又会跑去挑选新的性伴侣。换句话说，因为他们没有建成稳定的长期的家庭关系，而他们的同居关系又是临时的，他们随时有重新挑选性伴侣的权利。
从考古发现，商周时代的坟墓，半数以上都是单墓，仅有一个商周人孤睡在坟墓里，很少见双墓或合墓的。这也说明当时结婚组建家庭的事例还不甚普遍，结婚也还不够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原始社会时期的习俗，不婚或群婚，单身跟历史风俗有着关系。原始社会时期，是没有结婚的习惯的。
譬如屈原在《天问》中说，大禹“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说的就是大禹和涂山女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和组建家庭，就在台桑“通”，“嗜不同味，而快朝饱”。后来还生下了个孩子启。《史记》里也有大禹“予不子”的记载，大禹从涂山女手中把孩子抢回来。也断定不了孩子就是他的，因为涂山女也是自由的，可以跟其他的人发生关系。
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纣王的历史多数都是根据《尚书》中的记载编写的。后来，随着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纣王有了接近真实面貌的评估。
首先，妲己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苏氏之女，而有苏氏一族在商朝并未得势。纣王晚年热衷色、食是实，虐杀比干也确有记载，但把这些归因于妲己，明显不实。妲己的恶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实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的罪名。
其次，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他不愿意听取臣子的忠言。这一点与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有些相似。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表示，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
纵使纣王的罪行都是事实，跟后代的君王比起来，似乎也称不上暴虐荒淫”得后无来者。远的不说，就说被后世视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纣王已自焚身亡之后，还要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白旗上，同时还割下纣王的两个妃子苏妲己和有莘氏的脑袋示众，其手段之残忍已不输于纣王。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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